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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自杀后, 我被当作"特一号"案嫌犯
父亲自杀后, 我被当作"特一号"案嫌犯父亲自杀后, 我被当作"特一号"案嫌犯
“偷听反动广播”并传播，在那个年代是不小的罪名啊！遇上“风头火势”，判个三五年稀松平常的很，这就是我被指正时“脑袋一片空白”的原因。这时候，来人说，回去好好写清楚，但口气已没有方才那么凶巴巴的了。我耷拉着头，心乱如麻地回去写“交代”。
这是“交代”我自己的问题。“交代”需写得很详细：“偷听”了多少次？每次都是什么内容？都向什么人传播过？害得我苦苦思索几日，唯恐写不详实，招致“判刑”。如果真被送去“劳改”，岂不是我今生再也抬不起头来，全葬送了？！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
“交代”交上去以后，一直不见动静，我每天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不料十来天后，我竟被释放了。临走前，免不了被一警察训斥，依然是“回去继续好好改造，不得‘乱说乱动’，要争取早日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等陈词滥调。屈指一算，我足足被关了两个月。
提着铺盖行李回家，路过一家煤店，站到那称磅上称了一下体重，哈，竟然重了十斤！这都哪儿打哪儿呀。
回家见到了母亲，原来她比我早十一天放回家，“学习”了七七四十九天。交流了各自在“学习班”的情况，彻底弄清楚了这次我们一家被调查的原因。大妹在农场也被调查过。三妹和小妹年纪太小，所知甚少，没什么可了解的。
母亲也犯了错误：“文革”大串联期间，她私下里替在农场务农的大妹弄了个“学生证”（她掌管着“学生学籍专用公章”），我还记得她为大妹在学生证上起了个假名字，叫“王琳”。目的是让大妹回趟江西老家，买学生票去，免费回广州。
终于又明白了一件事：当局把你们关起来，总是有道理的！这不，“你在‘文革’期间偷听反动广播，并传播；你的母亲为自己的女儿私办学生证，都是（罪）错，我们怎么会冤枉好人呢！？”
再说说那件真正的“特一号”案件被侦破的情况。大概1977年吧，坊间流传着此案件的来龙去脉：真正的案犯抓到了。如神勇的公安人员侦查和判断的一样，此人四十来岁，瘦高个，大专文化，被抓到后关押在广州白云山脚下某军事禁区边沿一座单独的平房里，设有重兵日夜把守。
但案犯十分狡猾，他装病，每天都躺在床上不动，仅仅喝点儿水，有时吃极少的食物，日子长了，人瘦得皮包骨，脸色煞白，不成人样，好像快要死了。守卫的士兵见他这个模样，觉得，即使是放你跑，你也跑不动，便放松了警惕性。
不料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他悄悄地起来，在铺盖上做了伪装，真的逃跑了！原来，他日夜躺着不动，一是为了麻痹卫兵，以使他们松懈；二是为了保存体力越狱。等到卫兵发现后，立刻带着警犬追捕，但案犯却沿着山上的小溪流踏水前行，以致没有留下任何气息，追捕的官兵无功而返。
案犯后来还偷渡去了澳门，这下子更难办了。但此等惊天大案的主犯岂能让他逍遥法外？公安部门了解到案犯的夫妻感情很好，便动员他的妻子协助，写信给案犯，要求他想办法接她去澳门。
案犯“聪明一世，蠢钝一时”，不虞有诈，竟然在约定的时间雇了一条小船，驶到拱北海边去“接”爱人。结果不言而喻，他再次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不久，案犯被处决了。
此事到目前为止仍不知真假，三十多年前坊间是这么流传的，大家就权当听个故事吧。
附录一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
“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它是“文革”中深入“斗、批、改”的一个重要措施，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各类 犯罪分子。“一打三反运动”将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县一级，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在贯彻“ 公安六条”和许多地区一派掌权的情况下，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如蔡铁根、遇罗克等人的无辜被害。
赵乙华，1947年出生，1966年为广州建联中学高二学生（因病辍学一年），1972年上山下乡去了市郊沙田果园场，1979年回城。1980年到广州第26中学当教师，期间在广州市教师进修学院在职进修三年，1988年移民法国，现居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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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交代”我自己的问题。“交代”需写得很详细：“偷听”了多少次？每次都是什么内容？都向什么人传播过？害得我苦苦思索几日，唯恐写不详实，招致“判刑”。如果真被送去“劳改”，岂不是我今生再也抬不起头来，全葬送了？！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
“交代”交上去以后，一直不见动静，我每天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不料十来天后，我竟被释放了。临走前，免不了被一警察训斥，依然是“回去继续好好改造，不得‘乱说乱动’，要争取早日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等陈词滥调。屈指一算，我足足被关了两个月。
提着铺盖行李回家，路过一家煤店，站到那称磅上称了一下体重，哈，竟然重了十斤！这都哪儿打哪儿呀。
回家见到了母亲，原来她比我早十一天放回家，“学习”了七七四十九天。交流了各自在“学习班”的情况，彻底弄清楚了这次我们一家被调查的原因。大妹在农场也被调查过。三妹和小妹年纪太小，所知甚少，没什么可了解的。
母亲也犯了错误：“文革”大串联期间，她私下里替在农场务农的大妹弄了个“学生证”（她掌管着“学生学籍专用公章”），我还记得她为大妹在学生证上起了个假名字，叫“王琳”。目的是让大妹回趟江西老家，买学生票去，免费回广州。
终于又明白了一件事：当局把你们关起来，总是有道理的！这不，“你在‘文革’期间偷听反动广播，并传播；你的母亲为自己的女儿私办学生证，都是（罪）错，我们怎么会冤枉好人呢！？”
再说说那件真正的“特一号”案件被侦破的情况。大概1977年吧，坊间流传着此案件的来龙去脉：真正的案犯抓到了。如神勇的公安人员侦查和判断的一样，此人四十来岁，瘦高个，大专文化，被抓到后关押在广州白云山脚下某军事禁区边沿一座单独的平房里，设有重兵日夜把守。
但案犯十分狡猾，他装病，每天都躺在床上不动，仅仅喝点儿水，有时吃极少的食物，日子长了，人瘦得皮包骨，脸色煞白，不成人样，好像快要死了。守卫的士兵见他这个模样，觉得，即使是放你跑，你也跑不动，便放松了警惕性。
不料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他悄悄地起来，在铺盖上做了伪装，真的逃跑了！原来，他日夜躺着不动，一是为了麻痹卫兵，以使他们松懈；二是为了保存体力越狱。等到卫兵发现后，立刻带着警犬追捕，但案犯却沿着山上的小溪流踏水前行，以致没有留下任何气息，追捕的官兵无功而返。
案犯后来还偷渡去了澳门，这下子更难办了。但此等惊天大案的主犯岂能让他逍遥法外？公安部门了解到案犯的夫妻感情很好，便动员他的妻子协助，写信给案犯，要求他想办法接她去澳门。
案犯“聪明一世，蠢钝一时”，不虞有诈，竟然在约定的时间雇了一条小船，驶到拱北海边去“接”爱人。结果不言而喻，他再次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不久，案犯被处决了。
此事到目前为止仍不知真假，三十多年前坊间是这么流传的，大家就权当听个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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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
“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它是“文革”中深入“斗、批、改”的一个重要措施，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各类 犯罪分子。“一打三反运动”将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县一级，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在贯彻“ 公安六条”和许多地区一派掌权的情况下，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如蔡铁根、遇罗克等人的无辜被害。
赵乙华，1947年出生，1966年为广州建联中学高二学生（因病辍学一年），1972年上山下乡去了市郊沙田果园场，1979年回城。1980年到广州第26中学当教师，期间在广州市教师进修学院在职进修三年，1988年移民法国，现居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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