考公火爆,但是缩编却默默开始了?
01
经济学“出圈”
2009年以前,财政部曾公开披露地方财政供养人员的具体规模。此后,公开数据逐渐缺失,2009年以后对财政供养人员的学术与政策讨论,大都基于有限的调查数据,普遍缺乏对规模和特征的实时分析。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与结构分析》一文,首次提供了这么一份可供分析和讨论的事实基础,且较为可靠、定义清晰,估算透明。该文发表于2025年7月的《经济学(季刊)》,由张军与同学院刘志阔教授、马欣榕博士生共同撰写,并于同年年底在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举办主题研讨。
令张军出乎意料的是,这篇论文竟然在过去半年间收获了远超学界的影响力。媒体报道、政府回应,它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激起广泛的社会讨论。
这是一份经济学研究不常拥有的待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改革的紧迫性。”张军告诉南风窗。
在财政支出的结构性改革中,对人员经费的控制尤为关键。论文引言中,他们写道:“2022年人员经费支出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比例达27%,呈现出占比高、增速快、刚性强的典型特征。管控和优化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已成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核心环节。”
团队的研究初心,在于弄清楚“保工资”的压力究竟有多大,最终目的是“为财政改革提供基本的事实基础,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决策”。
该图片可能由AI生成

弄清楚“保工资”的压力究竟有多大,最终目的是“为财政改革提供基本的事实基础,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决策”/顾芗·AI制图
他们的研究基于两大基本原则,刘志阔介绍:一是,所有数据都来源于官方口径,选取自《中国会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二是,所有估算和指标界定都公开透明,完整披露计算步骤,保证研究结果是可供读者自行验证的。
研究团队对于“财政供养人员”的定义是“薪酬由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支付的人员”。不同文献对“财政供养人员”的定义存在一定差异,马欣榕在研讨会上说:“我们更关注人员的工资和福利来源是否是财政支付的,而不是他到底有没有编制。”
他们发现,近些年来,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总体规模仍呈上升趋势,2020年已达6846万人。
围绕财政供养人员派生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叫“财政供养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财政供养人数的数量占常住人口之比。2004年,我国的财政供养率为4.01%,2020年这一数字上升至4.85%,其中在职供养人员占就业人数的比重上升到了5.54%。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员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由财政资金支付薪酬。”刘志阔说。
02
错配
刘志阔分析财政供养人员的内部结构发现,事实上,近年来在职的财政供养人员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央政府对编制的严格控制有所成效。
但离退休人员的持续扩大,成为了总量上升的主要来源。“这与人均寿命延长、我国历史上人口出生和就业的‘退休潮’密切相关。”他说。
而这造就了一种“结构性短缺”。宏观层面表现为财政供养人数上升、公共财政承压,但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又面临着“百家推门要编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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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出圈”
2009年以前,财政部曾公开披露地方财政供养人员的具体规模。此后,公开数据逐渐缺失,2009年以后对财政供养人员的学术与政策讨论,大都基于有限的调查数据,普遍缺乏对规模和特征的实时分析。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与结构分析》一文,首次提供了这么一份可供分析和讨论的事实基础,且较为可靠、定义清晰,估算透明。该文发表于2025年7月的《经济学(季刊)》,由张军与同学院刘志阔教授、马欣榕博士生共同撰写,并于同年年底在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举办主题研讨。
令张军出乎意料的是,这篇论文竟然在过去半年间收获了远超学界的影响力。媒体报道、政府回应,它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激起广泛的社会讨论。
这是一份经济学研究不常拥有的待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改革的紧迫性。”张军告诉南风窗。
在财政支出的结构性改革中,对人员经费的控制尤为关键。论文引言中,他们写道:“2022年人员经费支出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比例达27%,呈现出占比高、增速快、刚性强的典型特征。管控和优化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已成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核心环节。”
团队的研究初心,在于弄清楚“保工资”的压力究竟有多大,最终目的是“为财政改革提供基本的事实基础,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决策”。
该图片可能由AI生成

弄清楚“保工资”的压力究竟有多大,最终目的是“为财政改革提供基本的事实基础,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决策”/顾芗·AI制图
他们的研究基于两大基本原则,刘志阔介绍:一是,所有数据都来源于官方口径,选取自《中国会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二是,所有估算和指标界定都公开透明,完整披露计算步骤,保证研究结果是可供读者自行验证的。
研究团队对于“财政供养人员”的定义是“薪酬由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支付的人员”。不同文献对“财政供养人员”的定义存在一定差异,马欣榕在研讨会上说:“我们更关注人员的工资和福利来源是否是财政支付的,而不是他到底有没有编制。”
他们发现,近些年来,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总体规模仍呈上升趋势,2020年已达6846万人。
围绕财政供养人员派生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叫“财政供养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财政供养人数的数量占常住人口之比。2004年,我国的财政供养率为4.01%,2020年这一数字上升至4.85%,其中在职供养人员占就业人数的比重上升到了5.54%。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员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由财政资金支付薪酬。”刘志阔说。
02
错配
刘志阔分析财政供养人员的内部结构发现,事实上,近年来在职的财政供养人员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央政府对编制的严格控制有所成效。
但离退休人员的持续扩大,成为了总量上升的主要来源。“这与人均寿命延长、我国历史上人口出生和就业的‘退休潮’密切相关。”他说。
而这造就了一种“结构性短缺”。宏观层面表现为财政供养人数上升、公共财政承压,但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又面临着“百家推门要编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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