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 壹位在日華人的大選觀察:自民黨大勝帶來的信號是...
該文轉自推特，作者為@majiajia_。
自民黨在眾議院碾壓式勝利，簡中輿論圈出現了意料之中的割裂局面。有人捶胸頓足，聲稱要打包離開日本。有人喜形於色說這是日本民主的勝利，是大和魂的覺醒（這部分人基本都居住在日本之外）。但這並不是壹件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事情。
高市政權的部分政策，本身也有合理性。比如，面對東亞嚴峻的地緣政治風險，日本加強軍備，在地區發出清晰信號，這是極為必要的。同時作為開放社會（Open Society）的壹員，面對來著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的系統性利用，持續增強防止滲透和認知作戰的能力，也是迫在眉睫的議題。對於在日華人關心的“外國人政策”，國際基督教大學的橋本直子老師，在選舉前總結了各個黨派在這方面的施策，其實自民黨只能說是處在中間，它仍然強調“共生”，然後新推出了勞動育成措施，這些基礎勞動力的在接下來5年的上限被設定為123萬人，仍然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在這個議題上自民黨比參政黨更加現實。
橋本直子老師對各黨“外國人政策”的分類
讓人不安的到底是什麼？
但是從去年的7月參議院選舉，到今年2月的眾議院選舉，相信很多在日華人都感受了不安。這次從解散到投票極為短促的幾乎沒有任何“議題”（Issue）熟議的情況下，自民黨斬獲史無前例的勝利。出現這樣的結果，讓筆者想明白了那份惴惴不安到底是什麼。
那就是：民眾顯著的非理性政治參與。
去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只占日本人口3%的外國人，突然成為輿論（特別是線上輿論）中的最熱門議題。筆者還專門做過壹期YouTube節目，逐壹澄清那些謠言和假新聞的錯漏之處。這些謠言包括擔不限於：外國人湧入導致日本人的工資漲不起來、外國人增加帶來治安惡化、外國人在東京創業可以拿到1500萬低息貸款、非法滯留的外國人在增多、外國人占國民保險的便宜、領低保的叁分之壹都是外國人、新冠疫情是跨國企業引發的、外國人犯罪多數不會被起訴等等。參政黨在這些話題的加持下，在“日本人優先”（Japanese First）的競選口號的宣揚中，迅速集聚人氣，等到傳統媒體回過神來的時候，已經是投票日的前壹周。《每日新聞》《朝日新聞》等才陸續推出fact-check的專題來駁斥，厚生勞動省和官房長官不得不舉行記者會來澄清謠言。但是已經為時已晚，參政黨實現史無前例的大躍進，斬獲14個議席。而這之前它在參議院只有1個席位。
厚生勞動省召開記者會澄清謠言
當時媒體的采訪裡有壹個印象，在參政黨的支持人群裡，全職主婦或者打短工的主婦為數不少。他們很多當然是經濟上不寬裕，同時還有壹個主流媒體忽略的細節：這些主婦往往壹開始不關心政治，但是在智能手機和SNS、短視頻APP普及後，刷手機消磨時間中，有意無意地接觸了大量充斥著陰謀論和杜撰內容的信息，然後開始變得不安，為自己也為孩子，於是這才關注起政治來。而在所有的政黨裡面，只有參政黨會談論這些內容：疫苗陰謀、新自由主義陰謀、全球化陰謀、外國人侵蝕占領日本陰謀等等。
去年去過平野雨龍和東京都反對外國人政策的集會，壹個明顯的感受是，年輕人並不多，叁拾代到伍拾代的人，是來參加集會的主要人群。而這個年齡帶，和就業冰河期時代，幾乎完全重合。事實上去年的很多采訪和調查，也印證了類似的觀察。這部分人，同樣是在高市早苗當選首相後，大力支持高市內閣的人。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的90年代初中期到2000年代初中期，被稱為就業冰河期。這個期間的日本失業率陡升，首次進入就業市場的“新卒”中，非正規（非正社員，包括派遣、短工等）就職比例迅速增加。就職冰河期世代的正規就職率要比其他世代平均少10%-20%。如果壹個是出生在80年代中期，正好在就職冰河期進入勞動市場，然後沒能擁有固定工作，那麼在他現在進入40代的時候，他的年收可能只有200萬日元，而擁有固定職位的40代人的年收可達550萬。這種差異是驚人的。之前看到過壹篇對參政黨支持者的采訪，對方坦誠自己有發泄不滿情緒的成分，記者詰問這樣是不是對外國人不公平時，采訪對象陷入了沉默不語。
之所以要提去年的參議院選舉，因為它是民意變化的壹次預演。參政黨旋風後，自民黨總裁選，高市早苗在競選演講中大談“奈良踢鹿”，已經暗示她的方針是“打不過就加入”。
回到此次眾議院選舉。本次選舉還有壹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年輕人對高市早苗爆發出了強烈的支持與喜愛。20代比30代更喜歡高市，10代比20代的喜歡還要更勝壹籌。為什麼呢？獨立媒體ABEMA在自己的節目裡采訪了很多年輕人，追尋高市早苗受歡迎理由。年輕人給出的理由是：（1）“她好像可以為我們做點什麼”（やってくれそう）。這是年輕人的普遍觀感。“投給在野黨，也感覺他們改變不了什麼，還是投給高市早苗的自民黨吧。”（2）“高市在大學生中間很受歡迎，因為以前首相都是念官僚遞過來的准備好的稿子，但是高市不同，她可以斬釘截鐵地用自己的語言闡釋政策，並且施行。”（吊詭的是，高市早苗去年在國會質詢答辯時言及“台灣有事”，就是沒有理會官僚在答辯稿上寫的“不要提台灣”的提醒，而擅自發揮的結果。現在卻意外成就了其強硬的日本撒切爾夫人形象）。
還有年輕人說自己平時常看YouTube，經常會刷到高市早苗的競選廣告，她的強硬形象和口號（“讓日本富強”）帶來了好感。主持人追問：“這些可都是宣傳呀？！”，這位年輕人訕笑著好像還不太明白“宣傳（Propaganda）”意味著什麼。高市早苗為自民黨拍攝的眾議院選舉視頻，在不到10天內瀏覽量就破億，成為了“民意支持高市”的佐證，被廣為傳播。事實上花錢投流在其中功不可沒。高市在2月8日投票前的前壹天，錄了最後壹支影片，上傳YouTube後，有網友發現瀏覽只有伍千多的情況下，點贊居然超過了壹萬。這都說明了自民黨在這次選舉中的鈔能力。
再就是年輕人把支持政治人物，看成是類似飯圈文化中的應援打Call（押し活）壹樣。特別是贰拾代叁拾代的人，作為互聯網、SNS原住民，對待公共事務，比如選舉的態度與做法，是他們在SNS世界裡的做法的擴展與延伸。自我的、私人的、虛擬的世界是主體世界，偶爾將眼光瞥向現實世界時，高市早苗通過TikTok、YouTube、Instagram、X、Line等成為了他們的應援對象。而這種情緒可以形成潮流，並且相互傳染，“你也支持高市？我也是！”，在這樣的節日氛圍（お祭り）中，人們希望把自己的應援對象送上聚光燈的最中心、金字塔的最頂端！而在這種應援打Call的氛圍裡，還有壹個重要的因素是，對於女性來說，她們對於高市早苗個人和高市內閣有著特別的，來自性別上的支持。《朝日新聞》在選後對廣島市的自民黨支持者200人進行了采訪，其中30位女性在面對記者的鏡頭時，最先闡述的支持理由是：“同為女性我要應援她”“首位女性首相希望她加油”“意識到了男性和女性的區別所以支持她”等等。
與飯圈文化中的應援打Call（押し活）相得益彰的，是現代SNS世界中的瀏覽量創富邏輯。大量的圖文內容、視頻內容被生產出來，瀏覽量越多收益越大，而只要有壹台智能手機，打開手機攝像頭就可以零成本生產情緒化的內容，點擊發布按鈕就可以零成本地傳播勾人心弦的影像，傳統媒體的內容進入到這樣的內容池裡，就像不會跳舞的中學生誤入大學生舞會壹樣被擠來擠去，不被待見。2011年的時候，日本智能終端用戶只有955萬，日本推特（X）的月活人數只有670萬。而到了2024年，日本的智能終端數已經突破2億2千萬，推特（X）的月活人數整整增長了10倍，達到6700萬。同壹時期YouTube的月活也超過7000萬，而2024年日本的總人口只有1億2400萬，整個社會的信息傳播與接受方式早已天翻地覆，這種革命式的變化帶來的效應，也終於反映到政治選舉中。
在推特（X）上談論外國人不遵守日本法律或者習俗、外國人交通肇事，或者抨擊留學生擠占日本財政，這樣的帖子可以輕松帶來超過百萬的瀏覽量，而認真討論更重要社會議題（經濟、財政、稅收、利率等）的內容確法乏人問津。生產與傳播聳人聽聞的內容幾乎沒有成本，然後它帶來的流量可以為始作俑者帶來豐厚收益的時候，可以想象輿論場、以及人們的認知會被歪曲帶偏成什麼樣子。前壹段時間，人們發現在日本最大的自由職業匹配平台CrowdWorks上有人在招募制作“嫌中”視頻的工作，總計有14個這樣的招募，數據顯示有30余人完成了相關契約工作。至於是誰以什麼樣的目的在制作這樣的視頻，外人無從知曉，但是情緒和生意相結合時，理性就被淹沒了。
這個時候，公金作弊議員無所謂，統壹教會扯不清理還亂的關系無所謂，沒有物價飛漲對策無所謂，財政紀律松弛帶來日元貶值無所謂，總之在沒有對壹個壹個具體的政策議題，進行任何有效的討論—可以說是幾乎沒有討論—的情況下，人們像過節壹樣喊著“高市、高市”，然後將選票投給了自民黨候選人。這種情緒驅動（emotion-driven）而非議題驅動（issue-driven）的投票行為，著實讓人不安。
看見很多人（包括學者在內）說，這次選舉結果反映了日本民主或者日本選民的“劣化”。筆者覺得這個帽子扣得過於道德高地，也有失偏頗。我們需要直面的是技術帶來的信息傳播、擴散手段的劇烈變化，以及年輕人對於公共事務（比如選舉）的體感變化。此次眾議院選舉，首次參選的“團隊未來”，在只有2085名黨員的情況下，居然有11位候選人當選。他們的黨首也是著名的AI工程師、Youtuber安野貴博說，民主制度是在完全沒有互聯網、沒有SNS的環境中被建立起來的，但是時代已經變了。他希望傳統政黨正視媒體與輿論環境的劇烈變遷，在新環境下從事政治工作。
當然類似的現象不光出現在日本，最近中國著名的意見領袖羅翔老師，清空了所有的微博，然後在B站發布了壹個短視頻，談及“當前的傳播規律是壹個‘後真相時代’，人們不關心真相，更關注情緒的滿足，在這個時代共同的客觀真理標准已經消失”“當我們放棄真理的時候，我們就把權力讓給了那些擁有財富和魅力、創造奇觀來取代真理的人”。這段言論可能可以解釋羅翔清空微博的初衷——因為他自己發布的微博內容的解釋權，在這個時代已經被擁有智能終端的觀眾們搶走了。
羅翔談論“後真相時代”
淤塞感、變革志向與中國因素
必須強調的是，對高市的支持是遍及全年齡層的，而不是局限於某個群體。這種普遍的支持背後，離不開“失去的叁拾年”的淤塞感，以及日本國民希望跳出這種沉悶溫吞，而產生的強烈的變革志向。同時還不能忽視中國給高市政權極限施壓帶來的反彈效果。
90年泡沫破裂，日本陷入長期通縮，之後又跟隨西方世界經歷了03年的互聯網泡沫破裂和08年的黎曼危機，事實上2011年的311大地震又繼續給日本社會以重創。民主黨政權在2012年的選舉中慘敗，安倍晉叁率領自民黨第贰次執政，開始推行“安倍經濟學”，日本經濟逐漸從谷底向上攀爬，壹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
日經指數近肆拾年來的走勢
疫情帶來的供應鏈紊亂和重組，再加上西方的去風險化，這些都迅速推高了極度依賴進口的日本的通脹水平。安倍經濟學的長期量化寬松的負面效果，也在這個時候集中爆發，日元開始迅速貶值，東京的房價更是在短短叁肆年內翻了壹到兩倍。依筆者的個人觀察，日本國民的“性情大變”也是發生在這壹時期。
其中，特別明顯的是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的、進步的各種言說與敘事，迅速失去市場與空間。社會集聚了巨大的期待改變的勢能。而高市首相的橫空出世，讓這種勢能噴薄爆發出來。她承載了人們對於改變的巨大期待，人們蜂擁著把票投給她領導下的自民黨，就相當於在說：請帶領我們走出這沉悶的隧道吧！
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的強壓，又讓日本社會凝聚出了強烈的反抗意識。日本50代以下的人，壹半以上甚至全部的生命歷程，都活在壹個與中國持續對立的輿論環境裡。而高市早苗關於台灣的發言，她之所以無法撤回，是按照日本安保法案，如果美國參與戰爭且受到了攻擊，日本必須履行軍事同盟條約，參與對抗。至於在中國大陸將其歪曲成“台灣有事（不管美國有沒有行動）日本就會出兵”，那是中國對內的輿論操控需要。所以這輪全方位的在游客、水產出口、稀土等領域的打擊制裁，讓日本社會茫然且憤然。“不要再和這樣的國家打交道了”是很多人的心聲。最近原大阪府知事橋下徹主持的壹檔電視節目，在播出中進行了觀眾的民意調查，調查問題是“對於中日關系，需不需要改善”，觀眾的回答：需要改善24%，“不需要改善”76%。
76%的調查對象認為沒有必要改善中日關系
這樣的回答，也讓筆者驚訝。因為不管外務省還是言論NPO的調查，我們知道日本國民對中國的惡感度很高（經常超過90%），但是落實到外交上，人們還能時常保持理性，希望這種惡感不要波及外交和貿易的正常進行。而此次居然有超過3/4的人不希望改善外交關系，既說明日本國民已經很情緒化，也說明他們已經有了斷交的覺悟。所以面對稀土供給管制，高市政權第壹時間是去尋找西方盟友之間的支持，以及去南鳥島外海開采海底6000米的淤泥，而不是服軟，這種毅然決然的態度，也回應了日本國民對外尋求自立自強的心態，贏得了民心。
高市政權的高人氣與高風險
日本人均GDP的排名，已經從拾年前的20名左右，下降到了現在約40名左右，在東亞更是已經被曾經的小弟—台灣和韓國超越。新的產業集群的出現，都是要以拾年計的，所以根本上來說經濟沒有切實可行的打開策。那麼這麼高的社會期待怎麼辦？
很簡單，首先還是繼續“搞政治”，這是最容易出成績的地方。比如快速推進《間諜防止法》的出台，或者日本版CIA—國家情報局的設立，會成為拿得出手的成果。就好比，在此次眾議院選舉之前，高市內閣快馬加鞭，以不通過修法或者制定新法，而是通過修改行政命令的方式，打包出台了針對外國人政策的壹攬子修訂方案，贏得了選民“政策落地快”的美譽。當然最大的搞政治就是修憲，這個同樣會成為高市政權長期推進的吸睛項目。日本走向正常國家，有著長久以來的政治需求，這也是日本“保守”政治的原始命題。只不過如果真正推動自民黨希望的那種修憲，日本社會將發生戰後最嚴重的撕裂，同時周邊的中國等國家將會以“維護戰後秩序”為名進行幹涉，高市政權也會有失控、倒台的風險。
還有就是圍繞地緣政治做文章。3月高市早苗將會訪問美國，無疑會給今年的執政帶來壹個好的開局。4月特朗普訪中，不過在之前高市已經和特朗普有過壹定的默契和商量，所以被美國背刺或者蒙受中美接近的可能損失，應該說很小。圍繞可能的台海危機，防衛能力強化的同時，繼續解除日本對武器出口的法律限制，增強國際上的安全伙伴合作，這些都是可能產生執政業績的地方。
但是最大的問題仍然是，經濟難以向好的情況下，如何改善普通人生活上的壓力。此次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以及部分在野黨都提出了“食品類消費稅2年免征”的施策。兩年免征的大致金額是10萬億日元（約4500億人民幣），免征是可以但是用什麼稅基來補，現在仍然沒有著落。同時財務省裡面對自民黨這項施策，因為對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會引發債市和日幣波動，所以他們表現出了明顯的抵制態度。或許更重要的是減稅容易收稅難，財政部門不想攤上這樣的事情。在自民黨大勝開票當晚，TBS所屬的節目主持人太田連線高市，詢問“如果消費稅免征無法落實怎麼辦”，高市早苗怒斥太田“提問用心險惡”，也說明她自己心裡沒底。
面對太田提問高市早苗怒斥“用心險惡”
自民黨眾議院大勝，日經指數連創新高。叁拾幾年前日經指數的高點，是“經濟泡沫”，2026年的高點，筆者願意稱之為“政治泡沫”。因為日本的人均GDP和日本人的實質工資收入都在持續下降，人們在變得貧窮，但是股市卻屢創新高，說明政治以及社會心理與實際經濟狀況出現了乖離。政治使人們對未來產生了盲目的希望，這種希望如果落空，即使有大量的投資者是為了對沖日元貶值將資產投入股市，指數的基本面仍然難以維持，有泡沫破裂的風險。
民眾總是希望天降偉人帶領自己走出泥潭，他們把期待寄托於他人，以為動動手指投下壹票，就有壹個幸福美好的未來在等待自己，只能說是人性亙古不變，幻想極少的付出就能換來極大的收獲，是不成熟的表現。不切實際的期待被辜負後的失望，會帶來反噬，而且這種期待愈大，被辜負後的反彈也會愈烈。（完）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自民黨在眾議院碾壓式勝利，簡中輿論圈出現了意料之中的割裂局面。有人捶胸頓足，聲稱要打包離開日本。有人喜形於色說這是日本民主的勝利，是大和魂的覺醒（這部分人基本都居住在日本之外）。但這並不是壹件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事情。
高市政權的部分政策，本身也有合理性。比如，面對東亞嚴峻的地緣政治風險，日本加強軍備，在地區發出清晰信號，這是極為必要的。同時作為開放社會（Open Society）的壹員，面對來著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的系統性利用，持續增強防止滲透和認知作戰的能力，也是迫在眉睫的議題。對於在日華人關心的“外國人政策”，國際基督教大學的橋本直子老師，在選舉前總結了各個黨派在這方面的施策，其實自民黨只能說是處在中間，它仍然強調“共生”，然後新推出了勞動育成措施，這些基礎勞動力的在接下來5年的上限被設定為123萬人，仍然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在這個議題上自民黨比參政黨更加現實。
橋本直子老師對各黨“外國人政策”的分類
讓人不安的到底是什麼？
但是從去年的7月參議院選舉，到今年2月的眾議院選舉，相信很多在日華人都感受了不安。這次從解散到投票極為短促的幾乎沒有任何“議題”（Issue）熟議的情況下，自民黨斬獲史無前例的勝利。出現這樣的結果，讓筆者想明白了那份惴惴不安到底是什麼。
那就是：民眾顯著的非理性政治參與。
去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只占日本人口3%的外國人，突然成為輿論（特別是線上輿論）中的最熱門議題。筆者還專門做過壹期YouTube節目，逐壹澄清那些謠言和假新聞的錯漏之處。這些謠言包括擔不限於：外國人湧入導致日本人的工資漲不起來、外國人增加帶來治安惡化、外國人在東京創業可以拿到1500萬低息貸款、非法滯留的外國人在增多、外國人占國民保險的便宜、領低保的叁分之壹都是外國人、新冠疫情是跨國企業引發的、外國人犯罪多數不會被起訴等等。參政黨在這些話題的加持下，在“日本人優先”（Japanese First）的競選口號的宣揚中，迅速集聚人氣，等到傳統媒體回過神來的時候，已經是投票日的前壹周。《每日新聞》《朝日新聞》等才陸續推出fact-check的專題來駁斥，厚生勞動省和官房長官不得不舉行記者會來澄清謠言。但是已經為時已晚，參政黨實現史無前例的大躍進，斬獲14個議席。而這之前它在參議院只有1個席位。
厚生勞動省召開記者會澄清謠言
當時媒體的采訪裡有壹個印象，在參政黨的支持人群裡，全職主婦或者打短工的主婦為數不少。他們很多當然是經濟上不寬裕，同時還有壹個主流媒體忽略的細節：這些主婦往往壹開始不關心政治，但是在智能手機和SNS、短視頻APP普及後，刷手機消磨時間中，有意無意地接觸了大量充斥著陰謀論和杜撰內容的信息，然後開始變得不安，為自己也為孩子，於是這才關注起政治來。而在所有的政黨裡面，只有參政黨會談論這些內容：疫苗陰謀、新自由主義陰謀、全球化陰謀、外國人侵蝕占領日本陰謀等等。
去年去過平野雨龍和東京都反對外國人政策的集會，壹個明顯的感受是，年輕人並不多，叁拾代到伍拾代的人，是來參加集會的主要人群。而這個年齡帶，和就業冰河期時代，幾乎完全重合。事實上去年的很多采訪和調查，也印證了類似的觀察。這部分人，同樣是在高市早苗當選首相後，大力支持高市內閣的人。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的90年代初中期到2000年代初中期，被稱為就業冰河期。這個期間的日本失業率陡升，首次進入就業市場的“新卒”中，非正規（非正社員，包括派遣、短工等）就職比例迅速增加。就職冰河期世代的正規就職率要比其他世代平均少10%-20%。如果壹個是出生在80年代中期，正好在就職冰河期進入勞動市場，然後沒能擁有固定工作，那麼在他現在進入40代的時候，他的年收可能只有200萬日元，而擁有固定職位的40代人的年收可達550萬。這種差異是驚人的。之前看到過壹篇對參政黨支持者的采訪，對方坦誠自己有發泄不滿情緒的成分，記者詰問這樣是不是對外國人不公平時，采訪對象陷入了沉默不語。
之所以要提去年的參議院選舉，因為它是民意變化的壹次預演。參政黨旋風後，自民黨總裁選，高市早苗在競選演講中大談“奈良踢鹿”，已經暗示她的方針是“打不過就加入”。
回到此次眾議院選舉。本次選舉還有壹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年輕人對高市早苗爆發出了強烈的支持與喜愛。20代比30代更喜歡高市，10代比20代的喜歡還要更勝壹籌。為什麼呢？獨立媒體ABEMA在自己的節目裡采訪了很多年輕人，追尋高市早苗受歡迎理由。年輕人給出的理由是：（1）“她好像可以為我們做點什麼”（やってくれそう）。這是年輕人的普遍觀感。“投給在野黨，也感覺他們改變不了什麼，還是投給高市早苗的自民黨吧。”（2）“高市在大學生中間很受歡迎，因為以前首相都是念官僚遞過來的准備好的稿子，但是高市不同，她可以斬釘截鐵地用自己的語言闡釋政策，並且施行。”（吊詭的是，高市早苗去年在國會質詢答辯時言及“台灣有事”，就是沒有理會官僚在答辯稿上寫的“不要提台灣”的提醒，而擅自發揮的結果。現在卻意外成就了其強硬的日本撒切爾夫人形象）。
還有年輕人說自己平時常看YouTube，經常會刷到高市早苗的競選廣告，她的強硬形象和口號（“讓日本富強”）帶來了好感。主持人追問：“這些可都是宣傳呀？！”，這位年輕人訕笑著好像還不太明白“宣傳（Propaganda）”意味著什麼。高市早苗為自民黨拍攝的眾議院選舉視頻，在不到10天內瀏覽量就破億，成為了“民意支持高市”的佐證，被廣為傳播。事實上花錢投流在其中功不可沒。高市在2月8日投票前的前壹天，錄了最後壹支影片，上傳YouTube後，有網友發現瀏覽只有伍千多的情況下，點贊居然超過了壹萬。這都說明了自民黨在這次選舉中的鈔能力。
再就是年輕人把支持政治人物，看成是類似飯圈文化中的應援打Call（押し活）壹樣。特別是贰拾代叁拾代的人，作為互聯網、SNS原住民，對待公共事務，比如選舉的態度與做法，是他們在SNS世界裡的做法的擴展與延伸。自我的、私人的、虛擬的世界是主體世界，偶爾將眼光瞥向現實世界時，高市早苗通過TikTok、YouTube、Instagram、X、Line等成為了他們的應援對象。而這種情緒可以形成潮流，並且相互傳染，“你也支持高市？我也是！”，在這樣的節日氛圍（お祭り）中，人們希望把自己的應援對象送上聚光燈的最中心、金字塔的最頂端！而在這種應援打Call的氛圍裡，還有壹個重要的因素是，對於女性來說，她們對於高市早苗個人和高市內閣有著特別的，來自性別上的支持。《朝日新聞》在選後對廣島市的自民黨支持者200人進行了采訪，其中30位女性在面對記者的鏡頭時，最先闡述的支持理由是：“同為女性我要應援她”“首位女性首相希望她加油”“意識到了男性和女性的區別所以支持她”等等。
與飯圈文化中的應援打Call（押し活）相得益彰的，是現代SNS世界中的瀏覽量創富邏輯。大量的圖文內容、視頻內容被生產出來，瀏覽量越多收益越大，而只要有壹台智能手機，打開手機攝像頭就可以零成本生產情緒化的內容，點擊發布按鈕就可以零成本地傳播勾人心弦的影像，傳統媒體的內容進入到這樣的內容池裡，就像不會跳舞的中學生誤入大學生舞會壹樣被擠來擠去，不被待見。2011年的時候，日本智能終端用戶只有955萬，日本推特（X）的月活人數只有670萬。而到了2024年，日本的智能終端數已經突破2億2千萬，推特（X）的月活人數整整增長了10倍，達到6700萬。同壹時期YouTube的月活也超過7000萬，而2024年日本的總人口只有1億2400萬，整個社會的信息傳播與接受方式早已天翻地覆，這種革命式的變化帶來的效應，也終於反映到政治選舉中。
在推特（X）上談論外國人不遵守日本法律或者習俗、外國人交通肇事，或者抨擊留學生擠占日本財政，這樣的帖子可以輕松帶來超過百萬的瀏覽量，而認真討論更重要社會議題（經濟、財政、稅收、利率等）的內容確法乏人問津。生產與傳播聳人聽聞的內容幾乎沒有成本，然後它帶來的流量可以為始作俑者帶來豐厚收益的時候，可以想象輿論場、以及人們的認知會被歪曲帶偏成什麼樣子。前壹段時間，人們發現在日本最大的自由職業匹配平台CrowdWorks上有人在招募制作“嫌中”視頻的工作，總計有14個這樣的招募，數據顯示有30余人完成了相關契約工作。至於是誰以什麼樣的目的在制作這樣的視頻，外人無從知曉，但是情緒和生意相結合時，理性就被淹沒了。
這個時候，公金作弊議員無所謂，統壹教會扯不清理還亂的關系無所謂，沒有物價飛漲對策無所謂，財政紀律松弛帶來日元貶值無所謂，總之在沒有對壹個壹個具體的政策議題，進行任何有效的討論—可以說是幾乎沒有討論—的情況下，人們像過節壹樣喊著“高市、高市”，然後將選票投給了自民黨候選人。這種情緒驅動（emotion-driven）而非議題驅動（issue-driven）的投票行為，著實讓人不安。
看見很多人（包括學者在內）說，這次選舉結果反映了日本民主或者日本選民的“劣化”。筆者覺得這個帽子扣得過於道德高地，也有失偏頗。我們需要直面的是技術帶來的信息傳播、擴散手段的劇烈變化，以及年輕人對於公共事務（比如選舉）的體感變化。此次眾議院選舉，首次參選的“團隊未來”，在只有2085名黨員的情況下，居然有11位候選人當選。他們的黨首也是著名的AI工程師、Youtuber安野貴博說，民主制度是在完全沒有互聯網、沒有SNS的環境中被建立起來的，但是時代已經變了。他希望傳統政黨正視媒體與輿論環境的劇烈變遷，在新環境下從事政治工作。
當然類似的現象不光出現在日本，最近中國著名的意見領袖羅翔老師，清空了所有的微博，然後在B站發布了壹個短視頻，談及“當前的傳播規律是壹個‘後真相時代’，人們不關心真相，更關注情緒的滿足，在這個時代共同的客觀真理標准已經消失”“當我們放棄真理的時候，我們就把權力讓給了那些擁有財富和魅力、創造奇觀來取代真理的人”。這段言論可能可以解釋羅翔清空微博的初衷——因為他自己發布的微博內容的解釋權，在這個時代已經被擁有智能終端的觀眾們搶走了。
羅翔談論“後真相時代”
淤塞感、變革志向與中國因素
必須強調的是，對高市的支持是遍及全年齡層的，而不是局限於某個群體。這種普遍的支持背後，離不開“失去的叁拾年”的淤塞感，以及日本國民希望跳出這種沉悶溫吞，而產生的強烈的變革志向。同時還不能忽視中國給高市政權極限施壓帶來的反彈效果。
90年泡沫破裂，日本陷入長期通縮，之後又跟隨西方世界經歷了03年的互聯網泡沫破裂和08年的黎曼危機，事實上2011年的311大地震又繼續給日本社會以重創。民主黨政權在2012年的選舉中慘敗，安倍晉叁率領自民黨第贰次執政，開始推行“安倍經濟學”，日本經濟逐漸從谷底向上攀爬，壹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
日經指數近肆拾年來的走勢
疫情帶來的供應鏈紊亂和重組，再加上西方的去風險化，這些都迅速推高了極度依賴進口的日本的通脹水平。安倍經濟學的長期量化寬松的負面效果，也在這個時候集中爆發，日元開始迅速貶值，東京的房價更是在短短叁肆年內翻了壹到兩倍。依筆者的個人觀察，日本國民的“性情大變”也是發生在這壹時期。
其中，特別明顯的是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的、進步的各種言說與敘事，迅速失去市場與空間。社會集聚了巨大的期待改變的勢能。而高市首相的橫空出世，讓這種勢能噴薄爆發出來。她承載了人們對於改變的巨大期待，人們蜂擁著把票投給她領導下的自民黨，就相當於在說：請帶領我們走出這沉悶的隧道吧！
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的強壓，又讓日本社會凝聚出了強烈的反抗意識。日本50代以下的人，壹半以上甚至全部的生命歷程，都活在壹個與中國持續對立的輿論環境裡。而高市早苗關於台灣的發言，她之所以無法撤回，是按照日本安保法案，如果美國參與戰爭且受到了攻擊，日本必須履行軍事同盟條約，參與對抗。至於在中國大陸將其歪曲成“台灣有事（不管美國有沒有行動）日本就會出兵”，那是中國對內的輿論操控需要。所以這輪全方位的在游客、水產出口、稀土等領域的打擊制裁，讓日本社會茫然且憤然。“不要再和這樣的國家打交道了”是很多人的心聲。最近原大阪府知事橋下徹主持的壹檔電視節目，在播出中進行了觀眾的民意調查，調查問題是“對於中日關系，需不需要改善”，觀眾的回答：需要改善24%，“不需要改善”76%。
76%的調查對象認為沒有必要改善中日關系
這樣的回答，也讓筆者驚訝。因為不管外務省還是言論NPO的調查，我們知道日本國民對中國的惡感度很高（經常超過90%），但是落實到外交上，人們還能時常保持理性，希望這種惡感不要波及外交和貿易的正常進行。而此次居然有超過3/4的人不希望改善外交關系，既說明日本國民已經很情緒化，也說明他們已經有了斷交的覺悟。所以面對稀土供給管制，高市政權第壹時間是去尋找西方盟友之間的支持，以及去南鳥島外海開采海底6000米的淤泥，而不是服軟，這種毅然決然的態度，也回應了日本國民對外尋求自立自強的心態，贏得了民心。
高市政權的高人氣與高風險
日本人均GDP的排名，已經從拾年前的20名左右，下降到了現在約40名左右，在東亞更是已經被曾經的小弟—台灣和韓國超越。新的產業集群的出現，都是要以拾年計的，所以根本上來說經濟沒有切實可行的打開策。那麼這麼高的社會期待怎麼辦？
很簡單，首先還是繼續“搞政治”，這是最容易出成績的地方。比如快速推進《間諜防止法》的出台，或者日本版CIA—國家情報局的設立，會成為拿得出手的成果。就好比，在此次眾議院選舉之前，高市內閣快馬加鞭，以不通過修法或者制定新法，而是通過修改行政命令的方式，打包出台了針對外國人政策的壹攬子修訂方案，贏得了選民“政策落地快”的美譽。當然最大的搞政治就是修憲，這個同樣會成為高市政權長期推進的吸睛項目。日本走向正常國家，有著長久以來的政治需求，這也是日本“保守”政治的原始命題。只不過如果真正推動自民黨希望的那種修憲，日本社會將發生戰後最嚴重的撕裂，同時周邊的中國等國家將會以“維護戰後秩序”為名進行幹涉，高市政權也會有失控、倒台的風險。
還有就是圍繞地緣政治做文章。3月高市早苗將會訪問美國，無疑會給今年的執政帶來壹個好的開局。4月特朗普訪中，不過在之前高市已經和特朗普有過壹定的默契和商量，所以被美國背刺或者蒙受中美接近的可能損失，應該說很小。圍繞可能的台海危機，防衛能力強化的同時，繼續解除日本對武器出口的法律限制，增強國際上的安全伙伴合作，這些都是可能產生執政業績的地方。
但是最大的問題仍然是，經濟難以向好的情況下，如何改善普通人生活上的壓力。此次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以及部分在野黨都提出了“食品類消費稅2年免征”的施策。兩年免征的大致金額是10萬億日元（約4500億人民幣），免征是可以但是用什麼稅基來補，現在仍然沒有著落。同時財務省裡面對自民黨這項施策，因為對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會引發債市和日幣波動，所以他們表現出了明顯的抵制態度。或許更重要的是減稅容易收稅難，財政部門不想攤上這樣的事情。在自民黨大勝開票當晚，TBS所屬的節目主持人太田連線高市，詢問“如果消費稅免征無法落實怎麼辦”，高市早苗怒斥太田“提問用心險惡”，也說明她自己心裡沒底。
面對太田提問高市早苗怒斥“用心險惡”
自民黨眾議院大勝，日經指數連創新高。叁拾幾年前日經指數的高點，是“經濟泡沫”，2026年的高點，筆者願意稱之為“政治泡沫”。因為日本的人均GDP和日本人的實質工資收入都在持續下降，人們在變得貧窮，但是股市卻屢創新高，說明政治以及社會心理與實際經濟狀況出現了乖離。政治使人們對未來產生了盲目的希望，這種希望如果落空，即使有大量的投資者是為了對沖日元貶值將資產投入股市，指數的基本面仍然難以維持，有泡沫破裂的風險。
民眾總是希望天降偉人帶領自己走出泥潭，他們把期待寄托於他人，以為動動手指投下壹票，就有壹個幸福美好的未來在等待自己，只能說是人性亙古不變，幻想極少的付出就能換來極大的收獲，是不成熟的表現。不切實際的期待被辜負後的失望，會帶來反噬，而且這種期待愈大，被辜負後的反彈也會愈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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