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香港大火后 "一户一社工"竟引过劳死亡
社工主要为灾民申请资助及解决住屋问题，但初时社署内部并无统一的整合资讯，要靠前线同事看新闻整理分享。
从“专业自主”到“偏离职责”
“一户一社工”是港府面对大型灾难首次推行的措施。
资深退休社工莫庆联投身社福界逾40年。他向BBC中文提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曾发生木屋区大火事件，当时也有社工介入，主要为灾民提供庇护、物资及心理支援。
“（像宏福苑）这么大型的就没有了。”在莫庆联看来，宏福苑对政府而言是件“不可以出错”的事。它要集中处理发放信息，“形象好、专业一点”的社署社工，容易成为被动员的一群。“一人一个，然后将政府的信息发放下去。”
但莫庆联观察，“一户一社工”比起过往介入灾害的社工还多了一个角色：政府的“传声筒”。
去年12月香港举行立法会选举。选前，政府宣布“一户一社工”负责通知灾民新投票站安排，并安排交通工具接送。此举引起社会批评，有人嘲讽“终于明白一户一社工的角色”。除此之外，灾民长期安置意向问卷亦由这些社工收集。
阿京认为，自己负担了很多偏离职责的工作，成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磨心。
选举离大火发生不到三周，他记得当时社工正帮助灾民申请基金物资，但政府的要求破坏社工的专业身份，“好像给了灾民一个不好的印象：就是你要投票，我们才帮你去申请那些基金。”
至于安置问卷，阿京也表明前线社工并不熟悉房屋政策，“我们是做辅导、做资源提供。”他不理解，“为什么把其他部门本身要做的事，强行推给一户一社工去做？”
同样是“一户一社工”的Kitty（化名）有同感：“我们真的做了磨心。”
她以问卷为例，当局还要求社工面对面，或者以视像方式与灾民沟通，但同时要求他们在限期内完成，“有些灾民可能真的需要时间跟家里讨论，或者他们都还没考虑清楚（未来）......我们就要鼓励他们快点回覆，但是又不能过于向他们施压。”
有资深退休社工观察，“一户一社工”比起过往介入灾害时多了一个角色：政府的“传声筒”。
莫庆联指出，社工强调“专业自主”，循当事人的需要和角度评估，再决定处置方向，“但是现在社工其实很多时候只是满足长官。”
政治环境的变化悄然改变了香港社工的角色。“因为中港的融合，香港越来越多从上下那种指挥，太单向的，没商量的。”莫庆联举例，每日致电两次灾民只是“程序化”的做法，“告诉公众我们有社工关心（灾民）”。
陈君有同样感受。“我觉得它（政府）想做一个姿态出来，就是‘社工很关心你们的’， 同时又是一个方法可以监督我们真的有在做事。”
不过莫庆联分析，社工“跑数”文化在香港主权移交以后已经有。社署于2000年实施一笔过拨款津贴，此后社会服务趋向商品化，当中附带的服务协议强调指标，令前线社工慢慢变成“追数的工具”。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讲师丁惟彬解释，社工服务各有不同绩效算法，如规限社工跟进及完成的个案数量；开办小组的数量；办活动也讲求触及人数等。
“全部（社工或中心）都有数字是要跑的，”丁惟彬说，社署社工跑的数虽然相对地区社福机构少，但他们处理更多法定个案，而随着社会环境变化，个案越来越复杂，“比以前更加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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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自主”到“偏离职责”
“一户一社工”是港府面对大型灾难首次推行的措施。
资深退休社工莫庆联投身社福界逾40年。他向BBC中文提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曾发生木屋区大火事件，当时也有社工介入，主要为灾民提供庇护、物资及心理支援。
“（像宏福苑）这么大型的就没有了。”在莫庆联看来，宏福苑对政府而言是件“不可以出错”的事。它要集中处理发放信息，“形象好、专业一点”的社署社工，容易成为被动员的一群。“一人一个，然后将政府的信息发放下去。”
但莫庆联观察，“一户一社工”比起过往介入灾害的社工还多了一个角色：政府的“传声筒”。
去年12月香港举行立法会选举。选前，政府宣布“一户一社工”负责通知灾民新投票站安排，并安排交通工具接送。此举引起社会批评，有人嘲讽“终于明白一户一社工的角色”。除此之外，灾民长期安置意向问卷亦由这些社工收集。
阿京认为，自己负担了很多偏离职责的工作，成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磨心。
选举离大火发生不到三周，他记得当时社工正帮助灾民申请基金物资，但政府的要求破坏社工的专业身份，“好像给了灾民一个不好的印象：就是你要投票，我们才帮你去申请那些基金。”
至于安置问卷，阿京也表明前线社工并不熟悉房屋政策，“我们是做辅导、做资源提供。”他不理解，“为什么把其他部门本身要做的事，强行推给一户一社工去做？”
同样是“一户一社工”的Kitty（化名）有同感：“我们真的做了磨心。”
她以问卷为例，当局还要求社工面对面，或者以视像方式与灾民沟通，但同时要求他们在限期内完成，“有些灾民可能真的需要时间跟家里讨论，或者他们都还没考虑清楚（未来）......我们就要鼓励他们快点回覆，但是又不能过于向他们施压。”
有资深退休社工观察，“一户一社工”比起过往介入灾害时多了一个角色：政府的“传声筒”。
莫庆联指出，社工强调“专业自主”，循当事人的需要和角度评估，再决定处置方向，“但是现在社工其实很多时候只是满足长官。”
政治环境的变化悄然改变了香港社工的角色。“因为中港的融合，香港越来越多从上下那种指挥，太单向的，没商量的。”莫庆联举例，每日致电两次灾民只是“程序化”的做法，“告诉公众我们有社工关心（灾民）”。
陈君有同样感受。“我觉得它（政府）想做一个姿态出来，就是‘社工很关心你们的’， 同时又是一个方法可以监督我们真的有在做事。”
不过莫庆联分析，社工“跑数”文化在香港主权移交以后已经有。社署于2000年实施一笔过拨款津贴，此后社会服务趋向商品化，当中附带的服务协议强调指标，令前线社工慢慢变成“追数的工具”。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讲师丁惟彬解释，社工服务各有不同绩效算法，如规限社工跟进及完成的个案数量；开办小组的数量；办活动也讲求触及人数等。
“全部（社工或中心）都有数字是要跑的，”丁惟彬说，社署社工跑的数虽然相对地区社福机构少，但他们处理更多法定个案，而随着社会环境变化，个案越来越复杂，“比以前更加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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