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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者的现实风险:审查无所不在
中国记者的现实风险:审查无所不在中国记者的现实风险:审查无所不在
关注全球华文媒体议题的电子刊物“田间”日前刊登报道《中国记者的现实风险：审查无所不在》，讨论中国新闻从业者面临的职业风险与日益收紧的审查环境。文章以2025年中国记者节为切入点，引用调查记者李微敖的经历——一年内发表的43篇报道中有10篇被删除或下架——说明审查已成为决定报道命运的核心力量。无论体制内外，记者在采访现场面临警察干预、被要求交出素材等直接压力，许多人出发前就要评估"能否安全返回"。
审查的方式已从单纯删稿演变为制度化的层层问责与惩戒机制，促使记者进行心理上的自我约束。《新京报》2024年油罐车混运食用油的调查报道发表后，记者韩福涛的微博帐号随即消失。受访者透露，调查报道现需层层报批，涉及地方债务、企业裁员、金融风险等题材几乎无法刊发。调查记者人数已从高峰期的上千人锐减至几十人，多数转行或从事商业传媒。
这种管控同样延伸至新闻教育与外国驻华记者。一项针对新闻专业学生的内部问卷显示，多数人承认会主动回避敏感内容，这种自我审查倾向在进入职场后更加明显。外国记者也被“打招呼”，若发表不利于中国政府的报道，签证续签将面临困难。无国界记者组织2025年报告显示，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新闻自由排名第178位，仍是全球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
文章最终指出，新闻风险的根源不仅在审查制度本身，更在于整个公共空间的萎缩。随着"清朗行动"累计清理违规信息超八亿条、封禁帐号约两百万个，加上记者证年度核验与政治理论考核的制度化要求，媒体正从公共监督者转变为政策宣传与形象管理的工具。受访学者总结：当新闻无法改变现实，它的社会意义也被重新定义。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受访的北京媒体工作者王妙玲近期对《田间》表示，现场采访已成为高风险行为。「有些地区的警察直接出现在新闻现场，看到镜头就要求删除影像，问你是哪个单位。」她说，这样的干预早已成为常态，许多记者出发前就要先评估「能否安全返回」。
她指出，李微敖文章中提到的「被消失的报道」并不罕见，而是新闻环境的一面镜子。「记者现在最怕的，不是写错，而是写对了却不能发。这样的状况让许多人干脆不再问问题，也不再记录现实，不能发的就给外媒朋友。」
北京传媒研究学者赵仁毅对《田间》表示，王妙玲的经历反映出当下新闻环境的结构性变化。「在中国，审查的方式已不再只是删稿，而是透过层层问责与制度惩戒，使记者在心理上自我约束。」他说，许多年轻记者在入行初期仍有理想，但很快就学会如何避开风险。「当记者节成为一个祝福『平安』的日子，而不是表彰专业的时刻，新闻自由的意义就被改写了。」
在新闻采访现场压力之外，制度层面的审核亦同步收紧。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早已形成完整体系，并在十年间逐步下沈至地方层面。对当地记者而言，风险的来源不仅在于采访现场的可见障碍，更在于信息审查与自我审查的双重压力。许多公共事件的报道被压缩成统一口径的「通报」，媒体在这种结构下逐渐失去现场与独立调查的功能。体制内记者需面对「考核指标」与「删稿风险」的拉扯；体制外写作者则被边缘化，发表渠道日益收紧。
在中国近年资讯透明度下降的情况下，媒体对事实的完整呈现往往取决于记者个人的勇气与运气。北京资深媒体人应平告诉《田间》，新闻审查干扰使调查记者人数在过去十多年急剧减少。「在当下新闻界，调查记者的数量已从高峰时期的上千人锐减至只剩几十人，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媒体的调查记者，多数已转行或者拉广告，做自媒体。」他回忆，2008年三鹿事件曝光当天，报社即接到宣传部电话要求追查调查记者简光洲，「那时还能发调查报道，现在谁敢再碰揭露性报道？」
2008年9月，当时的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揭露，许多食用石家庄三鹿集团奶粉的婴儿有肾结石病症，之后该品牌奶粉被验出有化学工业原料三聚氰胺，成为当时受关注的「毒奶粉事件」。另外，《东方早报》为上海报业集团旗下日报，已于2017年1月1日停刊，而上海报业集团直属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前《光明日报》记者潘虹透露：「《光明日报》更不能发表所谓负能量的稿子，一篇都不行。许多年轻记者是体制内局级官员子女，不用打招呼，他们的稿子几乎都是赞美内容，早已失去记者的基本职责。」
她说，在中央级党媒中，审查的核心已从内容转向忠诚度。「《光明日报》归中宣部代管，中宣部部长可直接致电社长或总编辑。对我们的审查不只是内容，而是忠诚度。」
部分报社为规避风险，索性停止对经济与社会议题的深入调查，转而以相互转载官方稿件或宣传稿取代。一名曾在南方城市报社任职的采编人员刘浩对《田间》说：「我们以前会报地方官员贪腐或环保污染，现在这类新闻一律要走省里规定的报批程序，多半被搁置。许多记者转向企业公关或商业传媒，新闻变成一份危险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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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的方式已从单纯删稿演变为制度化的层层问责与惩戒机制，促使记者进行心理上的自我约束。《新京报》2024年油罐车混运食用油的调查报道发表后，记者韩福涛的微博帐号随即消失。受访者透露，调查报道现需层层报批，涉及地方债务、企业裁员、金融风险等题材几乎无法刊发。调查记者人数已从高峰期的上千人锐减至几十人，多数转行或从事商业传媒。
这种管控同样延伸至新闻教育与外国驻华记者。一项针对新闻专业学生的内部问卷显示，多数人承认会主动回避敏感内容，这种自我审查倾向在进入职场后更加明显。外国记者也被“打招呼”，若发表不利于中国政府的报道，签证续签将面临困难。无国界记者组织2025年报告显示，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新闻自由排名第178位，仍是全球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
文章最终指出，新闻风险的根源不仅在审查制度本身，更在于整个公共空间的萎缩。随着"清朗行动"累计清理违规信息超八亿条、封禁帐号约两百万个，加上记者证年度核验与政治理论考核的制度化要求，媒体正从公共监督者转变为政策宣传与形象管理的工具。受访学者总结：当新闻无法改变现实，它的社会意义也被重新定义。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受访的北京媒体工作者王妙玲近期对《田间》表示，现场采访已成为高风险行为。「有些地区的警察直接出现在新闻现场，看到镜头就要求删除影像，问你是哪个单位。」她说，这样的干预早已成为常态，许多记者出发前就要先评估「能否安全返回」。
她指出，李微敖文章中提到的「被消失的报道」并不罕见，而是新闻环境的一面镜子。「记者现在最怕的，不是写错，而是写对了却不能发。这样的状况让许多人干脆不再问问题，也不再记录现实，不能发的就给外媒朋友。」
北京传媒研究学者赵仁毅对《田间》表示，王妙玲的经历反映出当下新闻环境的结构性变化。「在中国，审查的方式已不再只是删稿，而是透过层层问责与制度惩戒，使记者在心理上自我约束。」他说，许多年轻记者在入行初期仍有理想，但很快就学会如何避开风险。「当记者节成为一个祝福『平安』的日子，而不是表彰专业的时刻，新闻自由的意义就被改写了。」
在新闻采访现场压力之外，制度层面的审核亦同步收紧。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早已形成完整体系，并在十年间逐步下沈至地方层面。对当地记者而言，风险的来源不仅在于采访现场的可见障碍，更在于信息审查与自我审查的双重压力。许多公共事件的报道被压缩成统一口径的「通报」，媒体在这种结构下逐渐失去现场与独立调查的功能。体制内记者需面对「考核指标」与「删稿风险」的拉扯；体制外写作者则被边缘化，发表渠道日益收紧。
在中国近年资讯透明度下降的情况下，媒体对事实的完整呈现往往取决于记者个人的勇气与运气。北京资深媒体人应平告诉《田间》，新闻审查干扰使调查记者人数在过去十多年急剧减少。「在当下新闻界，调查记者的数量已从高峰时期的上千人锐减至只剩几十人，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媒体的调查记者，多数已转行或者拉广告，做自媒体。」他回忆，2008年三鹿事件曝光当天，报社即接到宣传部电话要求追查调查记者简光洲，「那时还能发调查报道，现在谁敢再碰揭露性报道？」
2008年9月，当时的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揭露，许多食用石家庄三鹿集团奶粉的婴儿有肾结石病症，之后该品牌奶粉被验出有化学工业原料三聚氰胺，成为当时受关注的「毒奶粉事件」。另外，《东方早报》为上海报业集团旗下日报，已于2017年1月1日停刊，而上海报业集团直属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前《光明日报》记者潘虹透露：「《光明日报》更不能发表所谓负能量的稿子，一篇都不行。许多年轻记者是体制内局级官员子女，不用打招呼，他们的稿子几乎都是赞美内容，早已失去记者的基本职责。」
她说，在中央级党媒中，审查的核心已从内容转向忠诚度。「《光明日报》归中宣部代管，中宣部部长可直接致电社长或总编辑。对我们的审查不只是内容，而是忠诚度。」
部分报社为规避风险，索性停止对经济与社会议题的深入调查，转而以相互转载官方稿件或宣传稿取代。一名曾在南方城市报社任职的采编人员刘浩对《田间》说：「我们以前会报地方官员贪腐或环保污染，现在这类新闻一律要走省里规定的报批程序，多半被搁置。许多记者转向企业公关或商业传媒，新闻变成一份危险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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