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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反常识"的舆论事件,罗翔为何陷入争议?
一起"反常识"的舆论事件,罗翔为何陷入争议?一起"反常识"的舆论事件,罗翔为何陷入争议?
《我们与恶的距离》
不久前，法律学者罗翔撰文，表示“吸毒入刑”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曾经在美国留学的网络博主“牢A”，反驳罗翔所阐释的法律观念上的平等生命权，并主张好人的命比坏人的命重要。
“牢A”的言论在评论区获得不少拥护，这折射出一种普遍的厌倦——人们厌倦了法学家们温吞的说教，厌倦了那套似乎总在为恶魔辩护的“程序正义”。
在很多人看来，世界很简单：好人得好报，坏人受惩罚。把好人和坏人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本身就是一种对好人的侮辱。
这种愤怒不仅合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存在不少局限。也许在很多人的视野里，这就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或“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而在这个残忍的时代，谈论程序和理想太奢侈，我们必须确保现实。
真实情况要比网络舆论严肃得多。今天的文章，从一种社会性焦虑谈起。
本文系作者观点，欢迎理性的探讨，但假如你进入文章前已有不可撼动的立场，建议直接关闭不看。
01.
好人面具下的焦虑
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如今中文互联网语境下的普通人来说，“好人”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自我评价，更是一种生存策略。
在一个竞争激烈、容错率极低、且道德判断常常泛化为公共舆论，进而冲击社会奖惩的环境下，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好人”，是大多数人维持生活稳定的唯一抓手。证明自己是个好人，不是危险的坏人，这种生活状态使得人们的心理处于一种紧绷的防御姿态。
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权利被大众潜意识地视为一种稀有资源，而非基础。当罗翔说“罪犯也是人，也有生命权”时，他是在阐述一个现代法治的底线逻辑——权利是先于行为存在的。
但在焦虑者听来，这不仅仅是道理上的冒犯，更是对生存逻辑的否定。如果连十恶不赦的“坏人”都能分走一份名为“权利”的蛋糕，那么“好人”辛辛苦苦维持的道德资本是否就贬值了？
真正的焦虑感在这里。“牢A”的聪明之处，在于捕捉并利用了这种焦虑。他通过并不复杂的概念偷换，将“法律资格（Entitlement）”与“社会价值（Merit）”混为一谈。
在法理上，承认罪犯拥有生命权，绝不意味着认为他的生命在道德价值上等同于好人。这就好比说，一个连环杀人犯和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都同样拥有呼吸空气的权利，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歌颂杀人犯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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