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境管控扩大 海外背景沦为潜在风险
中共近期扩大对退休官员、公民护照及具有海外家庭关联官员的出境与背景审查,引发外界关注。 多位专家指出,这些措施已从传统反腐转向政治忠诚与政权安全审查,反映当局防范官员“跳船”与体制离心,凸显其对政治稳定与权力安全的高度焦虑,权斗风险在上升。
出境管控扩大 同步严查“准裸官”
中国湖南、江苏、甘肃等地近期加强对退休官员的出境管理,限制范围已由过去的局级干部扩大至处级甚至科级人员。 一些关键岗位退休人员的出境方式,也从原本的备案制改为审批制,护照需由原单位统一保管。
多名体制内人士披露,退休官员仍被纳入组织管理体系。 甘肃酒泉一名退休官员表示,当地原本规定处级以上干部退休后三年内出境受限,如今期限有所延长,部分科级退休人员出境也需审批。
湖南一名退休副处级官员对该媒体称,他退休已满三年,但仍须重新申请出境许可,“护照须在出境前两天发还,回国后必须重新上交”。
与此同时,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甘肃、贵州及云南等地普通公民也被要求上交护照“集中保管”,如需出境必须提前报备并说明理由。
除了退休人员与普通民众,针对官员海外关联的政治审查也在同步升级。
《南华早报》2月18日报道称,北京当局近年来将监管范围从传统意义上的“裸官”,扩大至所谓“准裸官”,即子女在海外定居但配偶仍在国内的官员。
知情人士说,这部分官员目前正受到高度监控,且必须按时报备相关信息。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共组织部去年上半年曾进行全国性调查,深挖核心岗位人员的海外关系。 一些国有企业高管及研究机构负责人,因子女持有外国绿卡或长期居住海外,被调离或免去敏感岗位。
报道说,这种对海外背景的“零容忍”态度,直接导致了大量官员仕途的中断。 即便官员本人没有直接贪腐证据,仅因子女持有海外身分,就可能面临严厉的组织处理。
相关措施不仅针对现职官员,也延伸至退休人员及事业单位员工。 一些地区要求退休人员继续上交护照并申报出境计划,显示跨境流动管控正制度化。

学者:加强政审及出境管制 防范官员“跳船”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表示,中共的整顿已从传统反腐扩展至政治忠诚与政权安全领域。 他表示,过去针对“裸官”的政策主要防范资产外逃,而如今扩大至“准裸官”等措施,核心目的在于防止官员在政治动荡时具备“跳船”能力。
孙国祥分析指出,当局强化管控,是试图将官员及其资产重新绑定于体制之内,降低危机情境下出现系统性离心的风险。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说,这种现象反映官员的矛盾处境:“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许多官员一方面执行反美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却安排子女在美国等西方社会生活,这种避险行为本身说明体制内部存在信任危机。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绣雯则认为,这类整顿反映当局对权力安全的高度焦虑。
她指出,随着权力集中,当局反而更加依赖政治忠诚审查来确保控制,越是感到不安全,越要强化掌控,显示政治安全已成为干部管理的核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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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管控扩大 同步严查“准裸官”
中国湖南、江苏、甘肃等地近期加强对退休官员的出境管理,限制范围已由过去的局级干部扩大至处级甚至科级人员。 一些关键岗位退休人员的出境方式,也从原本的备案制改为审批制,护照需由原单位统一保管。
多名体制内人士披露,退休官员仍被纳入组织管理体系。 甘肃酒泉一名退休官员表示,当地原本规定处级以上干部退休后三年内出境受限,如今期限有所延长,部分科级退休人员出境也需审批。
湖南一名退休副处级官员对该媒体称,他退休已满三年,但仍须重新申请出境许可,“护照须在出境前两天发还,回国后必须重新上交”。
与此同时,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甘肃、贵州及云南等地普通公民也被要求上交护照“集中保管”,如需出境必须提前报备并说明理由。
除了退休人员与普通民众,针对官员海外关联的政治审查也在同步升级。
《南华早报》2月18日报道称,北京当局近年来将监管范围从传统意义上的“裸官”,扩大至所谓“准裸官”,即子女在海外定居但配偶仍在国内的官员。
知情人士说,这部分官员目前正受到高度监控,且必须按时报备相关信息。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共组织部去年上半年曾进行全国性调查,深挖核心岗位人员的海外关系。 一些国有企业高管及研究机构负责人,因子女持有外国绿卡或长期居住海外,被调离或免去敏感岗位。
报道说,这种对海外背景的“零容忍”态度,直接导致了大量官员仕途的中断。 即便官员本人没有直接贪腐证据,仅因子女持有海外身分,就可能面临严厉的组织处理。
相关措施不仅针对现职官员,也延伸至退休人员及事业单位员工。 一些地区要求退休人员继续上交护照并申报出境计划,显示跨境流动管控正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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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表示,中共的整顿已从传统反腐扩展至政治忠诚与政权安全领域。 他表示,过去针对“裸官”的政策主要防范资产外逃,而如今扩大至“准裸官”等措施,核心目的在于防止官员在政治动荡时具备“跳船”能力。
孙国祥分析指出,当局强化管控,是试图将官员及其资产重新绑定于体制之内,降低危机情境下出现系统性离心的风险。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说,这种现象反映官员的矛盾处境:“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许多官员一方面执行反美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却安排子女在美国等西方社会生活,这种避险行为本身说明体制内部存在信任危机。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绣雯则认为,这类整顿反映当局对权力安全的高度焦虑。
她指出,随着权力集中,当局反而更加依赖政治忠诚审查来确保控制,越是感到不安全,越要强化掌控,显示政治安全已成为干部管理的核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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