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甲的萬字長文,比官場小說還過癮
面對那個極度困難的局面,我決定正面突圍。我把原來壹個月壹次的縣領導信訪接待日制度,改成了每周壹次。我親自坐鎮,在最初的幾個月裡每周壹次縣委書記信訪接待日,縣委辦提前發通告,組織大家集中上訪,我坐在那裡壹批壹批集中接待。有時候原定的半天時間過去,壹看信訪接待室外面還是黑壓壓的,就馬上安排下午的活動取消繼續接待上訪群眾。盡管我這樣下死決心消化信訪積案,仍然逐漸感覺到巴東的積案矛盾似乎永遠消不完,就像壹個哭鬧的小孩,你越是去哄他,他越發哭鬧得厲害。到巴東以後,我對幹部壹直嚴格要求,但是對老百姓,即使是纏訪鬧訪的老百姓也壹直保持著充分的憐憫和耐心。我在心底堅定地認為沒有捂不熱的石頭,沒有暖不熱的心,但是巴東的現實就是這麼讓人無奈。那個階段巴東的群眾不僅僅是好上訪,而且是好極端訪。最難受的是2012年5~6月,壹個多月發生了4 起群眾自殺事件,有長江大橋跳橋的,有法院門口割腕的,有村委會喝農藥的,有野叁關跳崖的,都和老百姓反映訴求得不到滿足有關。人命關天,每壹起都是鬧到我這裡才最終收場。感覺到人民群眾面對黨委政府的心態是“我不得不找你,但是我不相信你”“不給我解決問題就在你面前耍橫,甚至橫到以命相拼”。當初面對的那個困境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挑戰,我以前工作過的地方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惡劣的民風民情。這就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了:當執政者遭遇公信力危機時,無論發表什麼言論,頒布什麼樣的政策,社會都會予以負面反饋。
2012年6~7月,我終於頂不住患上了重度焦慮和抑郁,這是我記事以來第壹次住進醫院,生病前後的過程幾乎說得上是到鬼門關走了壹遭,關鍵時刻是愛人給我力量最終陪我闖了過來。後來得知,在我向州委請假去解放軍精神衛生中心住院治療半個月期間,劉冰縣長專程趕到州裡與時任州政府主要領導也是他多年的好兄弟商議,及時向省委組織部反映我的病情,提出我患了精神病,不再適合擔任縣委書記。當時的州委肖旭明書記在省委組織部那裡堅定地認為我沒有大問題,他委派時任州委常委、組織部長周靜專程趕到醫院看望我,安慰我,說相信並支持我早日康復返回工作崗位。其實我當時住院時已經和愛人商量做好了辭去職務的准備,肖書記和周部長的鼓勵給了我很多信心。至於劉冰縣長和州政府主要領導的這些背後操作,我當時並不知情,多年後才通過其他渠道得知。2015年6月我被黨中央表彰為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後,在東湖梅嶺禮堂省委中心組向省肆大家領導講“嚴以修身”的學習體會,當時已經是省政協副主席的肖旭明同志特意等到散會後留在禮堂大門外跟我打招呼,他握著我的手說:“行甲,看到你今天的成績我好高興,我為當年曾經頂住壓力保護了壹個好幹部而感到欣慰!”
還記得2012年底在省裡開會時,和省裡壹個關心我的副廳級領導說起巴東的情況,他告誡我說在巴東這種“民刁官滑”的地方,最好別讓老百姓對你期望高,否則你會頂著石磙唱戲,非常吃力,戲還不好看。
可是,作為黨派到這個地方的黨代表,除了讓老百姓對我懷有期望,難道還有別的選擇嗎?-03-
巴東老百姓的這股沖天的怨氣戾氣是從哪裡來的呢?巴東如此惡劣的民風民情,怪得著老百姓嗎?我細細調研,細細思考之後的結論是,不能怪老百姓。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當地的黨員幹部作風壞了。在我去之前, 巴東官方對鄧玉嬌事件的定性是壹起偶發極端事件。作為新任縣委書記,我覺得有必要把巴東歷史上發生的這起轟動全國的惡性事件復個盤,我讓縣委辦把鄧玉嬌事件的全部案卷調出來看了壹遍,我看完後的結論是,這是壹起必然要發生的事件。鎮政府兩名幹部給企業辦了壹點事,企業給了好處還不算,還得請吃飯;請吃飯不算,還必須喝酒;喝完酒還不算,還得請洗腳;洗腳找小妹還不算,還動手動腳輕薄人家;人家姑娘憤而拒絕,他們惡語相向還不算,還把姑娘“推坐”,拿出壹沓錢在姑娘頭上敲……我在全縣幹部大會上說:這哪裡是偶然事件啊!如果這姑娘是我妹妹,如果我在旁邊,根本輪不到她動手,我會親自動手拿刀子捅這兩個WANGBADAN的!我在大會上說,不會無緣無故就發生極端惡性事件的。大風起於青萍之末,這個“末”,就是幹部作風,就是我們基層的黨組織與人民群眾的距離越來越遠了。
有壹件事情最能簡單地說明巴東幹部作風症結在哪裡,前任縣委書記在2011年明確知道自己馬上要調走之前,大規模地調換了壹遍全縣幾乎所有重要部門的領導幹部,牽動面達上百人,那壹年的清太坪鎮居然壹年內讓她給換了叁任黨委書記,簡直匪夷所思。但是作為繼任者,我還必須遵守剛動過幹部的崗位壹定時間內沒有特殊情況不得隨意調動的規矩。等到黨的拾八大後反腐颶風刮到巴東前任縣委書記身上時,才被省紀委肆室發現,就在換屆之前的2011年3月,她居然在離天安門直線距離只有拾幾分鍾車程的北京東贰環某小區壹口氣買了兩套房,當時那個小區的房價已是壹平方米6.8萬元,沒有貸款,壹次全款付清。他們兩口子都是普通公務員,這筆巨款是從哪裡來的?用腳趾都想得到。要想富,動幹部,這基層的潛規則算是被她明擺著用了。巴東就在長江叁峽邊上,長江上航行的船只全靠燈塔引領,我曾經在大會上說壹個地方的壹把手就好比是這個地方的燈塔,如果燈塔歪了,暗了,後果壹定是災難性的。當時巴東這些主要官員的言行,明明白白地揭示出巴東窮的原因、巴東老是出事的原因、老百姓恨黨委政府的原因。那個階段巴東老百姓是真的“刁”, 但是,真的不能怪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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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7月,我終於頂不住患上了重度焦慮和抑郁,這是我記事以來第壹次住進醫院,生病前後的過程幾乎說得上是到鬼門關走了壹遭,關鍵時刻是愛人給我力量最終陪我闖了過來。後來得知,在我向州委請假去解放軍精神衛生中心住院治療半個月期間,劉冰縣長專程趕到州裡與時任州政府主要領導也是他多年的好兄弟商議,及時向省委組織部反映我的病情,提出我患了精神病,不再適合擔任縣委書記。當時的州委肖旭明書記在省委組織部那裡堅定地認為我沒有大問題,他委派時任州委常委、組織部長周靜專程趕到醫院看望我,安慰我,說相信並支持我早日康復返回工作崗位。其實我當時住院時已經和愛人商量做好了辭去職務的准備,肖書記和周部長的鼓勵給了我很多信心。至於劉冰縣長和州政府主要領導的這些背後操作,我當時並不知情,多年後才通過其他渠道得知。2015年6月我被黨中央表彰為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後,在東湖梅嶺禮堂省委中心組向省肆大家領導講“嚴以修身”的學習體會,當時已經是省政協副主席的肖旭明同志特意等到散會後留在禮堂大門外跟我打招呼,他握著我的手說:“行甲,看到你今天的成績我好高興,我為當年曾經頂住壓力保護了壹個好幹部而感到欣慰!”
還記得2012年底在省裡開會時,和省裡壹個關心我的副廳級領導說起巴東的情況,他告誡我說在巴東這種“民刁官滑”的地方,最好別讓老百姓對你期望高,否則你會頂著石磙唱戲,非常吃力,戲還不好看。
可是,作為黨派到這個地方的黨代表,除了讓老百姓對我懷有期望,難道還有別的選擇嗎?-03-
巴東老百姓的這股沖天的怨氣戾氣是從哪裡來的呢?巴東如此惡劣的民風民情,怪得著老百姓嗎?我細細調研,細細思考之後的結論是,不能怪老百姓。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當地的黨員幹部作風壞了。在我去之前, 巴東官方對鄧玉嬌事件的定性是壹起偶發極端事件。作為新任縣委書記,我覺得有必要把巴東歷史上發生的這起轟動全國的惡性事件復個盤,我讓縣委辦把鄧玉嬌事件的全部案卷調出來看了壹遍,我看完後的結論是,這是壹起必然要發生的事件。鎮政府兩名幹部給企業辦了壹點事,企業給了好處還不算,還得請吃飯;請吃飯不算,還必須喝酒;喝完酒還不算,還得請洗腳;洗腳找小妹還不算,還動手動腳輕薄人家;人家姑娘憤而拒絕,他們惡語相向還不算,還把姑娘“推坐”,拿出壹沓錢在姑娘頭上敲……我在全縣幹部大會上說:這哪裡是偶然事件啊!如果這姑娘是我妹妹,如果我在旁邊,根本輪不到她動手,我會親自動手拿刀子捅這兩個WANGBADAN的!我在大會上說,不會無緣無故就發生極端惡性事件的。大風起於青萍之末,這個“末”,就是幹部作風,就是我們基層的黨組織與人民群眾的距離越來越遠了。
有壹件事情最能簡單地說明巴東幹部作風症結在哪裡,前任縣委書記在2011年明確知道自己馬上要調走之前,大規模地調換了壹遍全縣幾乎所有重要部門的領導幹部,牽動面達上百人,那壹年的清太坪鎮居然壹年內讓她給換了叁任黨委書記,簡直匪夷所思。但是作為繼任者,我還必須遵守剛動過幹部的崗位壹定時間內沒有特殊情況不得隨意調動的規矩。等到黨的拾八大後反腐颶風刮到巴東前任縣委書記身上時,才被省紀委肆室發現,就在換屆之前的2011年3月,她居然在離天安門直線距離只有拾幾分鍾車程的北京東贰環某小區壹口氣買了兩套房,當時那個小區的房價已是壹平方米6.8萬元,沒有貸款,壹次全款付清。他們兩口子都是普通公務員,這筆巨款是從哪裡來的?用腳趾都想得到。要想富,動幹部,這基層的潛規則算是被她明擺著用了。巴東就在長江叁峽邊上,長江上航行的船只全靠燈塔引領,我曾經在大會上說壹個地方的壹把手就好比是這個地方的燈塔,如果燈塔歪了,暗了,後果壹定是災難性的。當時巴東這些主要官員的言行,明明白白地揭示出巴東窮的原因、巴東老是出事的原因、老百姓恨黨委政府的原因。那個階段巴東老百姓是真的“刁”, 但是,真的不能怪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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