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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县城相亲,高学历和年龄成了我的枷锁
回到县城相亲,高学历和年龄成了我的枷锁回到县城相亲,高学历和年龄成了我的枷锁
她在论文中总结：“县域体制内女青年普遍想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体制内男性作为婚配对象，但县域体制内男青年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无法满足这一择偶需求。”
许妍也总结过她印象里县城流入相亲市场的男性画像：一种是过于理想主义，之前太挑剔的；第二种是内向呆板，不懂得与异性如何沟通；第三种是有什么雷点，比如不尊重女性。
小县城里，相亲的地点比较固定：如果男生愿意花钱，就在餐厅见面，如果勉强，就在咖啡厅。见完面，一般女方提出AA，意思就是两清了，不会再见下一次。如果想继续接触，许妍会让男方请第一顿，她再回请。
许妍回忆，她线下大概见过六个男生，流动的相亲局上，她发现，桌子对面的人聊的话题常常在自己身上，他们要么聊钱，要么聊健身。偶尔许妍会提到自己的兴趣，大概率会得到对方的说教。许妍说，前段时间她对八字比较感兴趣，就在相亲局上聊起来，男方疑惑说，你在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她聊炒股，人家说，不要碰这个东西，“当遇到一些他自己不了解的领域，特别是男生，他会倾向于从自己更占优势的角度来评价你。”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许妍遇到了一个完美主义倾向的男生，事业成功，礼貌周全。两个人相处起来很开心，对方能接住许妍许多奇思妙想，也愿意理解她。一起玩双人游戏，即使她做了一些失败的尝试，他也会一直在旁边鼓励她，说“你可以的”。闹掰的原因是，男生说他要找一个“绝对温柔，绝对不发脾气，绝对不会指责他、抱怨他的女生”，如果找不到，也不会将就。许妍说，那你继续找吧。
还有一个男生号称自己只找“正常的女生”就可以了，只要家里没欠债，没有堕胎，就可以。见面却评价她“太瘦了，不够胖”。许妍有一种被物化的感觉。
对现实中的相亲对象大失所望后，许妍干脆自己发了相亲帖。私信她的人有上百个，主要是老乡。但许妍感觉整个流程走下来“元气大伤”。“线上的人比线下还要奇葩。”
她说，60%的男的第一句话就问，你在市中心的XX区吗？还是在县城？“他们谈恋爱有地域歧视，可能不能超出（离家）开车半小时的距离。”偶尔有几个聊下去，但因为现实生活各种插曲，也没能继续下去。她感到疲惫，“到这个年龄还不结婚的男人多少都有点‘问题’，和他们的相处伤害我的感情。”
许妍认为，这座小县城似乎仍然保留着父辈的传统的婚恋观，“男主外女主内”，筛选的结婚对象也是温柔、漂亮、贤惠的女性。
比起女性，回流县城的年轻人里，男性在婚恋市场上反而处于优势地位——尤其是像周明远这样进入县城体制内的男性。2021年他刚到单位报到，参加入职体检时，就有护士主动过来问他有没有对象？说以后可以帮忙介绍。周明远记得自己愣在原地，“没想到物色对象这项环节，可以和医院体检‘有机’结合。”
入职后，上到单位领导，下到单位大姐，都热衷于做红娘。只要是单身的体制内年轻男性，外在条件说得过去，人品端正，没什么不良嗜好，“几乎每天有人给你介绍对象”。
武汉大学的杨华教授在2024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及，女性的学历越高，起点越高，找对象的空间限制就越大，学历越高的男性则情况相反。在东部某县级市调研时，有体制内受访者告诉杨华，该市人社局门口经常有一群“媒人”守着，看到被录取了的年轻男性就蜂拥过去介绍对象。
周明远也觉得，这对女性来说多少有些不公平，数量上的错配也是重要原因。在他的观察里，更有能力的男生倾向于外出闯荡而非留在县城，女孩却因为家庭等压力更多地被鼓励回到家乡。
回到安徽县城之前，周明远硕士毕业后曾在东部的省会城市及北京工作过两年。2019年北漂时，他在一家初创型互联网公司工作，负责职场管理方面课程的内容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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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妍也总结过她印象里县城流入相亲市场的男性画像：一种是过于理想主义，之前太挑剔的；第二种是内向呆板，不懂得与异性如何沟通；第三种是有什么雷点，比如不尊重女性。
小县城里，相亲的地点比较固定：如果男生愿意花钱，就在餐厅见面，如果勉强，就在咖啡厅。见完面，一般女方提出AA，意思就是两清了，不会再见下一次。如果想继续接触，许妍会让男方请第一顿，她再回请。
许妍回忆，她线下大概见过六个男生，流动的相亲局上，她发现，桌子对面的人聊的话题常常在自己身上，他们要么聊钱，要么聊健身。偶尔许妍会提到自己的兴趣，大概率会得到对方的说教。许妍说，前段时间她对八字比较感兴趣，就在相亲局上聊起来，男方疑惑说，你在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她聊炒股，人家说，不要碰这个东西，“当遇到一些他自己不了解的领域，特别是男生，他会倾向于从自己更占优势的角度来评价你。”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许妍遇到了一个完美主义倾向的男生，事业成功，礼貌周全。两个人相处起来很开心，对方能接住许妍许多奇思妙想，也愿意理解她。一起玩双人游戏，即使她做了一些失败的尝试，他也会一直在旁边鼓励她，说“你可以的”。闹掰的原因是，男生说他要找一个“绝对温柔，绝对不发脾气，绝对不会指责他、抱怨他的女生”，如果找不到，也不会将就。许妍说，那你继续找吧。
还有一个男生号称自己只找“正常的女生”就可以了，只要家里没欠债，没有堕胎，就可以。见面却评价她“太瘦了，不够胖”。许妍有一种被物化的感觉。
对现实中的相亲对象大失所望后，许妍干脆自己发了相亲帖。私信她的人有上百个，主要是老乡。但许妍感觉整个流程走下来“元气大伤”。“线上的人比线下还要奇葩。”
她说，60%的男的第一句话就问，你在市中心的XX区吗？还是在县城？“他们谈恋爱有地域歧视，可能不能超出（离家）开车半小时的距离。”偶尔有几个聊下去，但因为现实生活各种插曲，也没能继续下去。她感到疲惫，“到这个年龄还不结婚的男人多少都有点‘问题’，和他们的相处伤害我的感情。”
许妍认为，这座小县城似乎仍然保留着父辈的传统的婚恋观，“男主外女主内”，筛选的结婚对象也是温柔、漂亮、贤惠的女性。
比起女性，回流县城的年轻人里，男性在婚恋市场上反而处于优势地位——尤其是像周明远这样进入县城体制内的男性。2021年他刚到单位报到，参加入职体检时，就有护士主动过来问他有没有对象？说以后可以帮忙介绍。周明远记得自己愣在原地，“没想到物色对象这项环节，可以和医院体检‘有机’结合。”
入职后，上到单位领导，下到单位大姐，都热衷于做红娘。只要是单身的体制内年轻男性，外在条件说得过去，人品端正，没什么不良嗜好，“几乎每天有人给你介绍对象”。
武汉大学的杨华教授在2024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及，女性的学历越高，起点越高，找对象的空间限制就越大，学历越高的男性则情况相反。在东部某县级市调研时，有体制内受访者告诉杨华，该市人社局门口经常有一群“媒人”守着，看到被录取了的年轻男性就蜂拥过去介绍对象。
周明远也觉得，这对女性来说多少有些不公平，数量上的错配也是重要原因。在他的观察里，更有能力的男生倾向于外出闯荡而非留在县城，女孩却因为家庭等压力更多地被鼓励回到家乡。
回到安徽县城之前，周明远硕士毕业后曾在东部的省会城市及北京工作过两年。2019年北漂时，他在一家初创型互联网公司工作，负责职场管理方面课程的内容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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