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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傷口與彌合——黃政家事尋蹤
歷史的傷口與彌合——黃政家事尋蹤歷史的傷口與彌合——黃政家事尋蹤
1995年8月，黃政家族在老家碭山聚會合影。
本文中除署名照片外，均為黃政親人提供。
作者按：黃政（1935.10.01-2025.09.29），這個名字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身份：“最可愛的人”——志願軍戰士、右派、勞教分子、林昭同案、蘇州疾控中心退休幹部……在他生命的晚年，是兄弟姐妹們敬愛的大哥。為紀念去年9月29日離世的黃政，我寫過壹篇訪談錄《叁個月交往、拾伍年重刑、永遠的懷念》，還寫了《線人政治與詩人往事——朱紅與林昭、黃政冤案》；作為這個紀念系列的第叁篇，本文寫的是他的家人往事。
為什麼會在訪談冤案之後，還會去尋訪家史？通常，人們會認為這些是私人生活，沒有那麼重要。而我的出發點是這樣：黃政的厄運，是從他父親黃爾恒在肅反前被審查開始的。父親的過往，仿佛是壹種原罪，他因此被拋出生活常軌，被開除團籍，被劃右派……他對現實的疑問由此開始。那麼，他父親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其次，黃政的父親被關押至死，沒有結論，黃政親自去處理了他的後事。當他遇到林昭時，他們兩位都是失去了父親的人。他們怎樣看待父親的死？父親和其他親人的非正常死亡，對他又有哪些影響呢？
還有，如果說那個時代的家庭出身是原罪，那這種“罪”是怎樣設定的？我覺得，相對於伍柒幸存者的敘事文本，在壹九伍柒之前的政治運動中被掃蕩的人，除了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案”等顯著大案，留下的記錄很少。但普通人的遭遇同樣是這些運動的直接後果，他們的故事應該浮出水面，而不是在歷史上消聲。
當我問及黃政的弟妹有關其父的情況時，我也認識到，他與兒女們關系並非簡單。你難以用好人或壞人的標准去解釋，也難以用政治上的紅與黑去判斷。但是，就像那些在鎮反、肅反中被網羅的許多年長者壹樣，運動的決策者，並不在乎他具體的經歷是非。當他作為曾在舊政權的警察機關工作過的官員被立案拘捕，他身後的妻子和兒女們，在時代的巨潮席卷過來時，怎樣存活下來呢？
有關當代史的正統敘述通常是圍繞事件展開，在官網的編年史裡，可以讀到高層的決策、政府的作為、國家的利害得失；至於政治運動的代價——被批判或清理出局的人，在其中常常被數字符號取代，消失在無名的百分比裡。而當家庭的支柱被拆毀，長輩沉入政治的黑洞，他們的後人命運如何，這是我想知道的小數點後面的故事，也許，這應該算是歷史的生命紋理。
黃政劫後尋親的故事，是在這個層面上感動了我，他找到失散數拾年的弟妹，向父親奉上為人子女的紀念，他用自己對和平與安寧的感受，鼓勵後人要成家，要有子女。他的故事有助於我們，從維護人性和親情連接的角度回看時代、社會與家庭的關系。同樣，即使社會的正義遲遲未到，個人、家庭仍可以努力在先，去撫平創傷，重建記憶。這是他彌合歷史傷口的努力，也是他留給親人的精神遺產。
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我想通過這樣的寫作來表明：每壹個蒙難者，都值得壹份人生檔案。
2025年9月5日，黃政去世的贰拾肆天之前，他的弟弟妹妹和親眷來到他病室床前，碭山的叁弟黃欽及上海的小弟張建中拉著他的手，小妹楊志琴用手機錄下了這樣的場景：
病重的黃政，氣力不足，說話很慢，我聽到他說：……大哥沒有能力啊！
小弟努力安慰說：你是最好的大哥。
長長的鼻胃管，從他耳邊繞過，在鼻孔邊固定。他心裡可能明白，這是此生的訣別。他回答小弟說：……我想她呢……我小妹……最後你們，能夠找到……這也是我做人的本分，其他我沒有力量……
妻子陳淑玉安慰他說：……挺幸福的，兄弟妹妹年紀這麼大了，都趕過來……
這段視頻僅有肆拾六秒，卻濃縮了壹個大家庭兒女們悲歡離合，我對黃政家事的尋訪，也是從這段視頻開始的。
2025年9月5日，黃政的弟妹們在病房探望黃政。
壹《牧馬人》式的情緣
1985年春，黃政刑滿釋放已近六年，而他的冤案還沒有平反；他自己還是單身壹人。
1982年，電影《牧馬人》在全國上映，引起轟動。年輕的朱時茂扮演了片中主角許靈均，面對那陰差陽錯而要求留下的肆川姑娘，他別過臉去，艱難地吐出肆個字“我－是－右－派”。當他回過頭來，壹個時代的劫後余生者，經歷了壹場淚水的昭雪。壹時間，影片比任何政策文件都更強烈地傳達出壹個信息，右派清白無辜，有權利重返社會，享有婚姻權利。
我不知道那個年代，有多少女性受到影片的感召，接納了被耽誤了青春的右派歸來者，但黃政的妻子陳淑玉卻是這樣。她在浙江麗水工作，有過中醫的職業訓練，是企業法人代表，獨立開有診所，此時還是單身。她說，看了《牧馬人》就想到，右派都是知識分子，也不是刑事犯罪。如果我碰到這種人，哪怕他癱瘓了，我也要照顧他壹輩子。
妻子淑玉在黃政留下的藏書前，2025年11月13日艾曉明攝
1985年“伍壹”假期，陳淑玉經親友介紹與黃政見面，黃政那時已在天命之年。淑玉不在乎他那些罪名，在她眼裡，黃政是那樣清清爽爽的壹個人，個子高挺，模樣端正；既有軍人氣質，做事情又很細膩。他給她寄東西，包袱皮都是自己縫的，針線活挺好。更不必說，這個人因言論入罪，有才華，有思想。
相識後，黃政對她傾訴了自己的經歷，牢獄拾伍年，從不與任何親人聯系。她記得他說，多少人都受不了，絕望了，明明高牆下有電網，就那樣跳下去了啊……
他們的婚禮很隆重，在麗水那邊，親友坐了拾八桌。她的父母拿出自己的積蓄來辦這場婚禮，在他們看來，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事情都是變幻不定的，壹場“文革”下來，多少冤案！女婿壹表人才，值得接納。
婚後，淑玉辭去老家的工作，隨黃政來到蘇州，從此患難與共，相伴壹生。
黃政的弟妹們壹致認為，大嫂的到來，使黃政享有了後肆拾年的現世安穩。淑玉回想起來也說，黃政叁歲喪母，好端端壹個少年軍人，卻因政治變故，屢遭打擊。幸虧他活得長，才算不枉人間歲月。
結婚後，黃政對淑玉說：我還有幾個弟弟妹妹呢，我要找到他們。
黃政出席女兒的婚禮，2017年5月20日。
贰壹位父親與他的肆房妻妾和子女
黃政有多少弟妹呢？他們緣何失散？看到那段告別視頻，我試圖在壹張紙上寫下他們的名字，卻發現他們中有肆個姓氏，分別為黃、張、邱、楊。問及原因，又涉及黃政的父親與肆房女人的姻緣。志琴說我的本子太小，他們的故事要都說出來，壹個本子也記不完。
還好，黃政生前有壹份手書的家人名錄，其中有父親黃爾恒與他的原配和續娶的女人、兒女的親緣關系。
黃政手書——父親黃爾恒與肆房妻妾及子女
黃爾恒（1906-1961），贰拾世紀初的1906年出生於皖北碭山縣東關外叁裡陳樓村。他與林昭的父親彭國彥（1904年—1960年）生卒年月相近，他們曾同為那個時代的官員，即1949年後被新政權標記為“反動”或“擔任偽職”的官吏；他們不可能知道，這壹身份經歷，會在他們去世之後，將兩位兒女——黃政與林昭拉近。
根據黃政在2013年接受采訪時的講述，父親黃爾恒考取了南京中央警官學校第壹期，這所學校跟黃埔軍校相差不到兩叁年。
我根據他的說法在網上核查，先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與中央警官學校的關系。黃埔軍校於1924年2月在廣州創建，1927年9月遷到南京。1930年夏設立憲警教導隊，學員畢業期限為六個月。1930年冬季，該隊第壹屆學員畢業，停招第贰期學員。1930年年底，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受令附設憲警班，籌備就緒後，在1931年3月通告招生及投考資格。1931年第壹期學員的錄取相當嚴格，考生分為“特准與考者”以及從黃埔軍校畢業後自願學習憲警者。如果黃爾恒進入的警官學校與黃埔軍校關系密切，那他只能是憲警班第壹期學員，此時他年贰拾伍歲。
黃爾恒遺照，時年35歲，這是他留在世間不多的照片之壹。
由黃政在碭山的大弟黃君保存，贰弟黃辰翻拍。
根據黃政在碭山的親人回憶，黃政所說的“中央警官學校”，時間要推遲到1936年。查唐愷《南京記憶：民國中央警官學校鉤沉》壹文，國民政府1936年在南京棲霞區“伍棵松”，建立了當時中國警察教育的最高學府——中央警官學校，它的前身是“警官高等學校”，1934年從北京遷至南京。警校分正科和特科兩種教育模式，正科要求有高中畢業資格，修業期為兩年。特科則為學員班，學員均為各省市現任警官。這種情形，有點接近於現在大學招收的正規生與進修生。1937年11月，警校西遷至重慶。此時，警校的第壹期正科和第壹期教育講習班、高級班，交警訓練班和戰時警察訓練班均已畢業。
如果黃爾恒屬於警校第壹期的學員，那麼應該是在他本人叁拾歲那年，進入了特科班，而不是此前該校招收的正科生。因為高等警官學校1935年招收的學生稱為第贰拾贰期，1936年3月招收的學生稱為第贰拾叁期，不稱第壹期。
黃政談到，父親曾在江蘇鹽城、昆山、江浦、蘇州等地任職，擔任過警察分局的局長、督查等。從照片上看，黃爾恒容貌俊朗，黃政長得很像父親。有關黃爾恒的公職履歷，我未查到有關他本人的記錄，兒女們的印象也不完整。由於對階級斗爭的恐懼，長輩不敢細說在“舊社會”的經歷；手稿、書信或證照這些私人文書和物件，經過抄家、搜捕，難以保存下來。在當代中國人的家庭中，這是普遍的情形，黃政家中也是如此。
黃政小妹志琴根據大哥手書寫出的兩代家庭成員名單
根據志琴抄寫的名單，我試圖大體描繪出黃爾恒的生活軌跡。與民國年間的大多數男性壹樣，黃爾恒拾八歲時結婚。他與原配夫人張氏（1902-1985）育有叁女壹男，長女黃碧雲（1925-2009）出生時，黃爾恒年拾九歲；壹年後次女黃翠雲出生（1926-1962），這兩個女兒後來壹直生活在老家碭山。叁女黃瑞雲（1931-2015），又名黃蘇卿，她比黃政大叁歲，後來嫁給壹位南下幹部，在浙江麗水安家。黃爾恒與張氏還有壹個兒子黃君（1938-2020），他比黃政小叁歲。
黃政是黃爾恒的第贰位太太葛春華（1914-1938）之子，葛氏比黃爾恒小八歲，在黃政叁歲時病故。家人記得她得的是“月子病”，月子病的范圍很廣，如果生育後在月子裡落下病根，往往長久地影響母親的身心健康。葛春華去世時，年僅贰拾肆歲。
葛春華去世後，黃爾恒迎娶了第叁位太太方英（1912-1973），原名方靜怡，黃家姐妹稱她“方媽”。方英與黃爾恒育有叁男壹女，不過，看紙上名單，有兩個女兒的名字。原來，長女黃慕琴（1930-1949）是方英與前夫的女兒，進入黃家時年拾歲。黃政的母親去世後，撫養黃政的先是大娘張氏，伍歲時他來到蘇州，由方媽撫養。方媽的孩子們中，黃辰比黃政小六歲（1941-），黃強（1944-1975）比黃政小九歲，最小的妹妹志琴（1947-），比黃政小拾贰歲。在蘇州的孩子們中間，黃政是名副其實的大哥。1950年，黃政考上軍大離家，小弟建中（1951-）出生。
黃爾恒的第肆位太太張素（1913-1989），原名張錦芙，常熟人，她與黃爾恒結合，時間在1941年秋後。張素與上述叁位女子不同的是，她很早就參加了新肆軍。朱紅在接受林昭傳記作者趙銳采訪時說：“黃政的繼母是被捕的共產黨員，跟黃父結婚才活了下來，解放後開除回家，在居民生活服務站工作。黃政回蘇州後沒地方住，經繼母求人，居委會同意他在生活服務站裡勉強擺個床鋪安身。那生活服務站位於北局，是蘇州的鬧市區，離我家也不遠。1962年六柒月間，我實在找不到工作，就把家裡的舊書搜羅到壹起，在那個生活服務站門口擺了個攤。”
在這個舊書攤前，發生了林昭-朱紅-黃政的壹段公案。
在黃政筆下，“母親心善”這肆個字，指的就是繼母張媽。1962年1月1日，他從勞教農場回來，沒有出路，白天外出打零工，晚上借住在張媽做事的生活服務站裡。
與朱紅所述不同的是，張素沒有入黨，也不是“解放後開除回家”，而是在肅反中受黃爾恒牽連被捕，釋放後失去公職。
張素與黃爾恒育有贰女壹子，長女張帆（1942——），比黃政小柒歲，原名黃金枝。長子黃欽（1944-），比黃政小九歲，幼女邱復梅（1945-），比黃政小拾歲。
總之，從1941年到1945年，在黃爾恒位於蘇州的家中，壹度曾有方媽和張媽這兩位夫人同居壹宅，這座宅子在老拾梓街137號，是壹處兩進的庭院，院內有多個房間，客廳外有蟹眼天井，有自家水井。黃辰記得，第壹進正廳兩側的廂房東邊住著自己的母親方媽和他們兄弟倆，對面是張媽和她的女兒，第贰進住著碭山老家的親戚。
叁家庭聚散之壹：方媽和她的孩子們
方英（1912-1973），攝於1962年，時年伍拾。
1945年抗戰勝利前後，由於戰亂、政權更替和世事變遷，黃爾恒在蘇州與兩房太太同居的多子女家庭逐漸解體，未成年的孩子們全然不知自己會被命運的巨掌撥到哪個角落。
抗戰勝利前，黃爾恒已離開汪偽時期的警察部門，失業數年。孩子們接連出世，經濟上無法支撐。據黃辰回憶，父親這時讓他在碭山與張氏所育的長女黃碧雲來到蘇州，嫁給了壹位財務官員李德普。但戰後貨幣貶值，大家庭聚居壹處已難以為繼。大概在1947年，黃家位於蘇州拾梓街和伍卅路交匯處西北角的兩進院住宅賣掉，方媽和張媽分兩處居住。方媽帶著黃政、黃辰和黃強叁個男孩住到伍申弄的房子裡。從1945年開始，先後出生的叁個孩子都送給了其他家庭收養，這裡先說方媽和她的兒女們。
1947年，黃爾恒與方英的女兒志琴出生，大約周歲時，她被送到姨母家，此後從姨父楊憶春改姓楊。
姨母是方英的姐姐，家在方英的老家昆山。此時家裡已有獨子楊志衡，志琴喊他大哥，他比志琴年長拾八歲。
志琴保存了叁頁文字材料，其中說明了她親生母親的經歷和她到楊家的情形。
第壹份材料有兩頁，寫於1971年9月23日。志琴在“文革”期間高中畢業，1968年下鄉插隊務農，到這年已有肆年之久。1971年，知青第壹次有機會上調工作；這意味著擺脫農民身份，得到壹份固定收入。
在那個時代，志琴屬於所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個說法是給“黑伍類”子女的壹個政策性標簽，意思是如果思想、勞動表現好，可以得到與“紅伍類”子女同樣的待遇。志琴的養父，此時的身份是勞改釋放犯，這對子女來說，幾乎斷絕了他們的前程。如果不填養父，她又該如何填寫生父生母的情況？大哥楊志衡，時任蘇州贰中教師，他寫了如下文字，作為志琴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證明。這段文字上加蓋了蘇州贰中的公章，以示情況屬實。
關於方英和黃曙東（方英丈夫）的情況
方英最早跟隨其丈夫住在南京，黃曙東當時在南京警察訓練的機關裡工作（系汪偽時期），是教官壹類工作。抗戰勝利後不工作遷居蘇州（遷居在勝利前或後記不清），當時有肆個孩子，贰男贰女，大女兒在解放後不久病逝，小女兒楊志琴年僅周歲給我家撫養。原因在於經濟較困難，也由於我並無兄弟姊妹，所以剩下兩個男孩。解放後方英與黃曙東離婚，當時方英在樂群社做管理工作，以收入撫養孩子。以後這個教堂由於開支不夠退去壹部分職員，方英也被退出。以後壹直在做保姆，最後在蘇州工專壹個教師家當保姆。由於工專遷校西安，所以隨同前去西安。以後又轉到陝工大壹教師家當保姆，兩個孩子大的壹個在大約1956年由政府分派到新疆，以後經過短期訓練後當小教。小的壹個由於哥哥的關系，隨後也到新疆，在岸泉縣紅旗公社參加勞動。楊志琴到我家後，生活壹直由我負擔，我來蘇工作後，也帶來蘇州，直到68年下鄉插隊勞動。
（注）離婚時間大約在解放後不久，（可能在51年），那時黃曙東還有壹個小老婆，他們贰人另住壹處，生活上基本上互不負擔。另外聽說黃在老家徐州還有壹個妻子並有孩子，這孩子壹段時間與方英住在壹起，解放後這孩子參軍去的，以後情況不知。
楊志衡
1971.9.23
以上材料系楊志衡老師所反映，供參考。
蘇州市第贰中學革命委員會（公章）71.9.23
從這段文字裡可以看到：
第壹，1949年以後，黃爾恒有過壹個曾用名——黃曙東，這個新的名字與東方紅是壹個意思，表現出他對新政權的擁護。如今，黃爾恒的其他孩子們都不知道父親的這個曾用名，但楊志衡這樣寫，應該有他的依據（楊志衡已經去世，難以與他查證了）。
第贰，方英“在解放後”與黃爾恒辦理了離婚（信中所述贰男贰女，是把1949年病故的黃慕琴算上，計入了黃辰和黃強兄弟倆，沒有計入在楊志琴之後出生又送人的胞弟張建中）。
第叁，方英離開黃家後，連同她的兩個兒子，遠離故鄉，最後在新疆定居。
志琴保存了生母方英的壹頁文字，是她親筆所寫。據志琴的胞兄黃辰回憶，此件寫於1963年。那些年裡，中學生畢業升學或就業都有政治審查，其審查的首要事項就是家庭出身，如果想要參軍入黨，還發展到上查祖宗叁代。雖然報章上不斷宣傳說：黨的階級路線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大量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子女，也都寄希望於後面兩句，但在現實生活中，前面壹條鮮明而具體；後面兩條抽象而空洞，有很大的隨機性。在政審表格上，還專門有壹欄，即直系親屬與社會關系中有無屬於“殺”（如土改或鎮反運動中已被處決）、“關”（正在關押中）、“管”（戴有肆類分子中某壹種類帽子，交群眾管制）者，無論“殺、關、管”者裡有多少冤假錯案，在那些年裡，其子女所受限制最為嚴酷，他們直接被歸入“肆類分子子女”“反革命家屬”，在升學和就業時首先被排除，各地都有青年因絕望而發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在方英留下的這頁紙上，折疊處有多處破損，數行文字不完整，我以省略號表示。
我解放前未結婚教過兩年小學，解放後你姐姐死後，在樂群社幹了兩年多事務員（伍壹年至伍肆年），解雇後就給人家當保姆直到今天。辰哥56年初中畢業去新疆烏魯木齊第壹師范學習，57年就派到小學當教員，現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米泉縣叁道壩公社韓家莊小學工作。強哥因身體有病，小學畢業後停學在家（*數字不清）……報考初中……61年到新疆參加農業生產，現在米泉縣紅旗公社畜牧場工作。
楊家祖父是成（此處有漏字）工人，做了壹輩子，不寫了，下次再談罷。
（*此處因紙頁破損，丟失壹行字）
媽 英字
叁、拾
方英手書，楊志琴保存
方英以寥寥數語，草草概括了自己的壹生，從“不寫了”叁個字裡，能感覺到她的無奈。在當時，只有從事公職的工作才會被承認，私人雇傭的保姆，流動性大，沒有福利保障，更談不上社會地位。
方英晚年到了新疆投奔兒子，黃辰，現年八拾肆歲，他對母親的回憶，比上面寫得更具體壹些：
母親是幼師畢業，相當於中專。1951年底，母親在樂群社找了壹份工作，1952年，小弟中中斷奶以後，因為養不起，經教堂張牧師介紹，送給了耶穌教友住在金太史巷3號的張家。我上學的市贰中也在那巷裡，每天必從那裡經過。那時候，媽、我、強，我們住在宮巷附近的顏家巷43號，母親去教堂做禮拜，我們常常跟著去，也在那裡玩耍。
1954年母親下崗，沒收入，去到工專蔣教授家當保姆，照看年幼喪母的壹個男孩蔣長安。1956年8月蘇州工專遷到西安後叫陝工大。
1966年，母親到了新疆。她說是因為蔣教授被關起來了，她給蔣家夫妻兩個傳遞信息。陝工大的紅衛兵不讓她留在學校裡，她只能到新疆投奔兒子了。
1966年“文革”開始，我在學校被打成黑幫，到農場勞動。媽是在黃強那裡住的，壹直到1973年她去世。“文革”拾年，我因為家庭成分屢屢遭難，自顧不暇，根本沒有能力照顧母親，都是黃強在管。
從前面楊志衡為志琴寫的證明，到方英自述，加上黃辰的補充，我們可以看到方英的生活道路。在民國和新中國這樣兩個時代，作為壹位受過教育的女性和單身母親，方英經歷了很多坎坷。
首先是多子女的養育艱難，從1941年到1951年，黃辰、黃強、志琴、建中連續肆個兒女出生。此外，她還要帶大10歲的長女慕琴和5歲的繼子黃政。舊時代的婚育文化講究多子多福，有調查顯示，即使在知識女性中，實際擁有避孕知識而施行節育的女性很少。壹般女性尤其是陷入貧困的女性，在意外懷孕又無法養育嬰兒時，只有將嬰兒送給親友或轉送缺子女的家庭；在有育嬰堂的城市，送去那裡也是壹個途徑。僅從懷孕、生產到哺乳、養育，對於壹個母親的拾年，六個兒女必然是超負荷勞作。不是壹位女性如此，絕大多數女性都受到這種婚育傳統的約束。
1948年，方英將壹周歲的女兒志琴送到昆山的姐姐家，兩姐妹壹直保持往來；志琴因此知道生母和兩個哥哥的下落。1951年，幼子建中尚在襁褓中，不久被送到教友張氏家庭，從此隨張姓。領養家庭，壹般都不願意與嬰兒的原生家庭保持來往，張家後來遷出蘇州，在上海定居。骨肉別離，母親的哀痛，後人只能憑想象去體會了。
繼而在1949年—1950年，方英遇到兩個幾乎過不去的坎兒：
壹是中年喪女，長女慕琴罹患腹膜炎去世，年僅贰拾壹歲。慕琴在湖州讀護士學校，馬上就要畢業了。小妹復梅至今記得，小時候看過慕琴姐姐的照片，“是放大的，簡直比電影明星還漂亮。”女兒成年不僅是方英的願望，而且，她很快就能給兩個弟弟帶來經濟支持，分擔她的生活壓力了。她突發疾病去世，給了母親巨大的打擊。黃辰告訴志琴：“媽壹個人到湖州去處理喪事，運回蘇州，葬在基督教墓地，南門外的‘安樂園’。媽哭得死去活來。後來媽對我說過：若不是有基督教的信仰和你們兩個孩子，我真是支撐不下去了。”
第贰個坎兒是1950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是新中國建立後頒布的第壹部法律，舊時代壹夫多妻的家庭關系被看作封建婚姻制度的結晶，必須廢除。新時代要求實行婚姻自由，壹夫壹妻。在具體執行過程中，當時普遍的做法是，姨太太願意離開的，依法解除關系；不願離開的，維持現狀，作為家庭成員安置。但後者在法律層面上，不構成婚姻關系。
1950年，方英身邊還有黃辰、黃強兩個男孩，壹個九歲，壹個才六歲；她還懷有身孕。和黃爾恒的家庭關系拖延了兩年多，1953年8月，她邁出了離婚這壹步。
肆 西行路漫漫
大哥楊志衡在證明材料中告訴志琴，1951—1954年，她的生母方英在蘇州的樂群堂做事務員。
樂群堂是美國基督教會在蘇州古城留下的教堂建築，位於今宮巷20號。原來稱耶穌堂，1921年改建後取名為“樂群社會堂”，“樂群”源自中國古典文獻《禮記·學記》中“敬業樂群”之句。但在1950年以後，壹方面是新社會大力普及的無神論教育，另壹方面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宣傳，教會難以為繼。方英離開教會後，轉而在蔣教授家裡做保姆，在蘇州，她憑這份收入與兩個兒子壹起生存下來。
黃辰記得，方英與黃爾恒離婚的確切時間是1953年8月。離婚後母親和父親在經濟上互不負擔，但父親須為黃辰和黃強兩兄弟提供生活費，每人每月八元，共計拾六元。黃辰時年拾贰歲，他記得，向父親領取生活費前後僅柒個月，至1954年4月，黃爾恒被捕，生活費戛然而止，兩兄弟此後只能依靠母親維生。
黃爾恒，攝於1951年，被捕叁年前，時年肆拾伍歲。
方英和黃爾恒最小的兒子建中1951年出生，1952年斷奶後被送去教友張家。方英帶著兩個兒子搬到平橋直街，平時她在附近樂群社上班，她的母親、孩子們的外婆這時從昆山來到蘇州，幫助她照顧兩個外孫。離開樂群社後，方英去了黃辰說的“蘇州工專”蔣教授家做保姆。
我查“蘇州工專”，發現它當時的名稱是“蘇南工業專科學校”，1956年，大專院校經歷院系調整。蘇南工專的建制撤銷，當年8月，土木、建築科並入西安建築工程學院，有贰拾伍名教師、壹百肆拾叁名學生因此調出。
從黃辰的敘述來看，方英的人際關系是很好的。當她為了生計毅然離開蘇州，與蔣教授壹家西遷時，她在樂群社的教友沈梅生和妻子為黃辰提供了照應。
母親遠去西安幫傭後，拾壹歲的黃強被外婆帶去昆山老家，拾伍歲的黃辰在市贰中住校生活。這年暑假，黃辰初中畢業，寄居在甫橋西街108號沈梅生家。沈梅生夫妻有壹兒壹女，方英把幾次搬家所剩無幾的家具及壹些雜物寄存在他家裡。
兩個月後，1956年10月，政府在蘇州招聘青年支援新疆，初中畢業生也符合資格，黃辰報名獲准。沈妻為他購置用品，打點行李送他上了火車。路過西安時，黃辰曾去看望過母親。
1956年蘇州市勞動局為黃辰頒發的通知書和胸標，此為黃辰在“文革”中被抄家後幸存下來的遺物。
黃辰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先在新疆第壹師范就讀。經過壹年培訓，他被分配到米泉縣的韓家莊小學當教師。此後壹直在米泉工作，直至2000年退休。他拾贰歲時父母離異，家庭出身按母親的狀況填為“城市貧民”；可是，“還有壹項叫‘社會關系’。父親是必須填的。雖然父母離婚了，我跟母親過，但人家說血緣關系是永遠洗不幹淨的。”作為“反革命”之子，黃辰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面臨著審查，交代，認罪，與父親的牽連似乎永無終結，“直到鄧小平上台，把知識分子列為工人階級的壹部分，總算熬到了頭。”
弟弟黃強隨外婆生活至初中畢業，時值大饑荒叁年。黃政的朋友、林昭的老同學張學群回憶：“那幾年，即使風調雨順，蘇州人也照樣餓肚子。人們撈野萍，把榆樹皮磨成粉，摻入薄粥吃。”黃政在胡傑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裡講道：“蘇州是天府之國，魚米之鄉，裡弄裡這些老頭老媽浮腫啊，吃豆渣，醬油湯，這個地方從來是養人的地方，生人的天堂地方啊！”
黃強身體弱，還患有哮喘病。大概在1961年，找不到就業出路，他也去了新疆投靠兄長。抵達烏魯木齊後，他被安排到米泉縣壹個公社的農業中學當出納。1966年農中解散，農中的土地就近劃歸給湖南村大隊——村名標志了歷史上移民與屯邊的關系。務農收入太低，難以養家糊口，為此，黃強去了收入較高的公社煤礦。
1966年“文革”開始後，方英服務的蔣教授家受到沖擊。方媽在為蔣家服務拾年後失去生計，只能到新疆投奔兒子。這年，她是伍拾肆歲。壹別拾來年，在生命最後的歲月，方媽終於與兩個兒子團聚。但黃辰在學校被打成“黑幫分子”，主要是小兒子黃強照顧她。
方英說過壹句話：蘇州也好，新疆也好，哪兒的黃土不埋人。她1973年去世，年僅六拾壹歲。半世艱辛漂泊，方英沒能活到生活變好的時代，可是也避免了遭逢更大的壹場傷心事：她去世兩年後，次子黃強遇礦難身亡。黃強生於1944年，卒於1975年，終年31歲。在他身後，留下了剛結婚壹年的妻子、兒子和壹個遺腹子，生活非常困難。
再過幾年，壹個時代結束了。方英的孫兒和孫女們，在遠離江南的邊疆長大，先後考入北京上學、定居。方英的第叁代、第肆代子女，結束了長輩漂泊多難的命運，開啟了不同的人生。
伍 家庭聚散之贰：張媽和她的孩子們
張素是最後和黃爾恒壹起生活的女人，她和方媽壹樣，有壹個文靜美麗的名字：張錦芙。我在文章初稿寫完後，得到志琴轉來張帆的回憶片段，張帆現年八拾叁，是目前健在的黃家叁姐妹中的大姐，也是父親黃爾恒與母親張素婚煙關系聚散的見證人。
我原來得到的大致印象是，黃爾恒解救了張素，因為同情或者愛國心，他們跨越了政治對立的壁壘，聽起來好像小說的開頭壹樣；否則，壹個有清鄉任務的警官怎能與階下囚結為佳偶？但張帆說得很直白，沒有浪漫，母親是為了求生。在當時的社會裡，也沒有什麼結婚手續，同居就同居了。
張帆回憶說，母親張錦芙1913年出生於常熟的壹個大家庭，年輕時在蘇州樂益女校讀完高中。這是壹所由民國教育家張冀牖於1921年創辦的私立學校，其校名取“樂觀進取，裨益社會”之意。匡亞明曾在這裡任教壹年，他曾是母親的老師。
我從網上相關文章中看到，樂益女校是蘇州最早推行剪短發的學校，並首開女子上台演戲之先河。此外，中共蘇州的獨立支部最早在這裡秘密成立。張錦芙在這裡受教育的經歷，想必催生了她的獨立意識，啟發了她投身抗戰的政治覺悟。
張素（1913-1989）晚年與友人在任天石烈士墓前（居中）。
從樂益女校高中畢業，張錦芙考上蘇州美術專科學校，這是中國最早成立的美術學府之壹。美專畢業後，壹些同學去了法國參加沙龍作品展；她回到常州，並在那裡結婚，兩個兒子相繼出世。
抗戰爆發後，張錦芙參加了新肆軍，後來在任天石領導的游擊隊工作，為掩護其真實身份，化名張素。她做過文化教員，同時從事抗戰宣傳。任天石是常熟人民抗日自衛隊的副大隊長，歷任“民抗”司令、中共常熟縣委書記，是江蘇抗戰中最重要的領導人之壹。大約在1939～1940年，駐常熟的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撤退後，任天石領導的游擊隊仍在活動，他擔任總隊長，直屬譚震林領導，根據地在江浦。
張素據說也有機會與大部隊壹起撤退，但她與先夫所育的兩個孩子尚未成年，所以她留了下來。在游擊隊時，孩子由公婆照顧。後來公公去世，為孩子安全計，張素把他們送到蘇州的姑姑家，作為單身母親，她還需給兩兄弟提供贍養費。
1941年，日偽在占領區實行清鄉，清鄉手段包括清剿抗日力量，建立保甲制度等。黃爾恒此時擔任偵緝隊長，張素則是被清剿的對象。在關押地，黃爾恒對這位女戰士確實有好感，由於他的照顧，張素沒有受到折磨。她必須活下來，為了兩個年幼的兒子。張帆說，母親對黃爾恒也提出了條件，她要求他退職，離開清鄉隊，換到新地方生活：“爸的本心也不想做這種工作，他壹生雖多妻但從沒有殺人害人的案件。舊社會男人叁妻肆妾政府管不了。黃爾恒退職，頂上去的人就是升職。肅反期間在司前街獄中他們都有交代並有資料。”但父母的記錄都留在公安局的案卷裡，家裡沒有，這裡只能說個大概了。
然而，張素當時並不知道，黃爾恒不僅早已成婚，而且在碭山和蘇州已有六個兒女；關系的裂痕在那時就埋了下來。張素大概在1941年秋出獄，次年張帆出生。1944年，張帆兩歲時，黃爾恒和懷著足月身孕的張素離開常熟，去老家碭山探望長輩，黃欽在那裡出生。
張素這次懷孕本是雙胞胎，只有黃欽壹人存活下來。張素身邊已有張帆，又有與先夫的兩個孩子在蘇州，她把嬰兒黃欽委托給了大娘：“我媽說老家的人淳樸厚道，可以托付，弟弟才留下。此後他們去了南京、上海、常州等地，想找份工作撫養我們，事實是合適的工作很難找。”黃爾恒的關系多與國民黨有關，他認識繆斌，繆斌正想做走私生意，需要信得過的心腹。黃爾恒有心嘗試，但張素覺得風險太大，她不同意。幸虧黃爾恒沒有去，否則麻煩更大了。總之，他們最後在蘇州定居下來。壹年以後，小女兒復梅（原名福妹）出生。
復梅回憶說，母親生下她，自己要上班，不得已把她送給了壹個邱姓家庭，當時她才叁個月。邱家是由壹位孫姓老板做的介紹，孫老板住在傳芳巷沿河壹帶，他開有壹家裁縫店，而邱姓家庭中復梅的養母經常去那家店裡做衣服。養母把這位才叁個多月的小女嬰抱回家中後，自己沒有奶喂她，但是養母的娘家，即復梅的外婆剛生了壹個女嬰。這位外婆住在傳芳巷內的壹條小弄堂，她亦無法養育自己最小的女兒。女兒出生後，外婆將她送到了蘇州城東中由吉巷（現在的白塔東路）育嬰堂裡。這樣，女兒的養女復梅在外婆的懷抱裡得到喂養，由外婆帶大到上幼兒園。
張帆說，母親與父親的結合本來就是迫不得已；而父親在失業的那些年裡，更是暴露出各種性格上的問題：“我媽陪嫁有錢，外婆也留下了遺產，那些瓷器如花瓶、象牙器皿、珠寶翡翠等，那個階段就靠母親變賣來維持生活。家裡的當票不得了，後來都撕掉了，因為當鋪紛紛倒閉，要去贖東西的時候，連店都沒了。到福妹出生的1945年，母親的東西也賣得差不多了。我爸很會花錢，就是這個情況。”
丈夫不可靠，陪嫁也被揮霍壹空；張素非常氣憤，也很無奈。她只能獨立自主地應付生活。她在蘇州歷史上第壹所產科醫院——志華醫院找到壹份工作；她必須養活在蘇州的叁個孩子，兩個兒子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她還要給留在碭山的幼兒黃欽寄去壹份撫養費。
張媽外出工作時把張帆留在黃爾恒身邊，可是這位父親無心照顧孩子，就想托方媽白日裡代管。可方媽身邊有自己的兩個男孩，壹個伍歲，壹個才兩歲，自顧不暇，不願意再接受黃爾恒和另壹個女人的孩子。
1946年下半年，在那所位於拾梓街的民國老宅裡，由於母親要上班，肆歲的小張帆沒人照顧，壹次跌跌撞撞踩到天井大門左邊滑倒，爬起來半邊臉、頭發、身側、膝蓋都占滿青苔，回到房間哭著哭著睡著了。“還有壹次我壹個人住那兒沒人管我的功課，喝熱水等，要到點時才有人送頓飯來，當時吃不下，餓了就吃口已冷的，有時候媽回家看桌上的飯菜壹動沒動，心裡很難受。”
還有壹天爸爸的兩個朋友來家，他們上贰樓說話。因為難得見到爸白天在家，想坐在爸身邊靠靠，爸摟著我壹會說：乖自己去玩吧。下樓時我跌到了壹個蟹眼天井，爸聽到哭聲壹看流了好多血，就抱著我壹邊去醫院壹邊叫人通知我媽。我在醫院，醫生從傷口中取出碎玻璃，因傷口大縫了贰針，留下永恒的傷疤。
母親張素看到孩子受苦沒人管，非常心痛，和黃爾恒更難相處。到1947年寒假前，她帶著張帆住到了志華醫院宿舍，那裡比家裡條件差很多，但她再不願意拋下孩子讓她壹人留在家中：
大哥獨立從不麻煩長輩，贰哥非常孝順，心內向，會陪母親哭泣，母親發燒會送水煮粥?我長大後，母親曾告訴我，那時候她真想死，但為人之母必須有擔當。我母親獨立自強，在肖家巷顧志華婦產醫院壹人做叁份工作：助產（孩子隨時出生，常常半夜裡被人叫醒）、行政（處理與家屬溝通事件）、總務（統計和管理倉庫內的衣服被褥需要量，還包括縫紉嬰兒衣服等），為的是要養活我們。
接新生嬰兒出生的醫生需要有學歷，旁邊的助產士也要經過正式培訓。我媽接受過臨時培訓，以便頂替突發情況，如哪位助產士因事到不了臨床，我媽就頂上。女人生孩子是不分晝夜的，有時壹下子贰叁個產婦要生，人手不夠，我媽也要頂上。
我還沒到上學年齡，睡在母親身邊，親眼看見這壹切。我敬重她愛她。
志華產科醫院門前，護士帶著童年時的張帆（右壹）合影。因為母親工作忙，有時是護士來為張帆梳頭、打飯和洗澡。
六 曙光初照後的黯淡
1949年4月蘇州解放，黃爾恒和張素的處境都開始好轉。張素抗戰期間的經歷得到認可，她很快接到通知，到市總工會宣傳部工作。張帆跟母親住到總工會宿舍，享受供給制待遇。後來張素調到醫務、文藝、店員工會工作，她組織從業者成立工會，還擔任過醫務工作者工會的主席。
自發現黃爾恒早有家室，張素就感到受騙了。再加上他揮霍無度，完全靠她壹個人來養育子女，她對這個男人更加失望。張帆回憶說：這個家庭早已支離破碎了，父母性格不同，受的教育也不同，缺乏共同語言。母親說我報恩也報你報得差不多了，你也可以放我了。我媽那個年齡，長得又不錯，年輕時人家稱她美人的。她有學歷，有氣質，還有權力。剛解放，好多幹部都喜歡她，也有人叫她跟爸分開。這個沒辦法，孽緣未盡，沒有到那個臨界點。
蘇州解放之初，很多單位需要人，張素在總工會，她熱心快腸，幫助很多親友參加工作。因為她的關系，黃爾恒進了壹家由私立醫生聯合起來開設的診所，他被分配在掛號處，同時監管總務。張素還介紹了清潔工的女兒去醫院做護士，讓過去拉車的師傅到傳達室服務。
在那幾年裡，黃爾恒，如他所選擇的新名字“曙光”，有工作機會，收入穩定，在生活中看到了希望。新政權建設急需大批青年幹部，很多地區開辦了革命大學，。黃政考上華東軍政大學時，黃爾恒親自為他背行李，送他出發。張素與前夫的兩個孩子也先後都進入革命陣營，長子本來在東吳大學念書，沒畢業前就參軍了。他被派到福建部隊，是壹江山島戰役的隨軍記者。次子經過革命大學培訓後分配到常熟縣委，成為土改工作隊成員，土改結束後留在常熟縣委任職。就夫妻雙方直系兒女的政治身份來看，這完全是壹個與革命時代血肉相連的家庭。
生活穩定下來，家境好轉；黃爾恒與張素雖然分居兩處，但還保持著來往。假日裡他會到張素的住處去吃飯，在外人看來，這依然是壹個完整的家庭。不過，從那個男權中心的時代過來，家庭內女性的政治地位、工資待遇更高，居住環境也更好，這位舊式家庭的大家長可能心理不平衡；女兒記得他竟會對母親惡語相向，詛咒的話非常難聽。的確，在贰拾世紀的伍拾年代，沒有家庭暴力的概念，罵老婆，打孩子，在居民生活中很普遍。即使是貌合神離，在外人看來也不算事兒。而且，離婚的女人總會被另眼相看，哪有真為性格不合而離婚的呢？
而在小女兒復梅的記憶裡，親生父母的家庭生活美好，她幾乎要被領回家裡了，只不過，收養家庭提出了壹項條件，而生母卻無法滿足。
復梅回憶說，她當時還沒有到上學的年齡：
養父是舊社會地段上的流氓，像黃金榮那樣的角色，下面也收弟子的。解放了，邱家也敗落了，養父這時成了歷史反革命，受到居民管制。他在壹家私人小老板家裡幫織綢機，掙錢養活我，養母只能到上海去幫傭了。養母丟下我，養父怕壹個小孩會走失，他不在家就把我鎖在房間裡，不讓出門。
有壹天，忘了上午還是下午，生父突然來到管家園29號。鄰居阿姨幫忙開了房門，我不知道他是誰。父親壹見到我，馬上抱著我痛哭起來，壹邊喊著：乖乖！我的乖乖！
我懵了，沒有壹點表情。鄰居阿姨說：他是你親爺。蘇州人管爸叫爺的，我還是沒有表情。鄰居阿姨說：以後就叫寄爺吧。過後寄爺來看我，並帶我回家，我看到了親媽和同胞姐姐張帆。
過後父母親和我養父談判，要求將我領回家，願意賠償幾年來他們的撫養費用。我的親生父母說，賠償數額由養父家先提。誰知養父家不要經濟賠償，他們知道我生母是參加過革命的大學生，當時已是市總工會醫務工會的主席。他們要求她以當時的地位來辦壹件事，那就是摘掉我養父頭上的歷史反革命帽子，使他回歸良民身份。
可我媽還沒有這個權力，當時的官員不會利用職權籠絡關系，做出越權的事情來為自己謀私利。所以，這個交易沒成功，我還是邱家的養女。
後來我上學了，姐每星期六來領我回親生父母家，星期天下午再送我回管家園29號。我記得，那時我的父母和姐住在景范路壹處有花園的贰層樓洋房裡。據說這是市總工會給我媽安排的公房，家具都是公家的。
在那洋房的院子裡，還種了番茄，我印象最深的是，父親對著成熟的番茄看，不經意地笑出來。不知在那裡過了多少年，他們又搬家了，搬到玄妙觀後面的工人俱樂部，記得媽在俱樂部辦公，裡面有電影院。
我最開心的是每星期去看電影，還和姐去玩，在玄妙觀買螞蟻珠子，串戒指。那段時期，是父母和姐姐生活最幸福的日子。可沒過幾年，家又搬到了富仁坊巷，記得是62號。媽在樂鄉飯店對面壹家電影院工作，我忘了電影院叫什麼名字了。工作單位離住家的地方，前後差壹條巷，上下班很近。
再後來，肅反運動開始，父親被逮捕，母親被退職，失業在家。從此以後，我就再也沒見過父親了。
黃辰記得父親被捕時間是1954年4月，黃政在接受采訪時說是1955年。黃辰的記憶有可能更准確，他說他在父親那裡領生活費是這年中止的，而黃政當時還在部隊裡。
壹般來說，肅反運動的確是在1955年開展起來的，它是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的升級，並由此從文藝界推向全社會。為什麼在江蘇會開展得更早呢？我在黃駿《江蘇伍拾年代中期的“幹部審查”》壹文中找到了答案。他指出，江蘇省被認為是國民黨政權曾經統治的中心地區，幹部審查又特別受到關注。在肅反之前，1954年8月，江蘇省委已決定著手進行幹部審查，同時組織清理檔案資料，尤其是清理有關被捕入獄的敵檔資料（如中共被捕黨員的審訊檔案）。那麼，黃爾恒1942年前的任職經歷是不是在這時被翻出來了呢？按說，他不是還有營救新肆軍女戰士張素的功勞嗎？盡管他在汪偽時期任職，但任職者也並非都是漢奸；在那個年代，日、蔣、汪、新肆軍都有自己的情報部署，彼此甚至有接觸。潘漢年也曾以買賣人身份密見李士群，並因此見到汪精衛。考慮到連潘漢年後來被打成“內奸”，成為“潘、楊反革命集團”首犯；那麼，以黃爾恒出任“偽職”的經歷，他在鎮反之後和肅反之前被捕，也就不奇怪了。在當時那種政治高壓下，原本屬於革命陣營的張素，卻也因黃爾恒的“歷史反革命”問題受到牽連，她被捕後又幸存下來，這讓她背負了“叛徒”“背叛革命”的嫌疑。
1954年4月，黃爾恒被捕。不久，張素也被關到同壹個看守所。她在那裡經過嚴格審查，前後大約壹年之久。
柒 最艱難的日子
1954年，張帆才拾贰歲，她說，每月都要到司前街，在看守所門口排長隊，給父母送生活用品。壹年多後，父親被轉到了常熟繼續關押，母親經過嚴格審查後釋放回家，結論為沒有血債，不是叛徒，屬於與革命脫節。
盡管是“脫節”，但母親之前的革命履歷卻被抹殺了。張素失去原任職務，壹度被安排在總工會的幹部托兒所工作；後來連這份工作也失去了，被清理回家。1962年黃政從勞教農場回來時，張素與其他叁位家庭婦女，被安排在街道服務站的縫紉組裡做事。
這種歸居委會管理的小生產組，通常是計件提成，收入微薄。幾位女性都有類似的遭遇（丈夫被關押或者管制），都無法被正式的工作單位錄用，彼此之間相處融洽。張素雖然由市委幹部淪為平民，但離開了政治運動的中心地帶，也避免了“文革”期間被揪斗的厄運。
黃爾恒被轉到常熟大道巷看守所後，壹直沒有判決。張素開始申請離婚，這次她終於和他脫離了關系。憑她的政治經驗，為保護女兒不受父親牽連，從上小學時她就讓黃金枝改名為張帆。以後填家庭出身，張帆也壹直是填寫母親的身份（革命幹部）。
黃爾恒的羈押歲月進入到第伍年，大概在1959年，張素得知黃爾恒患上肺病。由於婚姻關系不復存在，父親向女兒懇求幫助。張帆說：“我們買的異煙肼（*異煙肼，治療結核病藥）和其他藥物，通過邱福妹的名字和地址寄給父親。我曾去常熟探望，不給見，說是不方便，不能見。我在壹張長凳上坐了很久，被壹個管教員邊勸邊說送了出來。那年我大概拾柒歲吧。後來父親的死訊也是發到邱福妹的地址上的。”
叁年饑荒期間，監獄（那時人們通常把看守所和監獄都稱為監獄）生活環境怎樣，外界難以知道。我在賈植芳教授的回憶裡看到，實際上裡面的饑餓只會比外界更嚴重。賈植芳1955年因胡風案被抓，關押在上海市第壹看守所，至1960年秋冬，“由於監獄裡饑饉成災，我在長期羈押生活中，也像大多數同監犯壹樣，得了浮腫病。大腿和小腿全腫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上來了。”（賈植芳：《六拾年代的牢獄往事》）幸而這時他被轉送到提籃橋監獄的醫院住院治療，其實就是吃了壹些略有營養的豆制品，叁天後浮腫就消退下去了。這還是上海的情況，常熟的關押條件，只會比上海更差。封閉的囚室、污濁的空氣、擁擠的囚徒，再加上超期羈押的心情抑郁和長期營養不良，都是致病的原因。接著，1961年5月中，復梅收到了生父的死亡通知書：
父親死在常熟獄中後，常熟監獄發出了死亡通知單，還是發到我養父的家：管家園29號，收件人的名字寫的是我：邱福妹。可是我家門牌號早已重新排過，改為管家園25號了，名字是我的，由29號居民送到我家裡給我。我壹看，是父親的死亡通知單，死亡原因：急性肺炎。我看了就急急忙忙送到北局媽媽處，後來媽媽怎麼處理的我就不知道了。
根據黃政的回憶，應該是張媽通知了他；作為長子，他去常熟處理了父親的後事。父親的死亡時間是1961年5月9日，他將父親掩埋在常熟虞山的後山，是火化後掩埋？是有幾塊薄板還是軟埋？他沒有寫過。我想他肯定了解，父親之死的真正原因。就在這年初，他有好幾個月的時間，每天的工作就是埋死人，他在接受胡傑采訪時講過他在1960年12月摘帽後的壹段經歷：
每天早晨叁肆點鍾，天黑的，冬天時候，在農場裡面，我每天要起來抬死人，抬出去埋。每天不是壹個兩個，反正壹個大竹竿，壹根長毛竹，每人手裡拿壹把鍬，要挖坑的。昨天晚上死的，啊，黃政，今天伍個。伍個我們就要去拾個人，拾個右派。抬死人，抬到西直河邊挖個坑埋了，幾拾個。大概就是1960年摘帽後的兩叁個月，專門幹這，埋死人。
後來我才了解到，實際上，他連為父親送葬的機會也沒有。因為他到達時，與黃爾恒死亡的日子已經隔了壹段時間了。張帆告訴我：“那時火化還沒有普及，而且火化是要錢的。獄中死了人外地家屬無法收屍，直接由看守所處理，詳情不知。政哥的掩埋，也只能是壹個簡單的衣冠塚了。”對於別的孩子們，黃爾恒可能是個不稱職的父親，但對於長子，他畢竟是在他身邊長大的。他參軍入朝，直至父親去世，壹別拾年，此時竟已陰陽兩隔。
黃爾恒去世之後，張素終生未再嫁，她恨他，也因他而承受了不白之冤。在被迫退出公職的艱難歲月，她從兩個兒子那裡得到很大的安慰。張帆說：“兩個哥哥回家探親的日子裡，會去服務站坐坐，經常有人見到他們，也知道媽的兩個兒子都是共產黨的幹部”，他們的光榮身份，保護了張媽，淡化了她與前夫這段關系的陰影。張帆保留了贰哥給母親寄生活補貼的匯款單附言，顯示出兒子對母親的體貼：
但張素卻沒想到，1963年10月3日早晨，繼子黃政被抓捕。張素得知消息，在上班前來到服務站，她看到房間裡壹片狼藉，趕緊找了塊有人送來加工的被單，將黃政印傳單的那些鋼板、蠟紙還有壹些白紙都包了起來。她先將東西藏在後院隔壁家的門背後，然後拿回家來處理幹淨。服務站的幾位阿姨都很同情黃政，她們紛紛議論說：黃政太可惜了。
復梅1962年初中畢業，由於生父和養父的關系；無法升學，前途渺茫。待業兩年後，復梅於1964年離開蘇州，到吳江屯村插隊務農。
六 家庭聚散之叁：志琴和她的父兄
小妹志琴出生後，被送去昆山的大姨家，年紀不過周歲。時值1948年。幼小的她，對親生父母還沒有什麼概念，姨父姨母就是她記憶中的父親母親。他們生育少，只有壹個獨生子楊志衡，已經年滿拾八歲。在信奉多子多福的年代，叁口之家拾分少見。大哥外出求學，就她壹個小女孩在家裡，家境寬裕，父母視如掌上明珠。
沒想到的是，不到拾年，楊家也解體了。
志琴叁歲時，鎮反風暴席卷昆山，養父楊憶春消失。到她長大後，方英告訴了她這位父親的經歷：
再告訴你父親的壹些情況，他是壹家商店的店員，他當了拾叁年的偽甲保長，1950年鎮壓之時，政府把他押去勞動改造，先在江蘇省後至青海省柴達木諾木洪農場。1956年你媽死，1957年你婆死。就是這些，你自己看，需要哪些你用哪些好了。
1957年，志琴才拾歲，在養母和奶奶接連去世後，她被送到另壹個陌生的家庭，孤苦伶仃。幸而大哥楊志衡這時回來看到，他做了壹個讓志琴終生感激的決定，楊志衡把小妹從昆山帶到蘇州，讓她繼續上學。小小年紀，志琴開始獨立生活，白天去學校，晚上在大哥任教的中學，與女生同住集體宿舍。
遠在西安的方英，因此負擔也更重了。她每個月要給小兒子黃強寄生活費，同時也要給外甥楊志衡寄拾元錢，作為小女志琴的生活費。
志琴後來得知，養父楊憶春在當地的口碑並不壞，他雖然參加了國民黨，擔任當地保長，僅是職務行為，並沒有劣跡。兄長黃辰回憶：“當時是拾戶壹甲，拾甲壹保。壹家犯錯，牽連大家。楊憶春，我小時候見過，非常和藹的人，從來不得罪人。那條街屬於城外，識字的人不多，他識字，就讓他當了保長。大家都叫他楊保長。”沒有命債和民憤，這使他在鎮反期間得以保命，未被處決。但幾年後他被押往青海服刑，山長水遠，對他的妻子和母親，卻是致命的打擊。不過兩年時間，妻子和母親相繼去世。當他僥幸從諾木洪活著回來時，過去那個言笑晏晏的家已經不存在。
諾木洪農場壹處監獄舊址，中間那壹處囚舍盡管破舊，但比20世紀50年代建場初期的居住條件還是要好得多。2023年11月4日，艾曉明攝。
諾木洪農場創建於1955年，從那時起，有很多外省犯人調入青海，尤其是刑期超過拾年者。大饑饉年間，很多囚犯死於勞改農場，尹曙生在《饑荒年代青海“叁類人員”死亡情況》壹文中有統計數字，他寫道：“在高原、嚴寒、缺氧的環境下，從事重體力勞動，糧食定量這麼低，結果造成‘叁類人員’大量死亡。從1958年到1961年，省公安廳勞改局直屬勞改、勞教單位（下同）共死亡‘叁類人員’49604人，占這肆年‘叁類人員’平均人數164340人的30%。”壹般來說，囚犯刑滿釋放，仍被留在農場就業。楊憶春能從諾木洪農場回到故鄉，在那個年代已屬幸運。
楊憶春被安排在昆山某單位做倉庫保管員，“文革”期間，他也被下放到農村。志琴在蘇州高中畢業後，回到昆山插隊勞動，與養父下鄉的生產隊相鄰。每逢隊裡開社員大會斗肆類分子，楊憶春都要在台上挨斗，按照慣例，肆類分子的子女還要上台陪斗。因為志琴是城市下放知青，生產隊裡給她壹點禮遇，開斗爭會前會和她打個招呼，使她得免參會。
養父離群索居，再未成家，而他的身份陰影依然籠罩著兒女。獨子楊志衡因此難找到合適的婚姻對象，直到叁拾多歲才成家。嫂子身體不好，家中大事小事，幸虧有小妹志琴相助。知青上調回城時，很多人都回到了蘇州，志琴因為成分不好，不得不留在昆山。開始她不願意，母親方英來信勸她隨遇而安，不要錯過機會。她在供銷社做服務員，後來就在昆山成家，有了女兒。
她會去看望養父，給他帶去零花錢或送壹些食品。大哥楊志衡也會給父親壹些接濟，但他不和父親見面。每次運動，作為教師的他都深受影響，這讓他傷心。他性格內向，無處訴苦，委屈積郁在心裡。他用不見面、不接觸的方式，與父親劃清了界限。
志琴說：壹直到養父走了，他也沒有去看過。最後要入葬了，我說哥你應該來看壹下，他就來了。
1988年，鎮反運動的叁拾八年後，被這場運動碾壓過人生的楊憶春孤獨去世。志琴的丈夫給老人穿了老衣，兄妹倆壹起安葬了父親。我問，有沒有起訴書？判刑多少年？有沒有刑滿釋放文書？志琴說，過去家裡都不講，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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