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国民党家庭长大到慢慢"觉醒"的历程
成长于两个平行世界
我成长的年代,几乎与台湾民主化同步。我是1980年林宅血案后一年出生,那年又发生了陈文成案。蒋经国过世时,印象中电视画面一度变成黑白;六四发生时,台湾社会也跟著一起哀悼,电视常播的那首歌,我到现在还能哼上几句。我的小学、国中、高中都挨著总统府。小学时,每到双十国庆前,会有大批军人进驻学校为表演做准备,我们甚至会放“驻军假”(好像中年级以后就取消了)。还记得那时的党外(刚成立的民进党、或者民间团体)常有抗议活动,学校为了安全会发通知单给家长,临时停课。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民主之眼》,回头记录那段民主抗争的过程,很多画面其实都与我的童年记忆交错著。
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时我国三。投票前一晚,两大党的造势晚会都在大安森林公园。我刚从补习班补完理化下课,穿过人群与荷枪实弹待命的警察,记得那种既激昂又紧绷的气氛。高中时阿扁(陈水扁)风潮席卷,选举变得多元又轻松,开始有各种选举小物。班上有一群戴著扁帽的同学,热音社老师是台大学生,他们的乐团会到阿扁的造势场表演,我们觉得很新鲜,也跑去看。同时,马英九的小女儿在北一女,比我们大一届,有人会送花请她带回家给爸爸。两派支持者的热情,跟追星粉丝其实有八七分像。
许多在政府单位、军方服务的高层人士,他们的小孩有的是我同学、有的是学姊,我们会在南阳街买唱片、逛金石堂、喇赛聊天。曾经有一次上课,全班为支持的候选人吵成一团;现在回想,多半只是延续家里的政治立场,但吵完大家还是好同学。高二时,李登辉接受访问时讲出“两国论”,当时我正随著乐仪旗队在英法表演。社会上风声鹤唳,我们回到没事的台湾,我还胖了几公斤。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威胁,在青春的感知里,似乎也没有那么紧张。

从小我就以为,世界本来就有不同声音,彼此监督、激荡,是健康的民主机制。台湾曾有白色恐怖,但我们“已经走过”。在我的生活经验里,国民党里也有很多认真的人。妈妈常说,那个小时候连一张合照都没有的爸爸,是全中华民国最认真的公务员。平日加班,周末下乡考察、收集资料,大概也没有加班费。国家曾送他到英国进修,家中熟识的叔伯们也都是从基层做起的技术官僚,没有背景,一步一步努力,为台湾进步尽力。媒体常说国民党一堆权贵,但我看到的,是许多踏实工作的人。过去国民党再怎么坏,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另一方面,陈水扁当上市长后,我也从非公务体系的朋友那里听到他的很多负面讯息耳语。(回想起来,难道我是“蓝绿一样烂”的最早信仰者之一?)
上大学的时候,开始有PTT,在上面零星的会看到一些过去白色恐怖的事。我都是当历史事件在看待,但每到选举还是票投国民党,就像是一个预设动作。当时也有印象林义雄的林宅血案被提起,蓝营的说法就是“又在诉诸非理性的感情”“打悲情神主牌”。不过在我20几岁的这几年,也开始观察到国民党很多事情很瞎,觉得怎么领导阶层跟过去印象中的认真菁英越来越不一样,但还是含泪投马英九到2012。2014年太阳花,是海内外一整个世代的觉醒,包括我在内。(另外发现当时的马英九竟然还要推动法律让中国公安可以进来台湾抓人!?)
这几年在美国的湾区(旧金山)生活,开始接触到海外的民主斗士,才慢慢打开另一个平行世界。 第一次冲击是两年前在湾区一个活动听一位长辈提起,1990年代虽已解严,但黑名单仍在,还是回不了家,甚至有一次几人要从旧金山飞往新加坡,竟被拒绝登机。黑名单的手仍伸在那里。他们找上旧金山重视人权的国会议员Nancy Pelosi,结合其他国会议员向时任总统李登辉施压,加上台湾国内的力量,黑名单才终于解除。1990年代那时候的我已经是会看电视新闻、听流行音乐年纪了,竟然还有人因为推动民主运动在海外几十年还回不了家,整个内心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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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 41 人参与评论了, 我也来说几句吧
我成长的年代,几乎与台湾民主化同步。我是1980年林宅血案后一年出生,那年又发生了陈文成案。蒋经国过世时,印象中电视画面一度变成黑白;六四发生时,台湾社会也跟著一起哀悼,电视常播的那首歌,我到现在还能哼上几句。我的小学、国中、高中都挨著总统府。小学时,每到双十国庆前,会有大批军人进驻学校为表演做准备,我们甚至会放“驻军假”(好像中年级以后就取消了)。还记得那时的党外(刚成立的民进党、或者民间团体)常有抗议活动,学校为了安全会发通知单给家长,临时停课。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民主之眼》,回头记录那段民主抗争的过程,很多画面其实都与我的童年记忆交错著。
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时我国三。投票前一晚,两大党的造势晚会都在大安森林公园。我刚从补习班补完理化下课,穿过人群与荷枪实弹待命的警察,记得那种既激昂又紧绷的气氛。高中时阿扁(陈水扁)风潮席卷,选举变得多元又轻松,开始有各种选举小物。班上有一群戴著扁帽的同学,热音社老师是台大学生,他们的乐团会到阿扁的造势场表演,我们觉得很新鲜,也跑去看。同时,马英九的小女儿在北一女,比我们大一届,有人会送花请她带回家给爸爸。两派支持者的热情,跟追星粉丝其实有八七分像。
许多在政府单位、军方服务的高层人士,他们的小孩有的是我同学、有的是学姊,我们会在南阳街买唱片、逛金石堂、喇赛聊天。曾经有一次上课,全班为支持的候选人吵成一团;现在回想,多半只是延续家里的政治立场,但吵完大家还是好同学。高二时,李登辉接受访问时讲出“两国论”,当时我正随著乐仪旗队在英法表演。社会上风声鹤唳,我们回到没事的台湾,我还胖了几公斤。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威胁,在青春的感知里,似乎也没有那么紧张。

从小我就以为,世界本来就有不同声音,彼此监督、激荡,是健康的民主机制。台湾曾有白色恐怖,但我们“已经走过”。在我的生活经验里,国民党里也有很多认真的人。妈妈常说,那个小时候连一张合照都没有的爸爸,是全中华民国最认真的公务员。平日加班,周末下乡考察、收集资料,大概也没有加班费。国家曾送他到英国进修,家中熟识的叔伯们也都是从基层做起的技术官僚,没有背景,一步一步努力,为台湾进步尽力。媒体常说国民党一堆权贵,但我看到的,是许多踏实工作的人。过去国民党再怎么坏,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另一方面,陈水扁当上市长后,我也从非公务体系的朋友那里听到他的很多负面讯息耳语。(回想起来,难道我是“蓝绿一样烂”的最早信仰者之一?)
上大学的时候,开始有PTT,在上面零星的会看到一些过去白色恐怖的事。我都是当历史事件在看待,但每到选举还是票投国民党,就像是一个预设动作。当时也有印象林义雄的林宅血案被提起,蓝营的说法就是“又在诉诸非理性的感情”“打悲情神主牌”。不过在我20几岁的这几年,也开始观察到国民党很多事情很瞎,觉得怎么领导阶层跟过去印象中的认真菁英越来越不一样,但还是含泪投马英九到2012。2014年太阳花,是海内外一整个世代的觉醒,包括我在内。(另外发现当时的马英九竟然还要推动法律让中国公安可以进来台湾抓人!?)
这几年在美国的湾区(旧金山)生活,开始接触到海外的民主斗士,才慢慢打开另一个平行世界。 第一次冲击是两年前在湾区一个活动听一位长辈提起,1990年代虽已解严,但黑名单仍在,还是回不了家,甚至有一次几人要从旧金山飞往新加坡,竟被拒绝登机。黑名单的手仍伸在那里。他们找上旧金山重视人权的国会议员Nancy Pelosi,结合其他国会议员向时任总统李登辉施压,加上台湾国内的力量,黑名单才终于解除。1990年代那时候的我已经是会看电视新闻、听流行音乐年纪了,竟然还有人因为推动民主运动在海外几十年还回不了家,整个内心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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