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专栏] 春节的婚事,又因为彩礼谈崩了?(图
“和男朋友谈了9年，因为彩礼谈崩了。”
岁末年初，本是婚嫁高峰期。在返乡见双方父母、筹备婚事的喜悦氛围中，一些年轻人却因彩礼问题陷入两难。与此同时，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彩礼超过5万元建议分手”“彩礼就是买卖” 的声音。
情感承诺与现实利益之间的拉扯，使彩礼议题成为舆论焦点。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并首次提出了“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的新表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胡卫卫长期研究彩礼问题，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各地整治高彩礼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治理半径多局限于县域或市域。当民间婚配超越行政区划时，本地治理的效力便大幅衰减。此次中央文件提出以文化地理边界为依据的“区域协同治理”，“恰恰是对这一治理盲区的精准回应”。
中央首提联动治理
春节前夕，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问：“外地嫁到江西，彩礼要多少啊？”
评论区很快热闹起来。有人为她谋划计算，结合两地彩礼的“行情”，给出了接近20万元的平均数；还有评论称自己即将订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跟帖热心提醒：“劝你强硬一点，这是我走过的路，不能低于20（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春节前湖南、湖北、浙江等多地政府发出倡议，再次重申对高额彩礼的反对态度。2月3日发布的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提及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时，更是首次提出了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的表述。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近年来多地整治彩礼的做法，无论是以优先入托等措施进行奖励，还是以取消文明户等荣誉进行处罚，又或是制定村规民约进行约束，相关措施多是由区县市一级政府制定实施。
胡卫卫指出，这些治理路径除了面临“低彩礼没面子”观念根深蒂固、治理成本和反弹风险高等共性难题，近年来，随着职业媒人的“平台化”趋势，部分婚介从线下走向线上，利用短视频平台跨区域撮合、规避属地监管，男女双方分属不同省份，本地政策的约束力被严重削弱。
区域协同治理的必要性由此体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龚为纲的研究显示，彩礼价格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彩礼水平相近的地级市往往在地理上相互毗邻，形成稳定的区域性价格。
“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的思路，与当前高价彩礼问题的空间分布特征是高度一致的。”龚为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他结合裁判文书网约12万篇涉彩礼纠纷文书，并借助问卷调查和田野调研发现，高价彩礼区域中存在大量“省际毗邻地区”，如由皖北、豫东、鲁西南构成的黄淮海区域，以及陕甘宁、冀鲁、闽浙赣等交界地带。这些区域在文化特点上具有相似性，彩礼价格形成机制亦相近。但由于行政区划分属不同省份，政策标准与执行方式各异，给高价彩礼的统筹解决带来挑战。
河南豫东某县青年准备好在订婚宴上给女方的16.8万元彩礼。图/受访者提供
胡卫卫进一步指出，省际毗邻地区往往呈现出“通婚密集、标准分化”的结构性矛盾。现实中，婚姻市场天然具有跨界属性。在部分交界区域，客观上形成“向高彩礼地区嫁女、向低彩礼地区娶亲”的套利空间。此外，社会文化边界与行政边界存在错位。毗邻地区往往同属方言圈、习俗圈，婚恋流动遵循文化逻辑而非行政区划。
在胡卫卫看来，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的表述，本质上是让治理半径匹配婚姻市场真实半径。这既是对人口流动与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治理复杂性的回应，也标志着高额彩礼整治正从“各自为战”转向“协同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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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本是婚嫁高峰期。在返乡见双方父母、筹备婚事的喜悦氛围中，一些年轻人却因彩礼问题陷入两难。与此同时，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彩礼超过5万元建议分手”“彩礼就是买卖” 的声音。
情感承诺与现实利益之间的拉扯，使彩礼议题成为舆论焦点。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并首次提出了“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的新表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胡卫卫长期研究彩礼问题，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各地整治高彩礼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治理半径多局限于县域或市域。当民间婚配超越行政区划时，本地治理的效力便大幅衰减。此次中央文件提出以文化地理边界为依据的“区域协同治理”，“恰恰是对这一治理盲区的精准回应”。
中央首提联动治理
春节前夕，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问：“外地嫁到江西，彩礼要多少啊？”
评论区很快热闹起来。有人为她谋划计算，结合两地彩礼的“行情”，给出了接近20万元的平均数；还有评论称自己即将订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跟帖热心提醒：“劝你强硬一点，这是我走过的路，不能低于20（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春节前湖南、湖北、浙江等多地政府发出倡议，再次重申对高额彩礼的反对态度。2月3日发布的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提及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时，更是首次提出了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的表述。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近年来多地整治彩礼的做法，无论是以优先入托等措施进行奖励，还是以取消文明户等荣誉进行处罚，又或是制定村规民约进行约束，相关措施多是由区县市一级政府制定实施。
胡卫卫指出，这些治理路径除了面临“低彩礼没面子”观念根深蒂固、治理成本和反弹风险高等共性难题，近年来，随着职业媒人的“平台化”趋势，部分婚介从线下走向线上，利用短视频平台跨区域撮合、规避属地监管，男女双方分属不同省份，本地政策的约束力被严重削弱。
区域协同治理的必要性由此体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龚为纲的研究显示，彩礼价格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彩礼水平相近的地级市往往在地理上相互毗邻，形成稳定的区域性价格。
“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的思路，与当前高价彩礼问题的空间分布特征是高度一致的。”龚为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他结合裁判文书网约12万篇涉彩礼纠纷文书，并借助问卷调查和田野调研发现，高价彩礼区域中存在大量“省际毗邻地区”，如由皖北、豫东、鲁西南构成的黄淮海区域，以及陕甘宁、冀鲁、闽浙赣等交界地带。这些区域在文化特点上具有相似性，彩礼价格形成机制亦相近。但由于行政区划分属不同省份，政策标准与执行方式各异，给高价彩礼的统筹解决带来挑战。
河南豫东某县青年准备好在订婚宴上给女方的16.8万元彩礼。图/受访者提供
胡卫卫进一步指出，省际毗邻地区往往呈现出“通婚密集、标准分化”的结构性矛盾。现实中，婚姻市场天然具有跨界属性。在部分交界区域，客观上形成“向高彩礼地区嫁女、向低彩礼地区娶亲”的套利空间。此外，社会文化边界与行政边界存在错位。毗邻地区往往同属方言圈、习俗圈，婚恋流动遵循文化逻辑而非行政区划。
在胡卫卫看来，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的表述，本质上是让治理半径匹配婚姻市场真实半径。这既是对人口流动与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治理复杂性的回应，也标志着高额彩礼整治正从“各自为战”转向“协同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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