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专栏] 春节的婚事,又因为彩礼谈崩了?(图
如何落地？
事实上，毗邻地区的彩礼治理已有尝试。
2023年起，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联合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单县，组建 “豫鲁联姻”抵制高价彩礼跨省联动议事协调机构，建立两省三县区移风易俗跨省联动机制，通过发布倡议书、万人签字、青年联谊会等活动培育 “低彩礼、简婚礼”的婚恋观念。
在河北省河间市二十里铺村，2017年就推进婚俗改革抵制高额彩礼。图/解雪薇
在浙苏皖三省交界处，长兴县煤山镇与江苏宜兴太华镇、安徽广德新杭镇地缘相连，长期存在高额彩礼交织蔓延的问题。三年前，煤山镇牵头打造三省毗邻区“有礼乡宴”文明实践项目，推行“彩礼转化计划”。
不过，在胡卫卫看来，推进省际联动仍面临现实阻力。不同地区收入水平与历史彩礼基数差异明显，简单统一标准既难落地，也容易引发群众抵触。与此同时，职业婚介媒人开始跨区域流动，而现行备案与监管体系仍以属地管理为主，跨省协查缺乏稳定制度支撑。此外，县级主官主要对上级负责，跨省协作做得好是“潜绩”，做得不好反易暴露本地问题，部分交界县市存在“守界不越界”心态，基层动力不足。
针对以上困境，胡卫卫提出，相比对齐彩礼金额标准，更可行的路径是推动毗邻县市互认婚俗改革示范村、互享红黑名单，建立彩礼纠纷跨省调解机制，并把联动实效纳入省级乡村振兴实绩考核，例如省级层面可通过要求交界县市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定期交换彩礼监测数据，让“联动”从倡议变为必须完成的履职动作。
随着政策层面对跨区域协同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如何把握婚俗自治空间与公共政策介入之间的边界，成为当前治理实践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胡卫卫认为，把握这一边界的总原则应是“介入手段、不干预目的”——政府可以对给付过程设规则、对公共成本设底线，但不替当事人定感情、不为婚姻定价。
“例如，当彩礼数额明显超出地区常态水平，甚至需通过举债方式完成给付时，其影响已超出家庭内部礼俗范畴，对社会风气产生外溢效应，公共治理介入具备一定合理性。”胡卫卫特别提出，程序上应坚持行政引导与民主同意的协调配合。
在他看来，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成本测算、发布倡议性标准、纳入考核引导等方式传递治理意图，但具体彩礼限额、宴席标准等不宜以红头文件强制规定，而应经由村民代表大会、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民主协商后，转化为村规民约。行政指令为自治设定底线和方向，民主程序为规则赋予执行力。
他强调，手段上应多用“服务替代”，少用“惩罚威慑”。与其设卡拦截婚车、通报批评高额彩礼家庭，不如建好集体婚礼基地、让“零彩礼”新人在宅基地审批、信用贷款、技能培训等方面享受可感知的优待。
“从长远看，高额彩礼治理的核心，并不在于简单压缩数额，而在于通过更具吸引力的现代生活方式与制度供给，自然替代陈规陋习的生存土壤。”胡卫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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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毗邻地区的彩礼治理已有尝试。
2023年起，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联合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单县，组建 “豫鲁联姻”抵制高价彩礼跨省联动议事协调机构，建立两省三县区移风易俗跨省联动机制，通过发布倡议书、万人签字、青年联谊会等活动培育 “低彩礼、简婚礼”的婚恋观念。
在河北省河间市二十里铺村，2017年就推进婚俗改革抵制高额彩礼。图/解雪薇
在浙苏皖三省交界处，长兴县煤山镇与江苏宜兴太华镇、安徽广德新杭镇地缘相连，长期存在高额彩礼交织蔓延的问题。三年前，煤山镇牵头打造三省毗邻区“有礼乡宴”文明实践项目，推行“彩礼转化计划”。
不过，在胡卫卫看来，推进省际联动仍面临现实阻力。不同地区收入水平与历史彩礼基数差异明显，简单统一标准既难落地，也容易引发群众抵触。与此同时，职业婚介媒人开始跨区域流动，而现行备案与监管体系仍以属地管理为主，跨省协查缺乏稳定制度支撑。此外，县级主官主要对上级负责，跨省协作做得好是“潜绩”，做得不好反易暴露本地问题，部分交界县市存在“守界不越界”心态，基层动力不足。
针对以上困境，胡卫卫提出，相比对齐彩礼金额标准，更可行的路径是推动毗邻县市互认婚俗改革示范村、互享红黑名单，建立彩礼纠纷跨省调解机制，并把联动实效纳入省级乡村振兴实绩考核，例如省级层面可通过要求交界县市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定期交换彩礼监测数据，让“联动”从倡议变为必须完成的履职动作。
随着政策层面对跨区域协同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如何把握婚俗自治空间与公共政策介入之间的边界，成为当前治理实践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胡卫卫认为，把握这一边界的总原则应是“介入手段、不干预目的”——政府可以对给付过程设规则、对公共成本设底线，但不替当事人定感情、不为婚姻定价。
“例如，当彩礼数额明显超出地区常态水平，甚至需通过举债方式完成给付时，其影响已超出家庭内部礼俗范畴，对社会风气产生外溢效应，公共治理介入具备一定合理性。”胡卫卫特别提出，程序上应坚持行政引导与民主同意的协调配合。
在他看来，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成本测算、发布倡议性标准、纳入考核引导等方式传递治理意图，但具体彩礼限额、宴席标准等不宜以红头文件强制规定，而应经由村民代表大会、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民主协商后，转化为村规民约。行政指令为自治设定底线和方向，民主程序为规则赋予执行力。
他强调，手段上应多用“服务替代”，少用“惩罚威慑”。与其设卡拦截婚车、通报批评高额彩礼家庭，不如建好集体婚礼基地、让“零彩礼”新人在宅基地审批、信用贷款、技能培训等方面享受可感知的优待。
“从长远看，高额彩礼治理的核心，并不在于简单压缩数额，而在于通过更具吸引力的现代生活方式与制度供给，自然替代陈规陋习的生存土壤。”胡卫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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