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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永曦辭世,與王岐山等人並稱"改革肆君子"
翁永曦辭世,與王岐山等人並稱"改革肆君子"翁永曦辭世,與王岐山等人並稱"改革肆君子"
用市場經濟激勵人 用民主政治團結人
記者：杜老95歲時曾說，他最希望看到兩件事，壹是成立農會，贰是土地確權。您在地方任職時有沒有壹些相關的改革試點？
翁永曦：土地分到戶後，緊迫的問題還不是土地確權，而是農民老擔心上面政策會變，所以當時就給農民吃定心丸，不斷發文件，不斷讓大領導出來講話，說這個政策保證叁拾年不變。
對於農會的問題，杜潤生是耿耿於懷的，他認為各個階層都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工人有工會，青少年有共青團、少先隊，婦女還有個聯合會，農民也應該有代表自己利益訴求的組織——農會。他跟鄧小平談過，鄧小平贊成，但說不急，看看再說。後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問題懸而未決，壹直拖了下來。
杜老的抱憾，不僅是土地確權和成立農會這兩件事。杜老90歲生日時找我過去說：小翁啊，今天中國有兩件事情沒有破題，壹個是如何通過市場經濟來激勵人，壹個是如何通過民主政治來團結人，這兩件事沒有破題，你們年輕人要努力。
記者：在您個人印象當中，您覺得80年代有沒有壹些當時看來很有價值，但是最後卻受挫的改革措施？
翁永曦：80年代如果說在改革方面有什麼重大缺失的話，從全局來說，就是當經濟關系發生變化的時候，國家管理制度沒有作出相應的調整和改變。這件事鄧小平也提出來過，但很遺憾，沒下文，這個課題留給了習近平。
共產黨取得政權後所有政治制度、社會管理制度都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關系的基礎上。城裡搞全民所有制，農村搞集體所有制，在此之上構建了壹個高度集中的國家和社會管理制度。改革開放以後，經濟關系發生變化了，農民包產到戶以後，不再是高度密集性的集中管理下的勞動者，而是自由的個體勞動者。城市裡工礦企業改革、服務業改革後，也游離出無數的個體勞動者、自由職業者，而不像過去那樣，都是依附於單位。現在單位沒有了，個人自由了，又陸續引進和興辦了大量的外資、合資和私人企業。對應這樣壹種新經濟關系，以往的上層建築，國家管理制度和社會管理制度，並沒有作出相應的變革。兩條腿已經往前走了很遠，但上身還落在後邊，沒有相應地跟上去，所以必然往後栽倒，這個問題是今天要解決的。
對“文革”的反思讓80年代的改革風生水起
記者：現在的中國正處於深化改革階段，您認為80年代的改革精神有哪些方面值得現在借鑒呢？
翁永曦：壹個好的制度、得人心的制度，首先要是人們敢於講真話的制度。我們有些領導同志包括壹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都忽略了壹條祖訓，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是批判。沒有批判就沒有進步，容不得批評，鴉雀無聲、死水壹潭，不可能有進步。如果說80年代的改革對今天有什麼啟示的話，第壹條就是這個。80年代改革搞得風聲水起，首先有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我記得當時中央作出關於文化大革命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事先組織黨內4000個高級幹部來討論的；後來又有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批判“兩個凡是”，那真的是解放思想。所謂“兩個凡是”，意思是凡是毛主席講過的話，凡是毛主席做過的事，都不能否定。 中國共產黨要與時俱進，就不能再搞“兩個凡是”，這不僅對毛澤東適用，對鄧小平也適用，對任何人都適用，因為世界上就沒有完人、聖人，也沒有絕對真理，如果有，那是宗教，不是馬克思主義！
第贰條，改革是壹個方向問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是鄧小平的發明，是毛澤東的發明。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毛澤東經濟上搞了大躍進、人民公社，政治上搞了“文化大革命”，雖然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學蘇聯的制度，但這兩條蘇聯沒幹過，而且，蘇聯都反對，赫魯曉夫就反對人民公社，更不用說勃列日涅夫也反對“文化大革命”，這兩條是有中國特色的。人民公社是經濟制度上的壹個創舉，“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制度建設上的壹個創舉，但都搞得頭破血流、走不下去。鄧小平接過這個爛攤子，把這兩條給否了，完全轉向，走向另壹個方面：改革開放。開放就其本質而言，是專制的墳墓。所有集權國家都不敢搞改革開放，鄧小平敢幹，這也叫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的1.0版本是毛澤東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加“文化大革命”；中國特色的 2.0版本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的3.0版本就是現在習近平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習近平把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存在的基本缺陷明確提了出來。什麼缺陷？制度未動。改革開放後經濟充滿了活力，老百姓富裕起來，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上層建築不做相應調整和變革的話，兩條腿往前走，上身都仰在後邊，無法平衡。為了破這個題，習近平提出來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凡是此類創舉都避開了意識形態的爭論，而且都能得到絕大多數人民擁護。這叁個版本，壹個版本比壹個版本創新，壹個版本比壹個版本更加符合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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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記者：杜老95歲時曾說，他最希望看到兩件事，壹是成立農會，贰是土地確權。您在地方任職時有沒有壹些相關的改革試點？
翁永曦：土地分到戶後，緊迫的問題還不是土地確權，而是農民老擔心上面政策會變，所以當時就給農民吃定心丸，不斷發文件，不斷讓大領導出來講話，說這個政策保證叁拾年不變。
對於農會的問題，杜潤生是耿耿於懷的，他認為各個階層都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工人有工會，青少年有共青團、少先隊，婦女還有個聯合會，農民也應該有代表自己利益訴求的組織——農會。他跟鄧小平談過，鄧小平贊成，但說不急，看看再說。後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問題懸而未決，壹直拖了下來。
杜老的抱憾，不僅是土地確權和成立農會這兩件事。杜老90歲生日時找我過去說：小翁啊，今天中國有兩件事情沒有破題，壹個是如何通過市場經濟來激勵人，壹個是如何通過民主政治來團結人，這兩件事沒有破題，你們年輕人要努力。
記者：在您個人印象當中，您覺得80年代有沒有壹些當時看來很有價值，但是最後卻受挫的改革措施？
翁永曦：80年代如果說在改革方面有什麼重大缺失的話，從全局來說，就是當經濟關系發生變化的時候，國家管理制度沒有作出相應的調整和改變。這件事鄧小平也提出來過，但很遺憾，沒下文，這個課題留給了習近平。
共產黨取得政權後所有政治制度、社會管理制度都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關系的基礎上。城裡搞全民所有制，農村搞集體所有制，在此之上構建了壹個高度集中的國家和社會管理制度。改革開放以後，經濟關系發生變化了，農民包產到戶以後，不再是高度密集性的集中管理下的勞動者，而是自由的個體勞動者。城市裡工礦企業改革、服務業改革後，也游離出無數的個體勞動者、自由職業者，而不像過去那樣，都是依附於單位。現在單位沒有了，個人自由了，又陸續引進和興辦了大量的外資、合資和私人企業。對應這樣壹種新經濟關系，以往的上層建築，國家管理制度和社會管理制度，並沒有作出相應的變革。兩條腿已經往前走了很遠，但上身還落在後邊，沒有相應地跟上去，所以必然往後栽倒，這個問題是今天要解決的。
對“文革”的反思讓80年代的改革風生水起
記者：現在的中國正處於深化改革階段，您認為80年代的改革精神有哪些方面值得現在借鑒呢？
翁永曦：壹個好的制度、得人心的制度，首先要是人們敢於講真話的制度。我們有些領導同志包括壹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都忽略了壹條祖訓，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是批判。沒有批判就沒有進步，容不得批評，鴉雀無聲、死水壹潭，不可能有進步。如果說80年代的改革對今天有什麼啟示的話，第壹條就是這個。80年代改革搞得風聲水起，首先有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我記得當時中央作出關於文化大革命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事先組織黨內4000個高級幹部來討論的；後來又有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批判“兩個凡是”，那真的是解放思想。所謂“兩個凡是”，意思是凡是毛主席講過的話，凡是毛主席做過的事，都不能否定。 中國共產黨要與時俱進，就不能再搞“兩個凡是”，這不僅對毛澤東適用，對鄧小平也適用，對任何人都適用，因為世界上就沒有完人、聖人，也沒有絕對真理，如果有，那是宗教，不是馬克思主義！
第贰條，改革是壹個方向問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是鄧小平的發明，是毛澤東的發明。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毛澤東經濟上搞了大躍進、人民公社，政治上搞了“文化大革命”，雖然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學蘇聯的制度，但這兩條蘇聯沒幹過，而且，蘇聯都反對，赫魯曉夫就反對人民公社，更不用說勃列日涅夫也反對“文化大革命”，這兩條是有中國特色的。人民公社是經濟制度上的壹個創舉，“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制度建設上的壹個創舉，但都搞得頭破血流、走不下去。鄧小平接過這個爛攤子，把這兩條給否了，完全轉向，走向另壹個方面：改革開放。開放就其本質而言，是專制的墳墓。所有集權國家都不敢搞改革開放，鄧小平敢幹，這也叫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的1.0版本是毛澤東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加“文化大革命”；中國特色的 2.0版本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的3.0版本就是現在習近平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習近平把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存在的基本缺陷明確提了出來。什麼缺陷？制度未動。改革開放後經濟充滿了活力，老百姓富裕起來，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上層建築不做相應調整和變革的話，兩條腿往前走，上身都仰在後邊，無法平衡。為了破這個題，習近平提出來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凡是此類創舉都避開了意識形態的爭論，而且都能得到絕大多數人民擁護。這叁個版本，壹個版本比壹個版本創新，壹個版本比壹個版本更加符合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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