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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出国潮, 鼠有鼠道蛇有蛇路
80年代出国潮, 鼠有鼠道蛇有蛇路80年代出国潮, 鼠有鼠道蛇有蛇路
王丹萍，曾在扬州大学从事教学和兼职翻译。漂流世界，相夫教女，热爱音乐，喜好旅行。近年来有多篇纪实作品发表。中篇纪实散文《信任，伴随孩子成长》被《成长源动力：哈佛学子与父母的时空对话》一书录用。
上世纪的80年代，能跨出国门者凤毛麟角，原因之一是国家对外开放的大门还不够宽敞，原因之二是国民普遍囊中羞涩，根本不能出去旅行。好在国家及时推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的政策，特别是自费留学的兴起，呼唤起一大批聪明智慧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军团，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股真正的自费出国浪潮。
当年公费留学的门槛太高，自费留学的开支又十分巨大，但有志者事竟成。许多人想尽各种办法，鼠有鼠道，蛇有蛇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终走上了出国这一条当时被认为是可以一举“脱贫致富” 的快速道。
80年代中期，我从山城贵阳的一家国企科研所，经工作调动来到了古城扬州的一家大学。该校体量虽小，但发展极为迅速，尤其是其烹饪系以全国高校独一家的身份，在饮食领域占有霸主地位，因而得到了上上下下多方面的重视。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学校的外语教研室，在短短几年内不但从无到有，还涵盖了英语、日语、法语和俄语四个语种，而我当时是学校唯一的日语翻译和老师。
我们的教研室当时有十位老师，大家合用一间约四五十平方米的办公室，而它坐落在学校新建成的一座五层办公大楼的第三层，南边的大门向阳，北边一排窗户正对着通往学校大门的主干道，地理位置极佳。由于学校不要求坐班，老师们大多直接从家出发去教室上课，所以平时相互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好在每周都有一个下午政治学习，大家才有机会聚在一起，七嘴八舌，交流情况。
说来难以置信，在那股出国大潮中，我们这个小小的教研室，在两年内就接连出走了四位骨干老师，其中一位年过半百的先生以及三位年轻的姑娘，使得整个团队几乎顿失半壁江山，确实算得上是一个全力跟风追浪的活样板。如果要问之后是否还有其他老师继往开来，由于我已是那四位中的一员，在此也就无法交代了。
教研室里兴起的第一朵浪花比我出海早了两年。她是一位英语老师，长得高大白皙，是学校的美女之一。我记不清是她的爷爷，还是父亲，刚刚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以此代表了自然科学某领域的国家最高水平，终身享受着那中国科学界至高无上的荣誉。正是那位学部委员亲自做了月下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肥水不流外人田”，将自己招来的一位帅哥硕士研究生，顺带招成了自己的（孙）女婿，并将他送到澳大利亚读博去了。正因如此，美女老师以夫妻团聚为名，办理出国签证也就相对简单快捷了。
美女出去半年后，才从南半球给教研室全体老师寄来了一封平安信，洋洋洒洒好几页，在办公室内流传，引起了同事们的一阵躁动。她在信中所描述的众多澳国风土人情，早就被我淡忘了，但仍有两点记忆犹新：第一，她与帅哥在假期里外出长途旅行，在火车上居然还能洗澡，这在当时中国仅有的绿皮火车上绝无可能；第二，她家先生平时学习很忙，即使周末也常常加班，使得她一人在家闲得无聊，便独自开车出门，随意兜上一大圈回来。信中描写的日常生活，让我们这类一直关在圈里的土老帽们，全都觉得是天方夜谭，抓耳挠腮，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其实，在外语老师打堆的地方，一位年轻美女嫁给帅气的理工男，蹭船出海，顺应潮流，漂流世界，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是，接下来出国的两位老师圆满合作，演绎了一场完全异化的人生戏剧，与留学毫无关系。此故事的主角是一位瘦弱的男性老师，时年已过半百，却仍孑然一身，仅按年龄来说，他与我们本不是同代人。但是，他却真真实实地成为了我们教研室里的第二朵出国浪花，并随手捧起第三朵与自己同行，是不是有点儿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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