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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感谢他 被骂了一千年 那个乱世里的"好奸臣"
人类不感谢他 被骂了一千年 那个乱世里的"好奸臣"人类不感谢他 被骂了一千年 那个乱世里的"好奸臣"
我们分析一下冯道的这段出使行程，他确实没完成皇帝给他交代的任务，见了耶律德光的面，即不给后晋的皇帝求情，又不搞战狼，直斥契丹入侵的无礼。反而奉承对方是“真天子”，以戴高帽的方式的求对方来善待百姓，后来甚至干脆当了“带路党”，领着契丹军队一路进了京城，导致皇帝石重贵被俘虏，以后晋王朝的视角去看，冯道确实太不“忠”了。我大晋尊你以宰相之位，先主石敬瑭对你更有托孤之重，你难道就是这么报答王朝和先帝对你的知遇之恩的么？
可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冯道这么做，毕竟是尽他所能，把乱世对民众的伤害降到了最低。
其实冯道这个人，总让我想起冰与火之歌中那个“八爪蜘蛛”瓦里斯。《权力的游戏》第一季里，“北境公爵”史塔克·奈德在即将被处死前跟这位君临城的太监总管有这样一段对话，两人聊到后来越说越不明白，因为奈德发现瓦里斯这人似乎不是为他曾服侍的任何一个主人效力的。
奈德问：“瓦里斯大人，请你告诉我，你到底为谁效力？”
瓦里斯回答说：“唉，大人，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是为国效力了。我以我失去的命根子发誓，我为国家效命，而这个国家现在需要的正是和平。”
无论是《权游》还是“五代史”，我们在读这类故事的时候往往容易把自己带入那些风起云涌的角色当中去，史塔克或者兰尼斯特，李克用、郭威或者柴荣，似乎我们都是那些建功立业的帝王将相。一旦发生这种带入，我们就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好恶，喜欢那些愿意我们的利益肝脑涂地的忠臣良将，而对瓦里斯或者冯道这样八面玲珑的“不倒翁”恨之入骨。
但这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帝王视角”，抛开帝王视角之外，如果你穿越回乱世，还是如现实中一样，是一个一文不名、任人宰割的平头百姓，你会更乐于世界上再多一点瓦里斯和冯道这样的人。因为这些人是在真正为这个国家，而不是某个君王效忠。
可惜的是，自宋以后，这个为国而不为君的视角，被遮蔽和篡夺了，“忠君”总是牢牢的跟“爱国”绑定在了一起，而后者在这种绑定中失去了它自身的意义。儒家知识分子在宋明理学的要求下，被要求“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慷慨死节”，也就是如果皇帝犯了错误，你就得不顾自己死活的拼命给君主提意见，被拉到午门去打板子，甚至直接杖毙当场都要九死无悔。而等到王朝败亡的时候呢？你又要“慷慨死结”，必须和皇帝一样一起殉了这个王朝……
但我特别想问一句，这套看起来特别自我感动的儒家价值观凭什么？
凭什么我读了圣贤书，就必须为你一家一姓的君王，盛世的时候不顾自己死活安危的磕头提意见，乱世的时候陪着你一起效忠殉节？
尊重放下忠君情节，尊重王朝命运，有余力的体恤一下乱世中的普通百姓，这难道不好么？这难道不更值得的尊敬么？
欧洲的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代，的确出现过许多有瓦里斯这种世界观的权游参与者，因为他们的社会权力与信仰是分离的，对国王的效忠之上，还有一些更高的价值观，比如“上帝的仁慈”
而你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宋以后占据儒家知识分子主流的这套忠君价值观，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一种极端强调人身依附、特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玩意儿，它把君主看作了父母，是把君主的利益置于国家乃至民众的利益之上，甚至恨不得用君王利益彻底代换和取消掉后两者。导致了后世中国士大夫，几乎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君王可效忠的国家、和超越君王之上的信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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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冯道这么做，毕竟是尽他所能，把乱世对民众的伤害降到了最低。
其实冯道这个人，总让我想起冰与火之歌中那个“八爪蜘蛛”瓦里斯。《权力的游戏》第一季里，“北境公爵”史塔克·奈德在即将被处死前跟这位君临城的太监总管有这样一段对话，两人聊到后来越说越不明白，因为奈德发现瓦里斯这人似乎不是为他曾服侍的任何一个主人效力的。
奈德问：“瓦里斯大人，请你告诉我，你到底为谁效力？”
瓦里斯回答说：“唉，大人，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是为国效力了。我以我失去的命根子发誓，我为国家效命，而这个国家现在需要的正是和平。”
无论是《权游》还是“五代史”，我们在读这类故事的时候往往容易把自己带入那些风起云涌的角色当中去，史塔克或者兰尼斯特，李克用、郭威或者柴荣，似乎我们都是那些建功立业的帝王将相。一旦发生这种带入，我们就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好恶，喜欢那些愿意我们的利益肝脑涂地的忠臣良将，而对瓦里斯或者冯道这样八面玲珑的“不倒翁”恨之入骨。
但这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帝王视角”，抛开帝王视角之外，如果你穿越回乱世，还是如现实中一样，是一个一文不名、任人宰割的平头百姓，你会更乐于世界上再多一点瓦里斯和冯道这样的人。因为这些人是在真正为这个国家，而不是某个君王效忠。
可惜的是，自宋以后，这个为国而不为君的视角，被遮蔽和篡夺了，“忠君”总是牢牢的跟“爱国”绑定在了一起，而后者在这种绑定中失去了它自身的意义。儒家知识分子在宋明理学的要求下，被要求“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慷慨死节”，也就是如果皇帝犯了错误，你就得不顾自己死活的拼命给君主提意见，被拉到午门去打板子，甚至直接杖毙当场都要九死无悔。而等到王朝败亡的时候呢？你又要“慷慨死结”，必须和皇帝一样一起殉了这个王朝……
但我特别想问一句，这套看起来特别自我感动的儒家价值观凭什么？
凭什么我读了圣贤书，就必须为你一家一姓的君王，盛世的时候不顾自己死活安危的磕头提意见，乱世的时候陪着你一起效忠殉节？
尊重放下忠君情节，尊重王朝命运，有余力的体恤一下乱世中的普通百姓，这难道不好么？这难道不更值得的尊敬么？
欧洲的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代，的确出现过许多有瓦里斯这种世界观的权游参与者，因为他们的社会权力与信仰是分离的，对国王的效忠之上，还有一些更高的价值观，比如“上帝的仁慈”
而你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宋以后占据儒家知识分子主流的这套忠君价值观，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一种极端强调人身依附、特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玩意儿，它把君主看作了父母，是把君主的利益置于国家乃至民众的利益之上，甚至恨不得用君王利益彻底代换和取消掉后两者。导致了后世中国士大夫，几乎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君王可效忠的国家、和超越君王之上的信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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