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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自杀后, 我被当作"特一号"案嫌犯
父亲自杀后, 我被当作"特一号"案嫌犯父亲自杀后, 我被当作"特一号"案嫌犯
为此，我和母亲的“交代”都是围绕着“特一号”案件进行。调查人员来了，问我们一些事，我们回答，之后，再将这些回答综合详细写出来。这样，不知写了多少“交代”，当然，每次问话前总是少不了警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像竹筒倒豆子一样交代清楚”。“你还年轻，只要把问题交代清楚了即使是像你这种人，我们党还是会给你出路的。”
我记得其中一个小片段：父亲死后当局翻查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残鸡婆昨晚暴卒”的字样，调查人员追问这张纸条时问我知不知道？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们，这张纸条是我写的。那时家里养了一只黑色的母鸡，特别会下蛋，三天下两个蛋。父亲在“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期间，这只母鸡有一天突然在鸡窝里死了。我给父亲送日用品时，附上写有上面这句话的纸条，也仅仅是告诉他这件事情。
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家中一只很会下蛋的鸡死了，在我们家确实是一件“大事”，但也是家常事。但这事在那些查案者眼中，却是一件特别严重的事——谁给“案犯”“通风报信”？我，一个离开学校才一年多的学生，没有任何背景，历史也特别清白，证实了这张纸条是我写的后，“通风报信”之说自然不能成立。
还有一件好笑的事：父亲死后抄家，有一些油印宣传材料是我刻写的，就一般而言，刻写钢板的字体和平常手写的字体不一样，因为刻写钢板时手指用力得均匀，否则字印出来会模糊不清，所以，当局想验证我刻写钢板的笔迹。
一天下午，一个着装警察召集我们全体“牛”开会，说，现在街道需赶着刻印一份宣传材料，但大家都很忙，一下子抽不出人手，看你们当中谁会刻钢板，帮个忙。我毫不犹豫地举手说，我会。
于是，很快就有人送来了钢板、钢笔和蜡纸。依稀记得好像是一份什么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之类的“讲用”材料，我很认真地刻写，完成后有人取走了。
事后知道，这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检验我刻钢板的笔迹。
“学习班”的日子不知何时结束，我却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学习班”里由“学员”自己开伙，每日有人押送着“厨师”上街买菜，“学员”除了交伙食费外，还得交粮票、油票、肉票、煤票等票证。平常的日子，早、午、晚三段时间都要开会“学习”，有时有人来主持，有时没有。更多的时候是各人写各人的“交代”。
有一段时间，我们白天被安排去挖“防空洞”，即是“劳改”。“学员”们大多都争取去，免得窝在“牛棚”里，特别憋气，累点儿，出一身汗，或许晚上能睡个好觉。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对我的调查时松时紧，但全部都是关于我父亲的问题。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提审”我，他们问我“本人”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的？我大大咧咧地回答：我有什么问题？！文革中我一没去“打、砸、抢”，二没有参加武斗，我能有什么问题？！
他们说：你的态度十分恶劣，如不认真好好地反省、深挖自己的问题，后果将很严重，你自己掂量掂量吧！警告你，负隅顽抗，将死路一条！我立即浑身打了个激灵，可能脸都被吓白了。
这时，他们见产生了效果，便站起来说：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你本身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清楚的。他们强调的是我“本身”。这下，我真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他们走后，我反复思索，我犯了什么错被他们抓住把柄了？想不出来。第二天，这两个人又来了，问我想得怎么样？我回答说：我确实想不出自己还有什么问题（或错误）没有交代清楚的。这时，来人向我亮明了身份：我们是广州某某剧团的。嘿，怪不得这两个人一副演员的摸样，蛮俊秀的。
我想起来了，1967年年底至1968年春节过后不久，我曾在某某剧团帮助过某派“战斗队”搞“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帮他们刻印宣传材料，还住在那儿一间大的排练房里。莫非，是追查我的什么“派性”活动？不对，“派性”有什么值得追查的？！谁没有“派性”呢？（当时叫“观点”）我摇摇头说，在你们剧团期间，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
来人显得不耐烦了，声调立即提高了八度，厉声喝道：你偷听反动广播！我的头立马“嗡”地一声响，脑袋一片空白！1967年年底至1968年春节的冬天，我在某某剧团，曾在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听“莫斯科中文广播电台”的广播，当时苏联是我们国家的头号敌人，莫斯科的中文广播，自然全是攻击当时“文革”的消息和评论。我这个人呀，“口袋里装不下钱，心肺里藏不住话”，（这个弊端使我后来吃了更大的苦头。）便将偷听到的内容告诉过剧团里的人，不想，被人揭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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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其中一个小片段：父亲死后当局翻查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残鸡婆昨晚暴卒”的字样，调查人员追问这张纸条时问我知不知道？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们，这张纸条是我写的。那时家里养了一只黑色的母鸡，特别会下蛋，三天下两个蛋。父亲在“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期间，这只母鸡有一天突然在鸡窝里死了。我给父亲送日用品时，附上写有上面这句话的纸条，也仅仅是告诉他这件事情。
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家中一只很会下蛋的鸡死了，在我们家确实是一件“大事”，但也是家常事。但这事在那些查案者眼中，却是一件特别严重的事——谁给“案犯”“通风报信”？我，一个离开学校才一年多的学生，没有任何背景，历史也特别清白，证实了这张纸条是我写的后，“通风报信”之说自然不能成立。
还有一件好笑的事：父亲死后抄家，有一些油印宣传材料是我刻写的，就一般而言，刻写钢板的字体和平常手写的字体不一样，因为刻写钢板时手指用力得均匀，否则字印出来会模糊不清，所以，当局想验证我刻写钢板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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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很快就有人送来了钢板、钢笔和蜡纸。依稀记得好像是一份什么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之类的“讲用”材料，我很认真地刻写，完成后有人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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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对我的调查时松时紧，但全部都是关于我父亲的问题。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提审”我，他们问我“本人”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的？我大大咧咧地回答：我有什么问题？！文革中我一没去“打、砸、抢”，二没有参加武斗，我能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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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来了，1967年年底至1968年春节过后不久，我曾在某某剧团帮助过某派“战斗队”搞“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帮他们刻印宣传材料，还住在那儿一间大的排练房里。莫非，是追查我的什么“派性”活动？不对，“派性”有什么值得追查的？！谁没有“派性”呢？（当时叫“观点”）我摇摇头说，在你们剧团期间，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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