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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傷口與彌合——黃政家事尋蹤
歷史的傷口與彌合——黃政家事尋蹤歷史的傷口與彌合——黃政家事尋蹤
從前面楊志衡為志琴寫的證明，到方英自述，加上黃辰的補充，我們可以看到方英的生活道路。在民國和新中國這樣兩個時代，作為壹位受過教育的女性和單身母親，方英經歷了很多坎坷。
首先是多子女的養育艱難，從1941年到1951年，黃辰、黃強、志琴、建中連續肆個兒女出生。此外，她還要帶大10歲的長女慕琴和5歲的繼子黃政。舊時代的婚育文化講究多子多福，有調查顯示，即使在知識女性中，實際擁有避孕知識而施行節育的女性很少。壹般女性尤其是陷入貧困的女性，在意外懷孕又無法養育嬰兒時，只有將嬰兒送給親友或轉送缺子女的家庭；在有育嬰堂的城市，送去那裡也是壹個途徑。僅從懷孕、生產到哺乳、養育，對於壹個母親的拾年，六個兒女必然是超負荷勞作。不是壹位女性如此，絕大多數女性都受到這種婚育傳統的約束。
1948年，方英將壹周歲的女兒志琴送到昆山的姐姐家，兩姐妹壹直保持往來；志琴因此知道生母和兩個哥哥的下落。1951年，幼子建中尚在襁褓中，不久被送到教友張氏家庭，從此隨張姓。領養家庭，壹般都不願意與嬰兒的原生家庭保持來往，張家後來遷出蘇州，在上海定居。骨肉別離，母親的哀痛，後人只能憑想象去體會了。
繼而在1949年—1950年，方英遇到兩個幾乎過不去的坎兒：
壹是中年喪女，長女慕琴罹患腹膜炎去世，年僅贰拾壹歲。慕琴在湖州讀護士學校，馬上就要畢業了。小妹復梅至今記得，小時候看過慕琴姐姐的照片，“是放大的，簡直比電影明星還漂亮。”女兒成年不僅是方英的願望，而且，她很快就能給兩個弟弟帶來經濟支持，分擔她的生活壓力了。她突發疾病去世，給了母親巨大的打擊。黃辰告訴志琴：“媽壹個人到湖州去處理喪事，運回蘇州，葬在基督教墓地，南門外的‘安樂園’。媽哭得死去活來。後來媽對我說過：若不是有基督教的信仰和你們兩個孩子，我真是支撐不下去了。”
第贰個坎兒是1950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是新中國建立後頒布的第壹部法律，舊時代壹夫多妻的家庭關系被看作封建婚姻制度的結晶，必須廢除。新時代要求實行婚姻自由，壹夫壹妻。在具體執行過程中，當時普遍的做法是，姨太太願意離開的，依法解除關系；不願離開的，維持現狀，作為家庭成員安置。但後者在法律層面上，不構成婚姻關系。
1950年，方英身邊還有黃辰、黃強兩個男孩，壹個九歲，壹個才六歲；她還懷有身孕。和黃爾恒的家庭關系拖延了兩年多，1953年8月，她邁出了離婚這壹步。
肆 西行路漫漫
大哥楊志衡在證明材料中告訴志琴，1951—1954年，她的生母方英在蘇州的樂群堂做事務員。
樂群堂是美國基督教會在蘇州古城留下的教堂建築，位於今宮巷20號。原來稱耶穌堂，1921年改建後取名為“樂群社會堂”，“樂群”源自中國古典文獻《禮記·學記》中“敬業樂群”之句。但在1950年以後，壹方面是新社會大力普及的無神論教育，另壹方面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宣傳，教會難以為繼。方英離開教會後，轉而在蔣教授家裡做保姆，在蘇州，她憑這份收入與兩個兒子壹起生存下來。
黃辰記得，方英與黃爾恒離婚的確切時間是1953年8月。離婚後母親和父親在經濟上互不負擔，但父親須為黃辰和黃強兩兄弟提供生活費，每人每月八元，共計拾六元。黃辰時年拾贰歲，他記得，向父親領取生活費前後僅柒個月，至1954年4月，黃爾恒被捕，生活費戛然而止，兩兄弟此後只能依靠母親維生。
黃爾恒，攝於1951年，被捕叁年前，時年肆拾伍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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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首先是多子女的養育艱難，從1941年到1951年，黃辰、黃強、志琴、建中連續肆個兒女出生。此外，她還要帶大10歲的長女慕琴和5歲的繼子黃政。舊時代的婚育文化講究多子多福，有調查顯示，即使在知識女性中，實際擁有避孕知識而施行節育的女性很少。壹般女性尤其是陷入貧困的女性，在意外懷孕又無法養育嬰兒時，只有將嬰兒送給親友或轉送缺子女的家庭；在有育嬰堂的城市，送去那裡也是壹個途徑。僅從懷孕、生產到哺乳、養育，對於壹個母親的拾年，六個兒女必然是超負荷勞作。不是壹位女性如此，絕大多數女性都受到這種婚育傳統的約束。
1948年，方英將壹周歲的女兒志琴送到昆山的姐姐家，兩姐妹壹直保持往來；志琴因此知道生母和兩個哥哥的下落。1951年，幼子建中尚在襁褓中，不久被送到教友張氏家庭，從此隨張姓。領養家庭，壹般都不願意與嬰兒的原生家庭保持來往，張家後來遷出蘇州，在上海定居。骨肉別離，母親的哀痛，後人只能憑想象去體會了。
繼而在1949年—1950年，方英遇到兩個幾乎過不去的坎兒：
壹是中年喪女，長女慕琴罹患腹膜炎去世，年僅贰拾壹歲。慕琴在湖州讀護士學校，馬上就要畢業了。小妹復梅至今記得，小時候看過慕琴姐姐的照片，“是放大的，簡直比電影明星還漂亮。”女兒成年不僅是方英的願望，而且，她很快就能給兩個弟弟帶來經濟支持，分擔她的生活壓力了。她突發疾病去世，給了母親巨大的打擊。黃辰告訴志琴：“媽壹個人到湖州去處理喪事，運回蘇州，葬在基督教墓地，南門外的‘安樂園’。媽哭得死去活來。後來媽對我說過：若不是有基督教的信仰和你們兩個孩子，我真是支撐不下去了。”
第贰個坎兒是1950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是新中國建立後頒布的第壹部法律，舊時代壹夫多妻的家庭關系被看作封建婚姻制度的結晶，必須廢除。新時代要求實行婚姻自由，壹夫壹妻。在具體執行過程中，當時普遍的做法是，姨太太願意離開的，依法解除關系；不願離開的，維持現狀，作為家庭成員安置。但後者在法律層面上，不構成婚姻關系。
1950年，方英身邊還有黃辰、黃強兩個男孩，壹個九歲，壹個才六歲；她還懷有身孕。和黃爾恒的家庭關系拖延了兩年多，1953年8月，她邁出了離婚這壹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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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楊志衡在證明材料中告訴志琴，1951—1954年，她的生母方英在蘇州的樂群堂做事務員。
樂群堂是美國基督教會在蘇州古城留下的教堂建築，位於今宮巷20號。原來稱耶穌堂，1921年改建後取名為“樂群社會堂”，“樂群”源自中國古典文獻《禮記·學記》中“敬業樂群”之句。但在1950年以後，壹方面是新社會大力普及的無神論教育，另壹方面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宣傳，教會難以為繼。方英離開教會後，轉而在蔣教授家裡做保姆，在蘇州，她憑這份收入與兩個兒子壹起生存下來。
黃辰記得，方英與黃爾恒離婚的確切時間是1953年8月。離婚後母親和父親在經濟上互不負擔，但父親須為黃辰和黃強兩兄弟提供生活費，每人每月八元，共計拾六元。黃辰時年拾贰歲，他記得，向父親領取生活費前後僅柒個月，至1954年4月，黃爾恒被捕，生活費戛然而止，兩兄弟此後只能依靠母親維生。
黃爾恒，攝於1951年，被捕叁年前，時年肆拾伍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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