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香港大火後 "壹戶壹社工"竟引過勞死亡
社工主要為災民申請資助及解決住屋問題，但初時社署內部並無統壹的整合資訊，要靠前線同事看新聞整理分享。
從“專業自主”到“偏離職責”
“壹戶壹社工”是港府面對大型災難首次推行的措施。
資深退休社工莫慶聯投身社福界逾40年。他向BBC中文提到，上世紀柒八拾年代香港曾發生木屋區大火事件，當時也有社工介入，主要為災民提供庇護、物資及心理支援。
“（像宏福苑）這麼大型的就沒有了。”在莫慶聯看來，宏福苑對政府而言是件“不可以出錯”的事。它要集中處理發放信息，“形象好、專業壹點”的社署社工，容易成為被動員的壹群。“壹人壹個，然後將政府的信息發放下去。”
但莫慶聯觀察，“壹戶壹社工”比起過往介入災害的社工還多了壹個角色：政府的“傳聲筒”。
去年12月香港舉行立法會選舉。選前，政府宣布“壹戶壹社工”負責通知災民新投票站安排，並安排交通工具接送。此舉引起社會批評，有人嘲諷“終於明白壹戶壹社工的角色”。除此之外，災民長期安置意向問卷亦由這些社工收集。
阿京認為，自己負擔了很多偏離職責的工作，成為政府和市民之間的磨心。
選舉離大火發生不到叁周，他記得當時社工正幫助災民申請基金物資，但政府的要求破壞社工的專業身份，“好像給了災民壹個不好的印象：就是你要投票，我們才幫你去申請那些基金。”
至於安置問卷，阿京也表明前線社工並不熟悉房屋政策，“我們是做輔導、做資源提供。”他不理解，“為什麼把其他部門本身要做的事，強行推給壹戶壹社工去做？”
同樣是“壹戶壹社工”的Kitty（化名）有同感：“我們真的做了磨心。”
她以問卷為例，當局還要求社工面對面，或者以視像方式與災民溝通，但同時要求他們在限期內完成，“有些災民可能真的需要時間跟家裡討論，或者他們都還沒考慮清楚（未來）......我們就要鼓勵他們快點回覆，但是又不能過於向他們施壓。”
有資深退休社工觀察，“壹戶壹社工”比起過往介入災害時多了壹個角色：政府的“傳聲筒”。
莫慶聯指出，社工強調“專業自主”，循當事人的需要和角度評估，再決定處置方向，“但是現在社工其實很多時候只是滿足長官。”
政治環境的變化悄然改變了香港社工的角色。“因為中港的融合，香港越來越多從上下那種指揮，太單向的，沒商量的。”莫慶聯舉例，每日致電兩次災民只是“程序化”的做法，“告訴公眾我們有社工關心（災民）”。
陳君有同樣感受。“我覺得它（政府）想做壹個姿態出來，就是‘社工很關心你們的’， 同時又是壹個方法可以監督我們真的有在做事。”
不過莫慶聯分析，社工“跑數”文化在香港主權移交以後已經有。社署於2000年實施壹筆過撥款津貼，此後社會服務趨向商品化，當中附帶的服務協議強調指標，令前線社工慢慢變成“追數的工具”。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講師丁惟彬解釋，社工服務各有不同績效算法，如規限社工跟進及完成的個案數量；開辦小組的數量；辦活動也講求觸及人數等。
“全部（社工或中心）都有數字是要跑的，”丁惟彬說，社署社工跑的數雖然相對地區社福機構少，但他們處理更多法定個案，而隨著社會環境變化，個案越來越復雜，“比以前更加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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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從“專業自主”到“偏離職責”
“壹戶壹社工”是港府面對大型災難首次推行的措施。
資深退休社工莫慶聯投身社福界逾40年。他向BBC中文提到，上世紀柒八拾年代香港曾發生木屋區大火事件，當時也有社工介入，主要為災民提供庇護、物資及心理支援。
“（像宏福苑）這麼大型的就沒有了。”在莫慶聯看來，宏福苑對政府而言是件“不可以出錯”的事。它要集中處理發放信息，“形象好、專業壹點”的社署社工，容易成為被動員的壹群。“壹人壹個，然後將政府的信息發放下去。”
但莫慶聯觀察，“壹戶壹社工”比起過往介入災害的社工還多了壹個角色：政府的“傳聲筒”。
去年12月香港舉行立法會選舉。選前，政府宣布“壹戶壹社工”負責通知災民新投票站安排，並安排交通工具接送。此舉引起社會批評，有人嘲諷“終於明白壹戶壹社工的角色”。除此之外，災民長期安置意向問卷亦由這些社工收集。
阿京認為，自己負擔了很多偏離職責的工作，成為政府和市民之間的磨心。
選舉離大火發生不到叁周，他記得當時社工正幫助災民申請基金物資，但政府的要求破壞社工的專業身份，“好像給了災民壹個不好的印象：就是你要投票，我們才幫你去申請那些基金。”
至於安置問卷，阿京也表明前線社工並不熟悉房屋政策，“我們是做輔導、做資源提供。”他不理解，“為什麼把其他部門本身要做的事，強行推給壹戶壹社工去做？”
同樣是“壹戶壹社工”的Kitty（化名）有同感：“我們真的做了磨心。”
她以問卷為例，當局還要求社工面對面，或者以視像方式與災民溝通，但同時要求他們在限期內完成，“有些災民可能真的需要時間跟家裡討論，或者他們都還沒考慮清楚（未來）......我們就要鼓勵他們快點回覆，但是又不能過於向他們施壓。”
有資深退休社工觀察，“壹戶壹社工”比起過往介入災害時多了壹個角色：政府的“傳聲筒”。
莫慶聯指出，社工強調“專業自主”，循當事人的需要和角度評估，再決定處置方向，“但是現在社工其實很多時候只是滿足長官。”
政治環境的變化悄然改變了香港社工的角色。“因為中港的融合，香港越來越多從上下那種指揮，太單向的，沒商量的。”莫慶聯舉例，每日致電兩次災民只是“程序化”的做法，“告訴公眾我們有社工關心（災民）”。
陳君有同樣感受。“我覺得它（政府）想做壹個姿態出來，就是‘社工很關心你們的’， 同時又是壹個方法可以監督我們真的有在做事。”
不過莫慶聯分析，社工“跑數”文化在香港主權移交以後已經有。社署於2000年實施壹筆過撥款津貼，此後社會服務趨向商品化，當中附帶的服務協議強調指標，令前線社工慢慢變成“追數的工具”。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講師丁惟彬解釋，社工服務各有不同績效算法，如規限社工跟進及完成的個案數量；開辦小組的數量；辦活動也講求觸及人數等。
“全部（社工或中心）都有數字是要跑的，”丁惟彬說，社署社工跑的數雖然相對地區社福機構少，但他們處理更多法定個案，而隨著社會環境變化，個案越來越復雜，“比以前更加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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