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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甲的万字长文,比官场小说还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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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找你们乡镇书记（镇长）办事，或者听说别人找他办事，他的态度好吗？
2. 你对你们书记（镇长）在给你们解决实际困难方面还满意吗？
3. 你们书记（镇长）经常到村里或农户家走访吗？
4. 你感觉你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两年有没有提高呢？
5. 你见过或者听说过你们书记（镇长） 插手工程项目建设吗？”
这5个问题分别对应“德、能、勤、绩、廉”五个考核维度，老百姓不同的答案对应相应的分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基数够大，结果就一定是公正的。调查结果出来与我平时掌握的情况基本一致，信陵镇综合排在第一，这个镇的书记、镇长平时在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上、作为上确实是不错的。巴东把民意调查满意度作为组织评价考核干部表现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县委出台制度规定，在可比较范围内，对群众满意率排名后20%的单位不得评先表模、领导干部不得提拔重用， 就算你有再高的学历，有再大的领导为你打招呼都不行，用这条制度卡死群众评价不好的干部的晋升之路。对民意调查满意率达不到60%，群众意见较大的领导干部必须作调整。
这是一个倒逼干部眼睛朝下的探索，效果是积极的。曾有一次我中午从绿葱坡镇路过，给镇党委书记田恒勇打电话约一起吃午饭顺便听听最近的工作情况，竟然被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原因是他约好了下午2点去枣子坪村开群众会，不好跟群众爽约。我后来在大会上表扬他，他在接电话的瞬时反应是选择去赴人民群众之约，而不是留下来陪我这个可以决定他升迁命运的县委书记。这就对了，我们共产党的执政伦理是为百姓执政，我们是人民公仆，既然是仆人，就该看主人的脸色。主人有时可能没法选择仆人，但是至少让主人有实实在在地评价仆人的权利，让主人可以给那些不顾主人感受的恶仆差评，通过影响这些恶仆的晋升之路来逼着仆人看主人的脸色。我这个尝试是想试着在管理干部上靠制度设计，不靠道德号召。我感受很深的是在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中都强调了“不得买官卖官”，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买官卖官呢？我想是因为制度方面的不足让他们可以卖可以买。手握重权的领导一言九鼎，点谁是谁，收钱又是私底下一对一，只要谨慎一点巧妙一点，被发现的概率其实不那么高，能卖为什么不卖呢？想当官的下属只要搞定个别主要领导就可能升迁，能买为什么不买呢？不靠制度，只靠道德上的号召，反而像是在提醒某些人，让他们明白原来官是可以卖、可以买的。巴东当时的这个实践，至少往前走了一步，就是在我们还做不到让民众把他们认可的干部推上去的情况下，至少可以从制度上让群众把他们不认可的干部拉下来。让那些老百姓眼中“莫名其妙”的干部买官不那么好买了，也让想卖官的县委书记不那么好卖了。
-06-
除了走地面的群众路线，我还带着全县干部走网上群众路线。十几年前在清华的课堂上，胡鞍钢老师曾预言，下一步拉开贫富差距的元凶将是数字鸿沟，也就是老百姓跟信息社会的接驳度。回到基层，我感受到老师的预言确实变成了现实。偏远贫困山区对信息社会的无知、无视，不断在拉大山里山外的距离。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我和县委班子谋定而后动，在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扶贫创新协作办公室的帮助下，通过信息化实现了“农民办事不出村”。巴东山高路远、地广人稀，最远的村离县城250多公里，一个来回需要花2天时间，群众进城办事难的问题曾长期被百姓诟病。从2013年4月开始，巴东县将推进“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作为突破口，让农民足不出村，即可办理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政务类、商务类等服务事项。自2014年起，在这个信息化平台基础上，运用“农民办事不出村+”理念，增加了金融、电商等多项服务功能。2015年7月7日开始，巴东每月选择一个偏远村庄举办“农村信息赶集”活动，编发农村“扫网盲”读本，并将“农民办事不出村”服务平台和一家电子商务平台的资源进行整合，打造成集实体网店、信息发布中心、特色农产品销售于一体的新型信息服务中心。我辞职之前，巴东已在260个村（居委会）建成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26个部门100个审批服务事项授权村级受理，累计办结行政审批事项3.67万件，承办商务服务近7万件，使42万名农村群众从中受益。
2014年4月，巴东的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引起了高层的重视，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周新群处长一行专程来到巴东考察总结农民办事不出村的经验，回去后不久印发了第22期《党建要报》，刊登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湖北巴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农民办事不出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在专报上做了大段批示。随后中宣部新闻局组织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组成新闻采访团来巴东实地采访，在巴东多个村子采访了整整三天。特别巧合的是，中宣部新闻采访团结束采访的日子正好是5月10日，这是一个全体巴东人都特别敏感的日子。五年前，邓玉娇正是在这一天把她手中仇恨的刀子捅向了两个官员，一死一伤，随后在全国网民的关注下以“民杀官的烈女”轰动全国，甚至可以说是轰动世界，“巴东”两个字随之传遍世界。当时的巴东县委政府忌讳说“邓玉娇”三个字，管这个案件不叫邓玉娇案件，而是叫“5·10”案件。5月10日，过去是巴东的伤心日。五年一个轮回，巴东在五年后的5月10日这天终于以正面登场。很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加《焦点访谈》播出《湖北巴东：农民办事不出村》，新华社发出通稿《湖北巴东：政务服务送进村，农民办事不求人》，《人民日报》在第六版要闻版头条登出《小山村通了信息高速路，湖北巴东农民办事不出村》，让这个尝试真正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的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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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对你们书记（镇长）在给你们解决实际困难方面还满意吗？
3. 你们书记（镇长）经常到村里或农户家走访吗？
4. 你感觉你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两年有没有提高呢？
5. 你见过或者听说过你们书记（镇长） 插手工程项目建设吗？”
这5个问题分别对应“德、能、勤、绩、廉”五个考核维度，老百姓不同的答案对应相应的分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基数够大，结果就一定是公正的。调查结果出来与我平时掌握的情况基本一致，信陵镇综合排在第一，这个镇的书记、镇长平时在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上、作为上确实是不错的。巴东把民意调查满意度作为组织评价考核干部表现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县委出台制度规定，在可比较范围内，对群众满意率排名后20%的单位不得评先表模、领导干部不得提拔重用， 就算你有再高的学历，有再大的领导为你打招呼都不行，用这条制度卡死群众评价不好的干部的晋升之路。对民意调查满意率达不到60%，群众意见较大的领导干部必须作调整。
这是一个倒逼干部眼睛朝下的探索，效果是积极的。曾有一次我中午从绿葱坡镇路过，给镇党委书记田恒勇打电话约一起吃午饭顺便听听最近的工作情况，竟然被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原因是他约好了下午2点去枣子坪村开群众会，不好跟群众爽约。我后来在大会上表扬他，他在接电话的瞬时反应是选择去赴人民群众之约，而不是留下来陪我这个可以决定他升迁命运的县委书记。这就对了，我们共产党的执政伦理是为百姓执政，我们是人民公仆，既然是仆人，就该看主人的脸色。主人有时可能没法选择仆人，但是至少让主人有实实在在地评价仆人的权利，让主人可以给那些不顾主人感受的恶仆差评，通过影响这些恶仆的晋升之路来逼着仆人看主人的脸色。我这个尝试是想试着在管理干部上靠制度设计，不靠道德号召。我感受很深的是在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中都强调了“不得买官卖官”，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买官卖官呢？我想是因为制度方面的不足让他们可以卖可以买。手握重权的领导一言九鼎，点谁是谁，收钱又是私底下一对一，只要谨慎一点巧妙一点，被发现的概率其实不那么高，能卖为什么不卖呢？想当官的下属只要搞定个别主要领导就可能升迁，能买为什么不买呢？不靠制度，只靠道德上的号召，反而像是在提醒某些人，让他们明白原来官是可以卖、可以买的。巴东当时的这个实践，至少往前走了一步，就是在我们还做不到让民众把他们认可的干部推上去的情况下，至少可以从制度上让群众把他们不认可的干部拉下来。让那些老百姓眼中“莫名其妙”的干部买官不那么好买了，也让想卖官的县委书记不那么好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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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走地面的群众路线，我还带着全县干部走网上群众路线。十几年前在清华的课堂上，胡鞍钢老师曾预言，下一步拉开贫富差距的元凶将是数字鸿沟，也就是老百姓跟信息社会的接驳度。回到基层，我感受到老师的预言确实变成了现实。偏远贫困山区对信息社会的无知、无视，不断在拉大山里山外的距离。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我和县委班子谋定而后动，在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扶贫创新协作办公室的帮助下，通过信息化实现了“农民办事不出村”。巴东山高路远、地广人稀，最远的村离县城250多公里，一个来回需要花2天时间，群众进城办事难的问题曾长期被百姓诟病。从2013年4月开始，巴东县将推进“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作为突破口，让农民足不出村，即可办理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政务类、商务类等服务事项。自2014年起，在这个信息化平台基础上，运用“农民办事不出村+”理念，增加了金融、电商等多项服务功能。2015年7月7日开始，巴东每月选择一个偏远村庄举办“农村信息赶集”活动，编发农村“扫网盲”读本，并将“农民办事不出村”服务平台和一家电子商务平台的资源进行整合，打造成集实体网店、信息发布中心、特色农产品销售于一体的新型信息服务中心。我辞职之前，巴东已在260个村（居委会）建成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26个部门100个审批服务事项授权村级受理，累计办结行政审批事项3.67万件，承办商务服务近7万件，使42万名农村群众从中受益。
2014年4月，巴东的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引起了高层的重视，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周新群处长一行专程来到巴东考察总结农民办事不出村的经验，回去后不久印发了第22期《党建要报》，刊登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湖北巴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农民办事不出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在专报上做了大段批示。随后中宣部新闻局组织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组成新闻采访团来巴东实地采访，在巴东多个村子采访了整整三天。特别巧合的是，中宣部新闻采访团结束采访的日子正好是5月10日，这是一个全体巴东人都特别敏感的日子。五年前，邓玉娇正是在这一天把她手中仇恨的刀子捅向了两个官员，一死一伤，随后在全国网民的关注下以“民杀官的烈女”轰动全国，甚至可以说是轰动世界，“巴东”两个字随之传遍世界。当时的巴东县委政府忌讳说“邓玉娇”三个字，管这个案件不叫邓玉娇案件，而是叫“5·10”案件。5月10日，过去是巴东的伤心日。五年一个轮回，巴东在五年后的5月10日这天终于以正面登场。很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加《焦点访谈》播出《湖北巴东：农民办事不出村》，新华社发出通稿《湖北巴东：政务服务送进村，农民办事不求人》，《人民日报》在第六版要闻版头条登出《小山村通了信息高速路，湖北巴东农民办事不出村》，让这个尝试真正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的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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