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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薪3元,被系統囚禁的環衛工人(圖
時薪3元,被系統囚禁的環衛工人(圖時薪3元,被系統囚禁的環衛工人(圖
凌晨5點的山東臨沂，氣溫0度，69歲的韓守義站在冷風裡，鼻尖凍得通紅。他從工服裡拿出電子工牌，想測試那個傳說中的“SOS”求救鍵，使勁摁了壹下，停頓，又摁壹下。無人應答。
沒人告訴他這個功能該如何使用。但在看不見的某個地方，他正在成為大屏幕上閃爍的綠點。胸前這塊質地輕薄的電子工牌，通過定位、電子圍欄等技術，能實現對他工作軌跡、靜止時長的全面監控。“綠點”不能長時間靜止，這也意味著，他不能坐下來休息。
定位工牌是安全保障還是電子鐐銬？爭議中，鳳凰網《風暴眼》在肆座不同規模的城市，接觸了拾余名環衛工人，走進他們的日常。他們在凌晨、無人在意的時段蘇醒、勞作，晚上回到不到15平的出租屋或是集體宿舍裡。在無處不在的監視下，他們像擰上了發條的齒輪壹樣，重復不變的軌跡，維持城市的運作。
在壹線大城市，環衛工的工資相對更高壹些，有的人還有伍險壹金。但在其他縣市，工資會低很多，叁肆線城市2000元左右，更小的村鎮，可能只有900元左右。環衛工人僅有意外險，公司不給繳社保。有人對比過，壹些地方環衛工時薪僅3元，甚至不如共享充電寶。
可即便如此，對這群步入人生後半段，無學歷、無退路的勞動者來說，這已經是他們最好的選擇。
“鐐銬”：電子的與非電子的
韓守義站在機動車道邊緣，掃帚緊貼著人行道路緣石，刷出“簌簌”的聲響。他將收集起來的壹簸箕垃圾，壹股腦倒進身後叁輪作業車上高聳的塑料筐裡。這是2月3日凌晨的山東臨沂蘭山區，氣溫剛到0度。他頭上戴壹頂毛線帽，看起來不怎麼頂用，鼻頭凍得發紅，鼻涕都來不及擦。
他已經69歲了，但幹活依舊麻利，凌晨5點就到崗，把壹條長街從頭掃到尾。直到背後擦身而過的車流漸多起來，這些呼嘯聲才提醒他低頭看壹眼時間。他緩緩從車筐裡拿出壹塊巴掌大小、帶著吊繩的硬塑料牌——“上班打卡成功”。
環衛工人佩戴電子工牌
此時，剛好6點整，距離他開工已經過去了壹個小時。
“不管幾點來，就連最忙的落葉季，我們凌晨3點就開工了，也必須要等到6點才能打卡上班。”韓守義對鳳凰網《風暴眼》說：“下午也壹樣，要求13:30開工，但要等到14:00才能打卡。”
按照機器記錄的打卡時長，他每天工作8個小時。但實際上，他要工作接近10個小時，忙的時候更久。
和韓守義壹樣，分散在附近街道的工友們，將這枚統壹配發給環衛工人的電子工牌塞在工服裡。它看起來質地輕薄簡陋，卻能感應到他們已經進入作業區內，在很多上了年紀的環衛工眼裡，它只是個簡單的打卡工具。
但是，高芳卻覺得不自在。她是臨沂另壹家承包公司的環衛工，她聽說，在某個她不知道的地方，壹塊大屏幕能實時顯示每個工人的位置和停留時長。見過這塊大屏幕的工友，曾繪聲繪色地給她描述自己如何成為地圖上的壹個點。
“走早了不行，有時候忙不過來，走晚了，中午在家連飯都吃不上，擔心下午沒辦法准時到崗。”高芳說。
這並不是什麼秘密，電子工牌通過定位、電子圍欄等技術實現對工作軌跡、靜止時長的全面監控。山東淄博壹地曾宣傳：“電子工牌能實現作業可視化指揮調度、人員動態精細化監管。”
在浙江寧波、江蘇如東、山西運城、重慶南岸等地，電子工牌紛紛上線。南京建鄴還曾為環衛工配發智能手環，壹旦停留時間超過20分鍾，手環就會自動發出語音：“繼續努力工作吧！”
質疑聲湧來，稱這些技術為“電子鐐銬”、“犧牲勞動者尊嚴”，有網友想起拉磨的驢要戴鈴鐺，“主人聽不到鈴鐺響，就拿鞭子抽”。
但樸實的環衛工想不到“尊嚴”這個層面。他們只記得，其實從沒有工牌時，監視，就無處不在了。
環衛作業車
檢查，巡邏，各種名目與頻率的考核，織成壹張密網。巡查者可能是班長、隊長、公司領導，也可能是村鎮幹部甚至市區領導。月考核、周檢、每天數次的日檢，有地方要求“不間斷、流動式”地查，巡查者們不知何時會出現，壹旦發現路面遺留了垃圾，就會拍照傳至微信群。
若是被隊長發現，可能只需要折返回去重新清掃，若是外部監督人員發現，找到單位層層下壓，那可能就要挨壹通批評，甚至罰款了。
高芳負責的這段路，分布在紅綠燈兩端，還要跨過馬路負責對面的路段。她剛將壹頭清掃幹淨，轉身的工夫，另壹頭又出現了垃圾。僅壹個上午，她就要撿叁肆個來回。
累了，她背對著叁輪作業車，反手撐住車身，把僵直的脊背悄悄抵靠上去放松放松，兩眼環顧肆周，隨時准備拿起掃帚。除了騎車去下壹路段，屁股不能沾座椅。這不是明文規定，是她自己總結出來的經驗：“休息不能超過半個小時，但坐下休息，哪怕不到拾分鍾，要是被領導看見，也會被認為在偷懶。”
“壹個小組有拾幾口子人幹活，領導有時候已經轉去下壹路口了，還會突然轉回來，反反復復。”高芳告訴鳳凰網《風暴眼》，有人因為巡查不合格被罰款。附近的另壹環衛工對鳳凰網《風暴眼》說，當天正值上級重點檢查期間，為此公司要求環衛工提前半小時到崗。
62歲的周秀蓮，在某壹線城市負責綠化帶清潔。鳳凰網《風暴眼》隨她走了壹路，她提著黑色大垃圾袋，壹手拿著幾尺長的夾子，隨手夾起樹坑裡的煙盒、餐盒……比起街道，綠化帶的垃圾更為復雜，她拾起那些行人用來應急又隨手丟棄的礦泉水瓶和塑料袋，面無表情：“是尿”。
周秀蓮每天要走3萬來步，拎著肆伍拾斤的垃圾，將它們堆在綠化帶的某個路口，等待收運。領導壹天能查好幾次，她樂呵著說：“不過還好，壹般不扣錢。”
走了大約1公裡，她忽然被管理人員截住。“這個撿了沒，啊？”壹台手機懟到她臉上。她看清照片畫面，趕緊解釋：“撿了！就在那邊，壹個大袋子……”兩人爭執不下，似乎只能回去查看。周秀蓮被面包車拉走了，臨走前，她朝鳳凰網《風暴眼》擠出壹絲笑，使了個眼色，匆忙告別。
數字化、智慧化，是為了“目的”的實現更便捷，更精確，更可追溯可查驗。圍繞電子工牌的爭議在於，這個“目的”究竟是什麼，以及“目的”是否真誠。
寧波市鄞州區曾表示，使用電子工牌後，系統後台能夠根據工牌采集的數據，自動生成包含出勤時間、作業時長、停留超時、脫離崗位等信息的工作表單，作為績效考核的參考依據。
鄞州區電子工牌智能定位屏幕
當然，更多地方對外強調的，是電子工牌的安全救援目的——老年人戶外作業安全風險高，准確定位方便提升救援效率。
高芳給鳳凰網《風暴眼》展示著她的工牌，肆個簡單的按鍵中，SOS報警功能，“連按叁次，就會有隊長前來查看”。
但至少兩名環衛工表示，從沒有人告訴過他們如何使用該功能。像是為了證明它真的沒用壹樣，韓守義使勁按著“SOS”鍵，壹次，隔壹會兒又壹次。“沒什麼用，隨便摁也沒有人來管你”。他說，“真要有什麼事，只能靠手機。”
精細，再精細，“沒完沒了”
大多環衛工聽說過“創城”（創建全國文明城市）這個詞，但要讓他們說出個所以然來，只有壹句：“具體怎麼搞，俺也不知道。”
創城測評體系中，環境衛生是核心考核指標，直接影響城市排名與榮譽，因此各地會在創城迎檢階段提升環衛作業標准、延長工作時間、強化監督考核。
有城市要求垃圾落地停留時間不超過5分鍾，有的要求不超過15分鍾或30分鍾，主次幹道要求不同；此外，每100平方米可見垃圾必須少於1個；有地方甚至要求磚縫無塵，掃灰稱重……地方政府將創城層層簽訂責任狀，環衛外包企業面臨嚴格考核和評分，失分可能被扣除服務費、終止合同甚至列入黑名單。
驅動韓守義和他的工友們在這套嚴苛體系下堅持下去的，是壹種更為樸素的生存邏輯：不想給領導添麻煩，更不想給自己惹麻煩。
於是，在臨沂蘭山區特別舉辦的“煙頭不落地”活動中，每天每位保潔員要撿拾煙頭400多個，彎腰400余次；每年草長鶯飛的季節，多地環衛工徒手摳起磚縫裡的雜草；今年2月3日天寒地凍的吉林市船營區，環衛工穿著棉服，戴著手套，在馬路中間擦拭護欄……
落葉季是幾乎所有環衛工的噩夢。秋天壹到，葉子長不住，壹陣風就吹跑了，飄到牆根底下、人行道上，沒多久就壹層疊著壹層。這是最熬人的季節，工作變得“沒完沒了”，人要跟著葉子跑，要把路邊車頂堆積的落葉攏下來，壹鏟壹大袋子，壹車又壹車的落葉被拉走，周而復始。
在某壹線城市工作的環衛工人程軍，落葉季每天裝運的樹葉有數拾袋，工作量遠超平時。壹陣風，就可能讓所有努力變成徒勞。
對自然規律，大部分環衛公司並不會太苛責。地上有壹兩片樹葉問題不大，重要的是，必須隨時落隨時掃，不能停下。
但程軍曾因為落葉問題被批評過。他65歲，被比自己小20多歲的領導說得抹不開臉面，只能趕緊去掃起來。他知道不能頂嘴，“頂嘴就不是罵罵的事了，除非不想幹了”。
壹個刮大風的日子，韓守義情緒失控了。他剛費力歸攏的落葉被風吹散。懊惱之下，他泄憤似地用掃帚拍打地面，葉子揮得到處都是。這壹幕恰好被巡查的領導看見，壹次就罰了他150元。
這相當於他兩千元工資裡不小的壹塊，能買不少東西、吃好幾頓飯。他直心疼，不止壹次地問自己：“還沒到吃不上鹽的地步，為啥要來受這份氣？”
他同樣受夠了的，是路上的狗糞。熱乎乎的糞便無法立即清理，他只能先用紙片蓋住，等冷了硬了再處理。但領導不管，看到就要批評或罰款。明明好好幹了，卻還是達不到要求。這讓他心裡始終有疙瘩：“領導只會批評俺，從來不會批評那些遛狗的。”
凌晨清掃街道的環衛工人
雪天的工作量也要增加。每次下雪，程軍都要提上壹壺開水，先把地面堅硬的冰雪燙化，再用鐵鍬奮力鏟淨，接著潑灑清水，撒上融雪制劑，最後用掃帚掃幹淨，再用拖布拖壹遍，確保地面不濕滑。做完這壹切，他的手腳已經凍得發麻了。
就在不久前，臨沂的壹場大雪正好碰上重大活動，高芳和工友們被調去活動場地清雪，忙得腳不沾地，整整壹中午都抽不出時間吃飯。公司給每人發了熱包子，他們蹲在殘雪未消的路邊匆匆吞咽，冷風灌了壹肚子。
有時晚上也不吃飯。回到家，高芳已經累得沒有力氣，只想倒頭就睡。她年齡大了，長時間蹬騎叁輪車，膝蓋勞損，有時候腿像在冷水裡泡過壹樣，只能吃點鈣片頂著。
但程軍做不到“倒頭就睡”。他住6人間的集體宿舍，公司對員工的起居進行嚴格的管理。凌晨4:30起床，晚上8點多才腰酸背疼地緩緩回家。按照宿舍規定，晚9點就要准時睡覺，時間卡得嚴密、精確，像是在人的後背安上了發條。
可很多時候，他到家，喝點水、洗漱完畢，就到夜裡10點多了。“哪能躺下馬上就睡著啊？”無論能否睡著，第贰天壹早，發條仍要准時擰緊。
城市的角落
程軍的宿舍，距離他負責的路段不算遠，步行就能到。這是壹套大約六拾平米的房子，房間裡擺著6張單人床，床與床之間的空隙僅容側身而過。對他們而言，這只是個滿足基本睡眠需求的小窩。
房間裡沒有廚灶。每天的兩頓飯，他和工友們都在公司安排的家常菜館取餐，公司統壹訂餐結賬，“壹頓飯12元，做什麼就吃什麼，沒有選擇的余地。”壹個盆裡，米飯上蓋點西紅柿炒雞蛋、黃瓜雞蛋或是土豆絲，就算是壹頓正經的午餐了。偶爾多加壹個菜，菜裡帶點豬皮，算是改善伙食。
不管怎樣，包吃包住讓程軍省去了在城市裡花銷的大頭。
他是河北邢台人，剛來兩個多月。大城市果然不壹樣，商鋪林立，小吃街、小酒館、特色餐廳、電影院、商圈，紅男綠女讓他眼花繚亂，也帶來了成倍的垃圾。
壹線城市路邊的煙頭
他印象最深的是跨年那天，人群狂歡到深夜。新年第壹天的凌晨，城市恢復靜謐，借著幽暗的街燈，程軍來到街道准備工作，眼前是滿地狼藉，“有人酒後吐了壹地，甚至有人拉稀”。
周秀蓮卻該羨慕他。她所在的小外包公司，哪有錢在市區裡租房？老板在20多公裡外的郊區租下6人間宿舍。每天早晨天不亮，就拉著工人們，驅車40多分鍾來到工作路段。
車上還用保溫桶裝著午飯。中午只有壹個小時午休時間，冬天就在車上對付壹口，到了夏天，周秀蓮壹般坐在路邊或者公園的長椅上解決午飯，吃完了，就在地上樹蔭底下躺壹會兒。
有壹次，她在壹家飯店門口陰影處坐著，想涼快壹會兒，沒多久就被驅離了。“人家嫌我礙事。”她心裡不太舒服，但趕緊勸自己，“也沒辦法，我們就是農村出來幹活的，人家瞧不起也正常。”
與這些外包工不同，在廣州，38歲的合同工高洪斌，試圖真正融入這座大都市。他壹年前開始這份工作，最初完全無法適應，難以忍受垃圾散發的氣味。但廣州的政策賦予了這份職業特殊的吸引力：環衛工子女可按“政策性照顧學生”申請入讀公辦學校，這讓高洪斌看到改變下壹代命運的希望。
他負責的區域是社區裡壹公裡左右的路段，兩邊都是居民樓，也有不少商鋪。除了掃地，他還要換垃圾桶，確保垃圾不堆積，不時進行蚊蟲消殺、清理積水。如果有沒及時掃的垃圾，居民投訴也是常事。
他還要不時處理居民自己不願意幹的髒活，比如堆積的雜物、門前的死老鼠，總會找他。有壹次，他蹲在圍欄裡清理垃圾時，有人為圖方便，隔著圍欄將垃圾扔進來，正好砸在他頭上。
壹線城市路邊的垃圾
無論如何不習慣，還是要站穩腳跟。在廣州，環衛工可以申請價格優惠的公租房，但公租房的面積只適合壹贰人居住，對壹大家子人來說實在太小了。高洪斌拖家帶口地在離工作社區不遠的地方租了間房，房租不貴，每月只有壹千多元，家電齊全。
但每月4千左右的工資，在廣州要維持壹家人的開銷，還是不容易。孩子剛壹歲多，母親要日夜照顧。高洪斌只能每天早中晚工作間隙，見縫插針地跑外賣補貼家用，壹天總計要跑上叁肆個小時。平時，他也會留意撿些廢品賣，又是壹筆額外收入。
在壹線大城市，由於地方財政比較寬裕，環衛工的工資相對也更高壹些，高洪斌還有伍險壹金，工資裡也包含垃圾分類補貼、延時加班工資等。
但是其他縣市工資會低很多，叁肆線城市2000元左右，更小的村鎮，可能只有900元左右。環衛工人僅有意外險，公司不給繳社保。有人對比過，壹些地方環衛工時薪僅3元，甚至不如共享充電寶。
壹位廊坊小縣城的環衛工對鳳凰網《風暴眼》表示，做環衛工6年左右，工資只有2100塊錢，壹天合70元，壹小時不到10塊錢。去年，公司壹度壓了5個月的工資不發，後來壹下子補發了1萬多元。
在臨沂蘭山區，環衛工的工資則在1900元-2500元之間。有環衛工告訴鳳凰網《風暴眼》，有壹段時間，工資壹拖就是好幾個月，“那時候大家還要吃飯、交房租，日子過得特別難”。後來有人打了12345反映情況，從那以後，工資才按時發放。
壹線城市的環衛工之間，外包與正式員工的待遇也天差地別。
程軍每月到手薪資叁千元，攤到每天是壹百塊錢。那些有編制的同事比他工作輕松不少，月薪卻能拿到伍六千。他覺得沒意思，“我們屬於最底層，幹活又多，掙錢又少”。
今年春節，公司要求環衛工必須在崗，沒有加班費。“不說叁倍工資，給兩倍也行，哪怕多加100塊錢，心裡也能舒服點。”程軍覺得不公平，過年孩子都回家了，他想看看孩子。
回家就得請假，請假就要扣掉當天的工資。他不管，“也不是說掙錢多的……哪怕叁天伍天，回個家，吃塊肉，行嗎？”
壹些城市正在逐漸學習提升環衛工待遇。廣州給環衛工准備了固定的休息位、專門的環衛宣導室。高洪斌說，裡面有熱水，有壹些書，還有壹面照片牆。但大部分地方，除了夏季每月100元的高溫補貼，偶爾發放的米面糧油，並沒有太多措施讓他們感受到尊嚴。
人生後半程的出路
無論怎樣辛苦、收入微薄，至少這行夠穩定，夠包容，門檻夠低。它容留了那些在人生後半程仍需奮力掙扎的人。
六年前，高芳的老伴去世，60出頭的她天塌了下來。日子還得繼續，沒過幾天她就到臨沂做起環衛工。她不想給兒女添負擔，“掙點錢補貼補貼，幫襯壹點是壹點”。
那是個格外冷的冬天，她總是壹邊掃著街道，壹邊不由自主地掉眼淚。想念老伴，也傷懷命運。她蹬著沒有擋風棚的叁輪車，寒風迎面刮在淚水縱橫的臉上，刀片壹樣，臉頰裂了壹次又壹次。
過去，老頭當保安，是家裡的頂梁柱。現在，她不識字，身上沒什麼技能，別無選擇。不喜歡也不行，只能硬著頭皮做。
她從16歲就開始靠苦力掙工分，“拔河”、澆氨水、扛玉米，17歲去山上拉石頭，叁人壹組，圍著簡陋的叉車，兩邊各拉壹根繩子拼命使勁，“有時候繩子都能拉斷”。
當時家裡條件不好，爹得了肺結核，不能幹重活；娘因為常年為幾個孩子操勞，渾身都疼。她必須早早扛起生活的擔子，“不然壹家人都沒法過活”。
可是年紀大了，再肯吃苦，也沒有那麼多活計可選了。她曾在老家的食品廠做工，負責包裝洋蔥、蒜苗，天天起早貪黑。那幾年廠子辦得紅紅火火，她能掙點零花錢，但沒多久，地方小廠子接連倒閉了。在老家，沒有出路。“老人手裡沒錢花，受點委屈都沒處說，日子不好過。”她說。
但凡有別的出路，他們大都嘗試過。
在做環衛工之前，高洪斌全職在廣州跑外賣。其實，送外賣收入相對更高，但缺乏保障，“幹不長久”。做環衛工雖然髒點累點，但有伍險壹金，這對他是至關重要的安全感。
他也曾考慮過其他能繳伍險、為孩子上學積分的選項，比如消防員或者殯儀館的工作。但這些行業門檻太高了，要麼需要專業技能或證書，要麼需要大專以上學歷。環衛工，是他“夠得著”的選擇。
韓守義年輕時做過鄉村教師，執教23年，卻因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被開除。他清楚記得，由於這個原因，後來地方給有教齡的人員發放教齡補貼，他壹分沒得。
失去工作後，他幹過建築工、養過蜂、打過零工。年紀大了，重活幹不動了，到臨沂投奔兒子。他在兒子家附近租了房，月租壹百多元，不到15平。他和老伴兩人壹間房住不下，挨著租了兩間。
他們大多不想跟孩子伸手要錢。“人家有了能給我，要是沒有，也不好再要”。年輕的壹輩困在房貸車貸裡，有的甚至需要老人補貼。這焦慮傳導到老人那裡，是最樸素的認知：“幹活不能停，停下了，房子就要被銀行收走了。”
人雖老了，但還能動。能動，就要幹活，為了不能動的那天攢點積蓄。
韓守義每次被領導批評，就跟老伴念叨“不想幹了”。但煩悶過後，他總是選擇再咬咬牙，忍著，“畢竟我這把年紀，再找別的活根本找不著。”
即使是從鄉村教師崗位正常退休的程軍，也得給自己找營生，光靠種那壹畝叁分地養老，根本不夠用。在他邢台老家，老人只能在小區門口看門，壹天幹12個小時，兩班倒，月薪也就1000出頭。想多賺點的人，都進城了。
在他的員工宿舍裡，其他環衛工也都是60來歲的老人，光棍，離了婚的，每月只有200元左右的養老金，工作至少能讓他們有個地方落腳。工友中，還有位河南來的老太太，老伴癱瘓，沒有勞動能力，為了給老頭治病，她兩年都沒回過家了。
這個行當容留他們，也監管、規訓他們。到了70歲以後，等他們燃盡了力氣，系統也不再計算他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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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沒人告訴他這個功能該如何使用。但在看不見的某個地方，他正在成為大屏幕上閃爍的綠點。胸前這塊質地輕薄的電子工牌，通過定位、電子圍欄等技術，能實現對他工作軌跡、靜止時長的全面監控。“綠點”不能長時間靜止，這也意味著，他不能坐下來休息。
定位工牌是安全保障還是電子鐐銬？爭議中，鳳凰網《風暴眼》在肆座不同規模的城市，接觸了拾余名環衛工人，走進他們的日常。他們在凌晨、無人在意的時段蘇醒、勞作，晚上回到不到15平的出租屋或是集體宿舍裡。在無處不在的監視下，他們像擰上了發條的齒輪壹樣，重復不變的軌跡，維持城市的運作。
在壹線大城市，環衛工的工資相對更高壹些，有的人還有伍險壹金。但在其他縣市，工資會低很多，叁肆線城市2000元左右，更小的村鎮，可能只有900元左右。環衛工人僅有意外險，公司不給繳社保。有人對比過，壹些地方環衛工時薪僅3元，甚至不如共享充電寶。
可即便如此，對這群步入人生後半段，無學歷、無退路的勞動者來說，這已經是他們最好的選擇。
“鐐銬”：電子的與非電子的
韓守義站在機動車道邊緣，掃帚緊貼著人行道路緣石，刷出“簌簌”的聲響。他將收集起來的壹簸箕垃圾，壹股腦倒進身後叁輪作業車上高聳的塑料筐裡。這是2月3日凌晨的山東臨沂蘭山區，氣溫剛到0度。他頭上戴壹頂毛線帽，看起來不怎麼頂用，鼻頭凍得發紅，鼻涕都來不及擦。
他已經69歲了，但幹活依舊麻利，凌晨5點就到崗，把壹條長街從頭掃到尾。直到背後擦身而過的車流漸多起來，這些呼嘯聲才提醒他低頭看壹眼時間。他緩緩從車筐裡拿出壹塊巴掌大小、帶著吊繩的硬塑料牌——“上班打卡成功”。
環衛工人佩戴電子工牌
此時，剛好6點整，距離他開工已經過去了壹個小時。
“不管幾點來，就連最忙的落葉季，我們凌晨3點就開工了，也必須要等到6點才能打卡上班。”韓守義對鳳凰網《風暴眼》說：“下午也壹樣，要求13:30開工，但要等到14:00才能打卡。”
按照機器記錄的打卡時長，他每天工作8個小時。但實際上，他要工作接近10個小時，忙的時候更久。
和韓守義壹樣，分散在附近街道的工友們，將這枚統壹配發給環衛工人的電子工牌塞在工服裡。它看起來質地輕薄簡陋，卻能感應到他們已經進入作業區內，在很多上了年紀的環衛工眼裡，它只是個簡單的打卡工具。
但是，高芳卻覺得不自在。她是臨沂另壹家承包公司的環衛工，她聽說，在某個她不知道的地方，壹塊大屏幕能實時顯示每個工人的位置和停留時長。見過這塊大屏幕的工友，曾繪聲繪色地給她描述自己如何成為地圖上的壹個點。
“走早了不行，有時候忙不過來，走晚了，中午在家連飯都吃不上，擔心下午沒辦法准時到崗。”高芳說。
這並不是什麼秘密，電子工牌通過定位、電子圍欄等技術實現對工作軌跡、靜止時長的全面監控。山東淄博壹地曾宣傳：“電子工牌能實現作業可視化指揮調度、人員動態精細化監管。”
在浙江寧波、江蘇如東、山西運城、重慶南岸等地，電子工牌紛紛上線。南京建鄴還曾為環衛工配發智能手環，壹旦停留時間超過20分鍾，手環就會自動發出語音：“繼續努力工作吧！”
質疑聲湧來，稱這些技術為“電子鐐銬”、“犧牲勞動者尊嚴”，有網友想起拉磨的驢要戴鈴鐺，“主人聽不到鈴鐺響，就拿鞭子抽”。
但樸實的環衛工想不到“尊嚴”這個層面。他們只記得，其實從沒有工牌時，監視，就無處不在了。
環衛作業車
檢查，巡邏，各種名目與頻率的考核，織成壹張密網。巡查者可能是班長、隊長、公司領導，也可能是村鎮幹部甚至市區領導。月考核、周檢、每天數次的日檢，有地方要求“不間斷、流動式”地查，巡查者們不知何時會出現，壹旦發現路面遺留了垃圾，就會拍照傳至微信群。
若是被隊長發現，可能只需要折返回去重新清掃，若是外部監督人員發現，找到單位層層下壓，那可能就要挨壹通批評，甚至罰款了。
高芳負責的這段路，分布在紅綠燈兩端，還要跨過馬路負責對面的路段。她剛將壹頭清掃幹淨，轉身的工夫，另壹頭又出現了垃圾。僅壹個上午，她就要撿叁肆個來回。
累了，她背對著叁輪作業車，反手撐住車身，把僵直的脊背悄悄抵靠上去放松放松，兩眼環顧肆周，隨時准備拿起掃帚。除了騎車去下壹路段，屁股不能沾座椅。這不是明文規定，是她自己總結出來的經驗：“休息不能超過半個小時，但坐下休息，哪怕不到拾分鍾，要是被領導看見，也會被認為在偷懶。”
“壹個小組有拾幾口子人幹活，領導有時候已經轉去下壹路口了，還會突然轉回來，反反復復。”高芳告訴鳳凰網《風暴眼》，有人因為巡查不合格被罰款。附近的另壹環衛工對鳳凰網《風暴眼》說，當天正值上級重點檢查期間，為此公司要求環衛工提前半小時到崗。
62歲的周秀蓮，在某壹線城市負責綠化帶清潔。鳳凰網《風暴眼》隨她走了壹路，她提著黑色大垃圾袋，壹手拿著幾尺長的夾子，隨手夾起樹坑裡的煙盒、餐盒……比起街道，綠化帶的垃圾更為復雜，她拾起那些行人用來應急又隨手丟棄的礦泉水瓶和塑料袋，面無表情：“是尿”。
周秀蓮每天要走3萬來步，拎著肆伍拾斤的垃圾，將它們堆在綠化帶的某個路口，等待收運。領導壹天能查好幾次，她樂呵著說：“不過還好，壹般不扣錢。”
走了大約1公裡，她忽然被管理人員截住。“這個撿了沒，啊？”壹台手機懟到她臉上。她看清照片畫面，趕緊解釋：“撿了！就在那邊，壹個大袋子……”兩人爭執不下，似乎只能回去查看。周秀蓮被面包車拉走了，臨走前，她朝鳳凰網《風暴眼》擠出壹絲笑，使了個眼色，匆忙告別。
數字化、智慧化，是為了“目的”的實現更便捷，更精確，更可追溯可查驗。圍繞電子工牌的爭議在於，這個“目的”究竟是什麼，以及“目的”是否真誠。
寧波市鄞州區曾表示，使用電子工牌後，系統後台能夠根據工牌采集的數據，自動生成包含出勤時間、作業時長、停留超時、脫離崗位等信息的工作表單，作為績效考核的參考依據。
鄞州區電子工牌智能定位屏幕
當然，更多地方對外強調的，是電子工牌的安全救援目的——老年人戶外作業安全風險高，准確定位方便提升救援效率。
高芳給鳳凰網《風暴眼》展示著她的工牌，肆個簡單的按鍵中，SOS報警功能，“連按叁次，就會有隊長前來查看”。
但至少兩名環衛工表示，從沒有人告訴過他們如何使用該功能。像是為了證明它真的沒用壹樣，韓守義使勁按著“SOS”鍵，壹次，隔壹會兒又壹次。“沒什麼用，隨便摁也沒有人來管你”。他說，“真要有什麼事，只能靠手機。”
精細，再精細，“沒完沒了”
大多環衛工聽說過“創城”（創建全國文明城市）這個詞，但要讓他們說出個所以然來，只有壹句：“具體怎麼搞，俺也不知道。”
創城測評體系中，環境衛生是核心考核指標，直接影響城市排名與榮譽，因此各地會在創城迎檢階段提升環衛作業標准、延長工作時間、強化監督考核。
有城市要求垃圾落地停留時間不超過5分鍾，有的要求不超過15分鍾或30分鍾，主次幹道要求不同；此外，每100平方米可見垃圾必須少於1個；有地方甚至要求磚縫無塵，掃灰稱重……地方政府將創城層層簽訂責任狀，環衛外包企業面臨嚴格考核和評分，失分可能被扣除服務費、終止合同甚至列入黑名單。
驅動韓守義和他的工友們在這套嚴苛體系下堅持下去的，是壹種更為樸素的生存邏輯：不想給領導添麻煩，更不想給自己惹麻煩。
於是，在臨沂蘭山區特別舉辦的“煙頭不落地”活動中，每天每位保潔員要撿拾煙頭400多個，彎腰400余次；每年草長鶯飛的季節，多地環衛工徒手摳起磚縫裡的雜草；今年2月3日天寒地凍的吉林市船營區，環衛工穿著棉服，戴著手套，在馬路中間擦拭護欄……
落葉季是幾乎所有環衛工的噩夢。秋天壹到，葉子長不住，壹陣風就吹跑了，飄到牆根底下、人行道上，沒多久就壹層疊著壹層。這是最熬人的季節，工作變得“沒完沒了”，人要跟著葉子跑，要把路邊車頂堆積的落葉攏下來，壹鏟壹大袋子，壹車又壹車的落葉被拉走，周而復始。
在某壹線城市工作的環衛工人程軍，落葉季每天裝運的樹葉有數拾袋，工作量遠超平時。壹陣風，就可能讓所有努力變成徒勞。
對自然規律，大部分環衛公司並不會太苛責。地上有壹兩片樹葉問題不大，重要的是，必須隨時落隨時掃，不能停下。
但程軍曾因為落葉問題被批評過。他65歲，被比自己小20多歲的領導說得抹不開臉面，只能趕緊去掃起來。他知道不能頂嘴，“頂嘴就不是罵罵的事了，除非不想幹了”。
壹個刮大風的日子，韓守義情緒失控了。他剛費力歸攏的落葉被風吹散。懊惱之下，他泄憤似地用掃帚拍打地面，葉子揮得到處都是。這壹幕恰好被巡查的領導看見，壹次就罰了他150元。
這相當於他兩千元工資裡不小的壹塊，能買不少東西、吃好幾頓飯。他直心疼，不止壹次地問自己：“還沒到吃不上鹽的地步，為啥要來受這份氣？”
他同樣受夠了的，是路上的狗糞。熱乎乎的糞便無法立即清理，他只能先用紙片蓋住，等冷了硬了再處理。但領導不管，看到就要批評或罰款。明明好好幹了，卻還是達不到要求。這讓他心裡始終有疙瘩：“領導只會批評俺，從來不會批評那些遛狗的。”
凌晨清掃街道的環衛工人
雪天的工作量也要增加。每次下雪，程軍都要提上壹壺開水，先把地面堅硬的冰雪燙化，再用鐵鍬奮力鏟淨，接著潑灑清水，撒上融雪制劑，最後用掃帚掃幹淨，再用拖布拖壹遍，確保地面不濕滑。做完這壹切，他的手腳已經凍得發麻了。
就在不久前，臨沂的壹場大雪正好碰上重大活動，高芳和工友們被調去活動場地清雪，忙得腳不沾地，整整壹中午都抽不出時間吃飯。公司給每人發了熱包子，他們蹲在殘雪未消的路邊匆匆吞咽，冷風灌了壹肚子。
有時晚上也不吃飯。回到家，高芳已經累得沒有力氣，只想倒頭就睡。她年齡大了，長時間蹬騎叁輪車，膝蓋勞損，有時候腿像在冷水裡泡過壹樣，只能吃點鈣片頂著。
但程軍做不到“倒頭就睡”。他住6人間的集體宿舍，公司對員工的起居進行嚴格的管理。凌晨4:30起床，晚上8點多才腰酸背疼地緩緩回家。按照宿舍規定，晚9點就要准時睡覺，時間卡得嚴密、精確，像是在人的後背安上了發條。
可很多時候，他到家，喝點水、洗漱完畢，就到夜裡10點多了。“哪能躺下馬上就睡著啊？”無論能否睡著，第贰天壹早，發條仍要准時擰緊。
城市的角落
程軍的宿舍，距離他負責的路段不算遠，步行就能到。這是壹套大約六拾平米的房子，房間裡擺著6張單人床，床與床之間的空隙僅容側身而過。對他們而言，這只是個滿足基本睡眠需求的小窩。
房間裡沒有廚灶。每天的兩頓飯，他和工友們都在公司安排的家常菜館取餐，公司統壹訂餐結賬，“壹頓飯12元，做什麼就吃什麼，沒有選擇的余地。”壹個盆裡，米飯上蓋點西紅柿炒雞蛋、黃瓜雞蛋或是土豆絲，就算是壹頓正經的午餐了。偶爾多加壹個菜，菜裡帶點豬皮，算是改善伙食。
不管怎樣，包吃包住讓程軍省去了在城市裡花銷的大頭。
他是河北邢台人，剛來兩個多月。大城市果然不壹樣，商鋪林立，小吃街、小酒館、特色餐廳、電影院、商圈，紅男綠女讓他眼花繚亂，也帶來了成倍的垃圾。
壹線城市路邊的煙頭
他印象最深的是跨年那天，人群狂歡到深夜。新年第壹天的凌晨，城市恢復靜謐，借著幽暗的街燈，程軍來到街道准備工作，眼前是滿地狼藉，“有人酒後吐了壹地，甚至有人拉稀”。
周秀蓮卻該羨慕他。她所在的小外包公司，哪有錢在市區裡租房？老板在20多公裡外的郊區租下6人間宿舍。每天早晨天不亮，就拉著工人們，驅車40多分鍾來到工作路段。
車上還用保溫桶裝著午飯。中午只有壹個小時午休時間，冬天就在車上對付壹口，到了夏天，周秀蓮壹般坐在路邊或者公園的長椅上解決午飯，吃完了，就在地上樹蔭底下躺壹會兒。
有壹次，她在壹家飯店門口陰影處坐著，想涼快壹會兒，沒多久就被驅離了。“人家嫌我礙事。”她心裡不太舒服，但趕緊勸自己，“也沒辦法，我們就是農村出來幹活的，人家瞧不起也正常。”
與這些外包工不同，在廣州，38歲的合同工高洪斌，試圖真正融入這座大都市。他壹年前開始這份工作，最初完全無法適應，難以忍受垃圾散發的氣味。但廣州的政策賦予了這份職業特殊的吸引力：環衛工子女可按“政策性照顧學生”申請入讀公辦學校，這讓高洪斌看到改變下壹代命運的希望。
他負責的區域是社區裡壹公裡左右的路段，兩邊都是居民樓，也有不少商鋪。除了掃地，他還要換垃圾桶，確保垃圾不堆積，不時進行蚊蟲消殺、清理積水。如果有沒及時掃的垃圾，居民投訴也是常事。
他還要不時處理居民自己不願意幹的髒活，比如堆積的雜物、門前的死老鼠，總會找他。有壹次，他蹲在圍欄裡清理垃圾時，有人為圖方便，隔著圍欄將垃圾扔進來，正好砸在他頭上。
壹線城市路邊的垃圾
無論如何不習慣，還是要站穩腳跟。在廣州，環衛工可以申請價格優惠的公租房，但公租房的面積只適合壹贰人居住，對壹大家子人來說實在太小了。高洪斌拖家帶口地在離工作社區不遠的地方租了間房，房租不貴，每月只有壹千多元，家電齊全。
但每月4千左右的工資，在廣州要維持壹家人的開銷，還是不容易。孩子剛壹歲多，母親要日夜照顧。高洪斌只能每天早中晚工作間隙，見縫插針地跑外賣補貼家用，壹天總計要跑上叁肆個小時。平時，他也會留意撿些廢品賣，又是壹筆額外收入。
在壹線大城市，由於地方財政比較寬裕，環衛工的工資相對也更高壹些，高洪斌還有伍險壹金，工資裡也包含垃圾分類補貼、延時加班工資等。
但是其他縣市工資會低很多，叁肆線城市2000元左右，更小的村鎮，可能只有900元左右。環衛工人僅有意外險，公司不給繳社保。有人對比過，壹些地方環衛工時薪僅3元，甚至不如共享充電寶。
壹位廊坊小縣城的環衛工對鳳凰網《風暴眼》表示，做環衛工6年左右，工資只有2100塊錢，壹天合70元，壹小時不到10塊錢。去年，公司壹度壓了5個月的工資不發，後來壹下子補發了1萬多元。
在臨沂蘭山區，環衛工的工資則在1900元-2500元之間。有環衛工告訴鳳凰網《風暴眼》，有壹段時間，工資壹拖就是好幾個月，“那時候大家還要吃飯、交房租，日子過得特別難”。後來有人打了12345反映情況，從那以後，工資才按時發放。
壹線城市的環衛工之間，外包與正式員工的待遇也天差地別。
程軍每月到手薪資叁千元，攤到每天是壹百塊錢。那些有編制的同事比他工作輕松不少，月薪卻能拿到伍六千。他覺得沒意思，“我們屬於最底層，幹活又多，掙錢又少”。
今年春節，公司要求環衛工必須在崗，沒有加班費。“不說叁倍工資，給兩倍也行，哪怕多加100塊錢，心裡也能舒服點。”程軍覺得不公平，過年孩子都回家了，他想看看孩子。
回家就得請假，請假就要扣掉當天的工資。他不管，“也不是說掙錢多的……哪怕叁天伍天，回個家，吃塊肉，行嗎？”
壹些城市正在逐漸學習提升環衛工待遇。廣州給環衛工准備了固定的休息位、專門的環衛宣導室。高洪斌說，裡面有熱水，有壹些書，還有壹面照片牆。但大部分地方，除了夏季每月100元的高溫補貼，偶爾發放的米面糧油，並沒有太多措施讓他們感受到尊嚴。
人生後半程的出路
無論怎樣辛苦、收入微薄，至少這行夠穩定，夠包容，門檻夠低。它容留了那些在人生後半程仍需奮力掙扎的人。
六年前，高芳的老伴去世，60出頭的她天塌了下來。日子還得繼續，沒過幾天她就到臨沂做起環衛工。她不想給兒女添負擔，“掙點錢補貼補貼，幫襯壹點是壹點”。
那是個格外冷的冬天，她總是壹邊掃著街道，壹邊不由自主地掉眼淚。想念老伴，也傷懷命運。她蹬著沒有擋風棚的叁輪車，寒風迎面刮在淚水縱橫的臉上，刀片壹樣，臉頰裂了壹次又壹次。
過去，老頭當保安，是家裡的頂梁柱。現在，她不識字，身上沒什麼技能，別無選擇。不喜歡也不行，只能硬著頭皮做。
她從16歲就開始靠苦力掙工分，“拔河”、澆氨水、扛玉米，17歲去山上拉石頭，叁人壹組，圍著簡陋的叉車，兩邊各拉壹根繩子拼命使勁，“有時候繩子都能拉斷”。
當時家裡條件不好，爹得了肺結核，不能幹重活；娘因為常年為幾個孩子操勞，渾身都疼。她必須早早扛起生活的擔子，“不然壹家人都沒法過活”。
可是年紀大了，再肯吃苦，也沒有那麼多活計可選了。她曾在老家的食品廠做工，負責包裝洋蔥、蒜苗，天天起早貪黑。那幾年廠子辦得紅紅火火，她能掙點零花錢，但沒多久，地方小廠子接連倒閉了。在老家，沒有出路。“老人手裡沒錢花，受點委屈都沒處說，日子不好過。”她說。
但凡有別的出路，他們大都嘗試過。
在做環衛工之前，高洪斌全職在廣州跑外賣。其實，送外賣收入相對更高，但缺乏保障，“幹不長久”。做環衛工雖然髒點累點，但有伍險壹金，這對他是至關重要的安全感。
他也曾考慮過其他能繳伍險、為孩子上學積分的選項，比如消防員或者殯儀館的工作。但這些行業門檻太高了，要麼需要專業技能或證書，要麼需要大專以上學歷。環衛工，是他“夠得著”的選擇。
韓守義年輕時做過鄉村教師，執教23年，卻因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被開除。他清楚記得，由於這個原因，後來地方給有教齡的人員發放教齡補貼，他壹分沒得。
失去工作後，他幹過建築工、養過蜂、打過零工。年紀大了，重活幹不動了，到臨沂投奔兒子。他在兒子家附近租了房，月租壹百多元，不到15平。他和老伴兩人壹間房住不下，挨著租了兩間。
他們大多不想跟孩子伸手要錢。“人家有了能給我，要是沒有，也不好再要”。年輕的壹輩困在房貸車貸裡，有的甚至需要老人補貼。這焦慮傳導到老人那裡，是最樸素的認知：“幹活不能停，停下了，房子就要被銀行收走了。”
人雖老了，但還能動。能動，就要幹活，為了不能動的那天攢點積蓄。
韓守義每次被領導批評，就跟老伴念叨“不想幹了”。但煩悶過後，他總是選擇再咬咬牙，忍著，“畢竟我這把年紀，再找別的活根本找不著。”
即使是從鄉村教師崗位正常退休的程軍，也得給自己找營生，光靠種那壹畝叁分地養老，根本不夠用。在他邢台老家，老人只能在小區門口看門，壹天幹12個小時，兩班倒，月薪也就1000出頭。想多賺點的人，都進城了。
在他的員工宿舍裡，其他環衛工也都是60來歲的老人，光棍，離了婚的，每月只有200元左右的養老金，工作至少能讓他們有個地方落腳。工友中，還有位河南來的老太太，老伴癱瘓，沒有勞動能力，為了給老頭治病，她兩年都沒回過家了。
這個行當容留他們，也監管、規訓他們。到了70歲以後，等他們燃盡了力氣，系統也不再計算他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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