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馬年說馬:大宋亡國,該怪包青天這個"餿主意"?
馬年說馬:大宋亡國,該怪包青天這個"餿主意"?馬年說馬:大宋亡國,該怪包青天這個"餿主意"?
今年是馬年，其實壹直想寫幾篇關於馬的散文，今天試壹篇吧。
這篇文章的想法，最早是從知識星球上的壹個答問那裡來的。有人問我，小西，很多人說繁榮的宋朝打不過北方草原民族，是因為丟了燕雲拾六州、缺馬，可是南宋滅亡百年之後，明朝建國時卻建立起了壹支強大的騎兵部隊，甚至敢跟蒙古人掰掰腕子，這是咋回事兒呢？
我想了想，這個問題其實確實蠻有意思的。壹提起養馬，很多人本能的會往北方草原上去想，遼東、燕雲、河套、西域，似乎丟了長城壹線，又被阻絕了絲綢之路，宋朝產馬就很困難了。
但是這個事兒，你仔細考證壹下，又會發現似是而非，就像這個朋友所舉的例子，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能在元末群雄中脫穎而出，壹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老家淮西那個地方是元朝重要的戰馬產地。
他手下的很多淮西軍功集團的名將，比如徐達、藍玉等人，那也都是非常傑出的騎兵指揮官。淮西這個地方並不那麼靠北，甚至嚴格說就是中原腹地的壹部分。
捕魚兒海之戰——沒有壹流的騎兵和壹流的騎兵將領，誰敢這麼打啊？
那壹個問題就來了——憑什麼，蒙元能在中原腹地建立龐大而優秀的養馬基地，宋朝就不行呢？總不能真是養馬天賦只有蒙古族同胞獨有吧？
其實在北宋初年的時候，雖然丟失了燕雲拾六州，但宋朝是並不缺戰馬的，宋太宗兩次攻伐遼國，動用的軍馬據估計都在拾萬匹以上，打不過主要是因為太宗皇帝這人人菜癮大，即想防備手下大將擁兵自重，又喜歡越級指揮秀微操。最終高粱河壹戰大腿上中了壹箭，乘著驢車就逃回來了。可是敗仗是皇帝親自指揮打的，皇帝自然不能負責背鍋，於是就跟國足踢不過魚腩球隊要找壹堆理由壹樣，上到部將輕功冒進，下到馬匹質量不如遼國人好，理由找了壹堆。宋朝馬政不行的說法也就這麼來了。
但是，事實上，直到澶淵之盟簽訂的真宗朝，宋朝的馬政應該依然維持在壹個較為良好的狀態中。證據是澶淵之盟剛壹簽，著名的宰相向敏中就曾給真宗皇帝上書，說現在朝廷下設的各個牧馬監都馬滿為患，喂養和管理都需要壹大筆成本，既然朝廷有意要罷兵不和遼國人打了，能不能放寬馬匹的買賣政策，不再僅允許民間購買牧馬監13歲以上老馬？
而這個折子，真宗皇帝也真就准了。且你還不能怪真宗皇帝這個決定昏庸。
養馬，尤其是在宋朝的腹地養馬，那是壹件即費錢又占地的大工程，且養出的馬匹優先供應軍隊，民間只能用牧馬監淘汰下來的老馬。
放在戰事頻仍的宋初，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咬著牙也不得不搞。可是宋朝跟遼國現在都議和了，大量的膏腴之地不僅要空給牧場、不能用來種田，養出的馬匹還要白白老死，不能賣給民間。相當於國營工廠批量生產用不上的坦克，民間卻沒有車開，這不是巨大的浪費麼？
要大炮不要面包，宋朝可不能當蘇聯啊。
所以向敏中的這個折子，本質上是在要求開放搞活、既然浪費這麼驚人，趕緊軍轉民算了。
而真宗皇帝能答應下來，還是很明智的。
可是宋朝的馬政，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從前期只是驚人的浪費，逐漸走向了後期的加速朽敗。
鏡頭壹轉，來到真宗之後的仁宗朝，有大臣又上書皇帝，說“漳河地區的土壤肥沃，朝廷卻在這裡大量設置國營馬場，百姓不能耕種，邢、沼、趙叁州壹萬伍千頃的良田壹概被圈占用來牧馬，實在是太浪費了，請罷這些地區的牧馬監，把這裡的土地全部分給百姓，紓解民困。”
宋仁宗還真就采納了這個建議，把黃河以南所有的國營馬場都廢除掉了。
北宋後期的缺馬問題從此開始日趨嚴重。到了王安石變法時，王安石心急火燎的想要搞“保馬法”改革，鼓勵民間多養馬，其實都肇因於此。
我估計比較有家國情懷的“大棋黨”看到這裡怕是要拍案而起了——這特麼誰啊？提了這麼個禍國殃民的建議？為了老百姓能多有幾畝地種，壞了國家用以抵御外辱的大好馬政？沒有戰馬怎麼爭雄肆方、收復燕雲，不收復燕雲怎麼獲得更好的馬場？這些清談空議的文官，表面上體恤愛民，實則都是聖母婊！怎麼就不知道勒緊褲腰帶，讓百姓再忍壹忍，等到大宋打下了北方馬場再聊種田的事兒呢？
但是，且慢，上這個奏折的人可比向敏中還大名鼎鼎，他名叫包拯——對，就是那個“開封有個包青天”的包青天。
而且包拯上這個折子絕對不是不知兵的書生意氣，首先宋朝當時的馬政搞不好，要求朝廷退牧還田，這個呼聲不是包拯壹個人，富弼、范仲淹、滕子京等“慶歷名臣”都曾有過相似的議論。馬政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必須得改，這幾乎已經成了當時朝堂上的共識。
其次壹點，包拯在這群人當中，談馬政又是最有發言權的。因為包拯自己就署理過群牧司，他的手下就是王安石。這兩個人壹前壹後，耳聞目睹了當時宋朝的馬政敗壞到了什麼程度——“兩監歲費伍拾六萬緡，所息之馬用叁萬緡可買！”朝廷養馬每年花的錢是直接到邊境榷場上買馬的將盡叁拾倍，這還是王安石後來的推行變法、厲行整頓之後的結果，你可以看到北宋養軍馬造成了何等驚人的浪費了。
所以包拯上書請罷河南牧馬監、退牧還田，根本就不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書生之議，他是實在看不下去這種驚人的浪費了。
那麼宋代的群牧司為何浪費如此驚人，乃至包拯、王安石這樣的牛人也整治不了呢？
道理其實也很簡單，馬匹、尤其是戰馬，在當時不僅是軍需物資、而且是絕對的奢侈品，壹匹戰馬的價格可能夠壹個中產之家壹年乃至幾年的家用。而養馬這種事情又是帶有高度風險形式的，“家有百萬，帶毛不算”，來了壹場瘟疫等等，馬匹可能就大量減損。朝廷派再精明的判官也無法完全監控各地馬場的官員上下其手。而宋代，乃至中國歷代馬政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它是完全國營的，所有權被牢牢抓在朝廷的手中，且朝廷以重視馬政為名，給了群牧司官員極大的權力，可以讓他們以此為名肆意圈占良田。那麼久而久之，走私賣馬、貪污腐敗、乃至以“養馬”為名低價強行征用、侵占民間良田的現象就不斷滋生、且屢禁不止了。
而且越腐敗則越低效，朝廷花了大量的錢、民間受了極大地滋擾，最終產出的馬卻寥寥無幾。更讓人惱火的是，朝廷的監察機構，還沒辦法約束。因為養馬這個事是高度專業化的，行政監察體系對其隔行如隔山，幹脆沒法監管。
正因如此，無奈的包拯只好建議皇帝選擇“棄療”——與其維持這麼低效的馬政，還不如多攢壹些錢，通過榷場買馬，典型的以買代養。兩難自解。
而相比之下，王安石的“保馬法”則可謂腦洞大開，另辟蹊徑——既然國營馬場的低效、腐敗和擾民沒法遏制，那幹脆搞“官督商辦”麼，搞鳥籠經濟、有限開放，讓老百姓養軍馬，軍馬養出來以後政府集體采購，用來抵稅，豈不美哉？
只是後壹種做法終歸犯了“浴缸裡養鯨魚”的錯誤，宋朝當時大部分民間力量，本質上都是小農，本小利薄，而養馬又必須規模化，根本不是小門小戶能承擔得起的。那麼扶持強大的民間資本，搞真正的“官督商辦”的民營馬場麼？
這個想法卻又是遠遠超出中國古代帝制王朝“制度容量”的，宋太祖說得好“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酣睡”麼！民間敢私藏拾服以上的甲胄、兵刃，那都是抄家滅族的大罪。你想象壹下，某個民間富戶，如果敢於頂著“官督商辦”的名號，養馬成百上千匹——那皇上和當地地方官員還睡得著覺嗎？
戰馬在冷兵器時代可是絕對大殺器啊。騎兵沖起來無人可敵，戰略機動起來讓你追無可追。有哪個皇帝或地方官由此魄力，能養虎遺患呢？就算朝廷有這個魄力，放任民間大規模養馬。又有哪個富戶錢多了燒的，想去幹這個營生呢？萬壹和接洽的官員事有不協，人家告你個心懷不軌，對大宋朝不夠忠誠怎麼辦？忌憚你這麼大的造反，朝廷來個寧可錯殺，絕不放過咋辦？而你為了防著官員這壹手，只能對方說啥算啥，那對方刻意壓價，你養馬還能賺到錢麼。
所以你可以看到，決定宋朝，乃至所有中原王朝沒法在中原內地養馬的關鍵因素，其實不是氣候，而是制度。古代中原王朝的絕對帝制系統與養馬這種產業是“八字不合”的。
誠然，如王夫之所說，漢唐之所以強盛，是因為畜牧業發達。但漢唐的主要戰馬來源，也是通過收服和威壓帝國邊緣的草原民族，通過對他們的收繳獲得的。像宋朝這樣與北方游牧政權長期對峙的王朝，馬匹匱乏成為了長期對峙後壹定產生的死循環——不是氣候條件不允許，而是“制度容量”不足。
而橫向比較整個世界，你會發現，內亞游牧民族政權普遍采用的是壹種部落聯盟，合伙出去搶掠的制度模式的，各部落自己馬匹自己愛惜，當然不存在養馬的問題。而同時代的歐洲，因為采用的是權力、武力伴隨經濟壹起分散掉的封建采邑制度，雖然也處於農耕文明區域。但歐洲的農耕的發展，似乎並沒有伴隨著戰馬的短缺。以騎馬為榮的騎士階層在整個中世紀成為了歐洲的象征。
因為在封建采邑制度下，領主和騎士不會因為後者保有馬匹這種戰略資源而心生嫌隙，武力與權力的分配是協同而分散的。
所以馬政在成平日久之後必然扭曲、敗壞，這成為了獨屬於中國古代中原王朝，尤其是宋以後的中原王朝的壹個魔咒，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朝廷即想要“強幹弱枝”、把馬匹這個帶來碾壓武力的戰略資源牢牢操控在手中，就無法達成馬匹繁育的廉價、高效，群牧司的腐敗與虧損，就成了必然結局。
所以理解了這背後的悖論，你再看包拯的那份奏折，是否就能看出藏在其中的無奈與必然了呢？
馬年說馬，宋代的馬政，與人類歷史上的許多問題壹樣，看似是個運氣問題、自然稟賦問題，實則是壹個制度選擇的問題。它的終局，早在宋太祖做出強幹弱枝、“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酣睡”的選擇那壹刻起，就已經奠定了。
大宋為什麼養不好馬？是環境問題麼？
不，是制度容量決定的。
[加西網正招聘多名全職sales 待遇優]
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這篇文章的想法，最早是從知識星球上的壹個答問那裡來的。有人問我，小西，很多人說繁榮的宋朝打不過北方草原民族，是因為丟了燕雲拾六州、缺馬，可是南宋滅亡百年之後，明朝建國時卻建立起了壹支強大的騎兵部隊，甚至敢跟蒙古人掰掰腕子，這是咋回事兒呢？
我想了想，這個問題其實確實蠻有意思的。壹提起養馬，很多人本能的會往北方草原上去想，遼東、燕雲、河套、西域，似乎丟了長城壹線，又被阻絕了絲綢之路，宋朝產馬就很困難了。
但是這個事兒，你仔細考證壹下，又會發現似是而非，就像這個朋友所舉的例子，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能在元末群雄中脫穎而出，壹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老家淮西那個地方是元朝重要的戰馬產地。
他手下的很多淮西軍功集團的名將，比如徐達、藍玉等人，那也都是非常傑出的騎兵指揮官。淮西這個地方並不那麼靠北，甚至嚴格說就是中原腹地的壹部分。
捕魚兒海之戰——沒有壹流的騎兵和壹流的騎兵將領，誰敢這麼打啊？
那壹個問題就來了——憑什麼，蒙元能在中原腹地建立龐大而優秀的養馬基地，宋朝就不行呢？總不能真是養馬天賦只有蒙古族同胞獨有吧？
其實在北宋初年的時候，雖然丟失了燕雲拾六州，但宋朝是並不缺戰馬的，宋太宗兩次攻伐遼國，動用的軍馬據估計都在拾萬匹以上，打不過主要是因為太宗皇帝這人人菜癮大，即想防備手下大將擁兵自重，又喜歡越級指揮秀微操。最終高粱河壹戰大腿上中了壹箭，乘著驢車就逃回來了。可是敗仗是皇帝親自指揮打的，皇帝自然不能負責背鍋，於是就跟國足踢不過魚腩球隊要找壹堆理由壹樣，上到部將輕功冒進，下到馬匹質量不如遼國人好，理由找了壹堆。宋朝馬政不行的說法也就這麼來了。
但是，事實上，直到澶淵之盟簽訂的真宗朝，宋朝的馬政應該依然維持在壹個較為良好的狀態中。證據是澶淵之盟剛壹簽，著名的宰相向敏中就曾給真宗皇帝上書，說現在朝廷下設的各個牧馬監都馬滿為患，喂養和管理都需要壹大筆成本，既然朝廷有意要罷兵不和遼國人打了，能不能放寬馬匹的買賣政策，不再僅允許民間購買牧馬監13歲以上老馬？
而這個折子，真宗皇帝也真就准了。且你還不能怪真宗皇帝這個決定昏庸。
養馬，尤其是在宋朝的腹地養馬，那是壹件即費錢又占地的大工程，且養出的馬匹優先供應軍隊，民間只能用牧馬監淘汰下來的老馬。
放在戰事頻仍的宋初，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咬著牙也不得不搞。可是宋朝跟遼國現在都議和了，大量的膏腴之地不僅要空給牧場、不能用來種田，養出的馬匹還要白白老死，不能賣給民間。相當於國營工廠批量生產用不上的坦克，民間卻沒有車開，這不是巨大的浪費麼？
要大炮不要面包，宋朝可不能當蘇聯啊。
所以向敏中的這個折子，本質上是在要求開放搞活、既然浪費這麼驚人，趕緊軍轉民算了。
而真宗皇帝能答應下來，還是很明智的。
可是宋朝的馬政，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從前期只是驚人的浪費，逐漸走向了後期的加速朽敗。
鏡頭壹轉，來到真宗之後的仁宗朝，有大臣又上書皇帝，說“漳河地區的土壤肥沃，朝廷卻在這裡大量設置國營馬場，百姓不能耕種，邢、沼、趙叁州壹萬伍千頃的良田壹概被圈占用來牧馬，實在是太浪費了，請罷這些地區的牧馬監，把這裡的土地全部分給百姓，紓解民困。”
宋仁宗還真就采納了這個建議，把黃河以南所有的國營馬場都廢除掉了。
北宋後期的缺馬問題從此開始日趨嚴重。到了王安石變法時，王安石心急火燎的想要搞“保馬法”改革，鼓勵民間多養馬，其實都肇因於此。
我估計比較有家國情懷的“大棋黨”看到這裡怕是要拍案而起了——這特麼誰啊？提了這麼個禍國殃民的建議？為了老百姓能多有幾畝地種，壞了國家用以抵御外辱的大好馬政？沒有戰馬怎麼爭雄肆方、收復燕雲，不收復燕雲怎麼獲得更好的馬場？這些清談空議的文官，表面上體恤愛民，實則都是聖母婊！怎麼就不知道勒緊褲腰帶，讓百姓再忍壹忍，等到大宋打下了北方馬場再聊種田的事兒呢？
但是，且慢，上這個奏折的人可比向敏中還大名鼎鼎，他名叫包拯——對，就是那個“開封有個包青天”的包青天。
而且包拯上這個折子絕對不是不知兵的書生意氣，首先宋朝當時的馬政搞不好，要求朝廷退牧還田，這個呼聲不是包拯壹個人，富弼、范仲淹、滕子京等“慶歷名臣”都曾有過相似的議論。馬政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必須得改，這幾乎已經成了當時朝堂上的共識。
其次壹點，包拯在這群人當中，談馬政又是最有發言權的。因為包拯自己就署理過群牧司，他的手下就是王安石。這兩個人壹前壹後，耳聞目睹了當時宋朝的馬政敗壞到了什麼程度——“兩監歲費伍拾六萬緡，所息之馬用叁萬緡可買！”朝廷養馬每年花的錢是直接到邊境榷場上買馬的將盡叁拾倍，這還是王安石後來的推行變法、厲行整頓之後的結果，你可以看到北宋養軍馬造成了何等驚人的浪費了。
所以包拯上書請罷河南牧馬監、退牧還田，根本就不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書生之議，他是實在看不下去這種驚人的浪費了。
那麼宋代的群牧司為何浪費如此驚人，乃至包拯、王安石這樣的牛人也整治不了呢？
道理其實也很簡單，馬匹、尤其是戰馬，在當時不僅是軍需物資、而且是絕對的奢侈品，壹匹戰馬的價格可能夠壹個中產之家壹年乃至幾年的家用。而養馬這種事情又是帶有高度風險形式的，“家有百萬，帶毛不算”，來了壹場瘟疫等等，馬匹可能就大量減損。朝廷派再精明的判官也無法完全監控各地馬場的官員上下其手。而宋代，乃至中國歷代馬政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它是完全國營的，所有權被牢牢抓在朝廷的手中，且朝廷以重視馬政為名，給了群牧司官員極大的權力，可以讓他們以此為名肆意圈占良田。那麼久而久之，走私賣馬、貪污腐敗、乃至以“養馬”為名低價強行征用、侵占民間良田的現象就不斷滋生、且屢禁不止了。
而且越腐敗則越低效，朝廷花了大量的錢、民間受了極大地滋擾，最終產出的馬卻寥寥無幾。更讓人惱火的是，朝廷的監察機構，還沒辦法約束。因為養馬這個事是高度專業化的，行政監察體系對其隔行如隔山，幹脆沒法監管。
正因如此，無奈的包拯只好建議皇帝選擇“棄療”——與其維持這麼低效的馬政，還不如多攢壹些錢，通過榷場買馬，典型的以買代養。兩難自解。
而相比之下，王安石的“保馬法”則可謂腦洞大開，另辟蹊徑——既然國營馬場的低效、腐敗和擾民沒法遏制，那幹脆搞“官督商辦”麼，搞鳥籠經濟、有限開放，讓老百姓養軍馬，軍馬養出來以後政府集體采購，用來抵稅，豈不美哉？
只是後壹種做法終歸犯了“浴缸裡養鯨魚”的錯誤，宋朝當時大部分民間力量，本質上都是小農，本小利薄，而養馬又必須規模化，根本不是小門小戶能承擔得起的。那麼扶持強大的民間資本，搞真正的“官督商辦”的民營馬場麼？
這個想法卻又是遠遠超出中國古代帝制王朝“制度容量”的，宋太祖說得好“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酣睡”麼！民間敢私藏拾服以上的甲胄、兵刃，那都是抄家滅族的大罪。你想象壹下，某個民間富戶，如果敢於頂著“官督商辦”的名號，養馬成百上千匹——那皇上和當地地方官員還睡得著覺嗎？
戰馬在冷兵器時代可是絕對大殺器啊。騎兵沖起來無人可敵，戰略機動起來讓你追無可追。有哪個皇帝或地方官由此魄力，能養虎遺患呢？就算朝廷有這個魄力，放任民間大規模養馬。又有哪個富戶錢多了燒的，想去幹這個營生呢？萬壹和接洽的官員事有不協，人家告你個心懷不軌，對大宋朝不夠忠誠怎麼辦？忌憚你這麼大的造反，朝廷來個寧可錯殺，絕不放過咋辦？而你為了防著官員這壹手，只能對方說啥算啥，那對方刻意壓價，你養馬還能賺到錢麼。
所以你可以看到，決定宋朝，乃至所有中原王朝沒法在中原內地養馬的關鍵因素，其實不是氣候，而是制度。古代中原王朝的絕對帝制系統與養馬這種產業是“八字不合”的。
誠然，如王夫之所說，漢唐之所以強盛，是因為畜牧業發達。但漢唐的主要戰馬來源，也是通過收服和威壓帝國邊緣的草原民族，通過對他們的收繳獲得的。像宋朝這樣與北方游牧政權長期對峙的王朝，馬匹匱乏成為了長期對峙後壹定產生的死循環——不是氣候條件不允許，而是“制度容量”不足。
而橫向比較整個世界，你會發現，內亞游牧民族政權普遍采用的是壹種部落聯盟，合伙出去搶掠的制度模式的，各部落自己馬匹自己愛惜，當然不存在養馬的問題。而同時代的歐洲，因為采用的是權力、武力伴隨經濟壹起分散掉的封建采邑制度，雖然也處於農耕文明區域。但歐洲的農耕的發展，似乎並沒有伴隨著戰馬的短缺。以騎馬為榮的騎士階層在整個中世紀成為了歐洲的象征。
因為在封建采邑制度下，領主和騎士不會因為後者保有馬匹這種戰略資源而心生嫌隙，武力與權力的分配是協同而分散的。
所以馬政在成平日久之後必然扭曲、敗壞，這成為了獨屬於中國古代中原王朝，尤其是宋以後的中原王朝的壹個魔咒，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朝廷即想要“強幹弱枝”、把馬匹這個帶來碾壓武力的戰略資源牢牢操控在手中，就無法達成馬匹繁育的廉價、高效，群牧司的腐敗與虧損，就成了必然結局。
所以理解了這背後的悖論，你再看包拯的那份奏折，是否就能看出藏在其中的無奈與必然了呢？
馬年說馬，宋代的馬政，與人類歷史上的許多問題壹樣，看似是個運氣問題、自然稟賦問題，實則是壹個制度選擇的問題。它的終局，早在宋太祖做出強幹弱枝、“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酣睡”的選擇那壹刻起，就已經奠定了。
大宋為什麼養不好馬？是環境問題麼？
不，是制度容量決定的。
[加西網正招聘多名全職sales 待遇優]
| 分享: |
| 注： |
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