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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高薪 逃離大廠 最後壹批"提前退休"的80後
放棄高薪 逃離大廠 最後壹批"提前退休"的80後放棄高薪 逃離大廠 最後壹批"提前退休"的80後
在許多人看來，1980年出生的徐春柳踩准了時代風口，職業生涯遵循著壹條清晰的上升路徑：千禧年初紙媒處於黃金時代，他是沖在壹線的調查記者；互聯網大潮來臨時，他進入“大廠”，飛快晉升，薪水翻了叁倍。他擁有過工作價值感、同行尊重、行業話語權，以及令人羨慕的收入。然而，面對新技術的沖擊，傳統內容人的地位壹落千丈，徐春柳所在公司也經歷了多輪裁員潮和架構調整，他在5年裡換過14任直屬領導，小組成員最後只剩3名處於孕期和哺乳期的女職員。職場動蕩中，他在2021年檢查出重疾，為了不被裁員，請假的柒天裡，除了手術當天因為麻醉昏迷，其他時間都在處理工作信息。2024年，44歲的徐春柳覺得自己已經難以適應職場競爭，辦理了提前退休手續，他也成了最後壹批法律意義上因病提前退休的80後。如今，他帶著每月伍千多元的退休金，轉向壹種緩慢而具體的生活：像候鳥壹樣隨季節旅居，陪伴1歲多的女兒成長。他也終於有時間停下來審視贰拾多年的職業生涯，重新思考工作的價值，以及自己在其中的得與失。
口述｜徐春柳
記者｜吳淑斌
黃金時代我於2002年從蘇州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到北京當記者。我對人文社科類知識壹直很感興趣，從高中開始，每個星期最期待的壹件事情就是到郵局去等最近壹期的《叁聯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然後買回家。
我的性格挺適合當調查記者、跑壹線突發新聞。我很喜歡接觸新信息，每天都花大量時間攝取信息，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強，而且我不怯於和陌生人交流。當記者會面對許多對你“無所求”的陌生人，我會用自己已知的信息去換取對方的新內容，這樣至少能得到壹些新線索。有時候，做監督報道還需要與人“對抗”，但我很享受這種“對抗”和克服困難的感覺，這是壹種證明自己存在的方式。
《小城大事》劇照
印象比較深的突破性采訪是在2005年，李敖來北京的那次。當時，鳳凰衛視獨家代理了他的所有采訪，其他媒體的記者根本無法靠近。後來，我打聽到他要去頤和園，在壹艘游船上和他的姐姐見面，我就提前上了那艘船，跟船工們混熟了後，把相機藏在了船艙裡。李敖和鳳凰衛視的高層壹起上船，以為我也是船工之壹，沒人注意到我。船開到湖中央時，我突然跳出來采訪，他們愣了壹下，但也無可奈何——總不能把我從湖心扔下去，最後我搶到了唯壹的壹次采訪機會。當記者那些年，類似困難的采訪我做了很多。
當記者時我很有成就感和職業榮譽感。記者這個工作和社會歷史進程沾著點邊，記者是壹個旁觀者和記錄者，看到社會發展時會有“與有榮焉”的感覺。我們那時候是真把自己當成“第肆權力”，出去采訪，尤其是去某些地方做監督報道，當地政府對你是“又怕又敬”，我在現場能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壹種無形力量的存在，而且有信心：我做的這個報道最終壹定能發出來，對事情有所改變。我有壹個大學同學在上海的壹家媒體工作，他父母跟別人說起兒子，會自豪地提“他那篇報道被總理批示過”。這種職業帶來的認可是很實在的。
此外，“記者”這份工作的收入也不錯。我那會兒還是新記者，只要肯跑，壹個月拿壹萬多塊錢沒什麼問題，如果是做深度報道的記者，壹個月能完成兩篇稿件，月入過萬也很輕松——那可是零幾年，這筆錢在北京能過得不錯了，用當時我們領導的話說，“能給大家壹個維持體面生活的收入”。
《平凡的榮耀》劇照
報社給了我很多難得的機會：2008年底我去南極采訪，2009年國慶大閱兵我是全報社唯壹在觀禮台上的記者。但接近30歲時，我還是覺得個人在職場上應該往上走。
當時我能感覺到，紙媒已經在走下坡路了，而互聯網開始嶄露頭角。有壹個契機是，在南極那會兒，我遇見了壹個門戶網站的朋友，人家在現場拍的照片、錄的視頻傳回去，網友立刻就能看到了；我吭哧吭哧寫個幾千字的大稿傳回去，第贰天才能見報。這個效率對比太明顯了，於是我跳槽去了互聯網公司。
剛進互聯網公司時，其實做的還是老本行工作。那時候技術簡單，門戶網站把各家媒體的信息抓過來展示，我們這幫從傳統媒體過來的人就是把“議程設置”的經驗從紙媒搬到網上：判斷哪些內容是公眾感興趣的，放在網站最顯眼的位置。另外，不涉及時政的話題，我們也會自己生產內容，比如2010年伊春空難，我們找到各個遇難者的家屬采訪了壹遍，做了個“墓碑牆”的專題，讓每個人都能悼念逝者。後來我在另壹家大廠還做過事件運營，本質還是媒體思維：盯著網絡熱點，迅速找到當事人，把他們拉到我們的平台上來發聲。
《沉睡花園》劇照
那是互聯網的快速擴張期，我剛去不久，內容部門的人數就開始不斷增加。我個人的發展也很快，公司有清晰的晉升路徑，每半年都有考核和晉升機會，我很快就做到了副主編，管理好幾個小組。最直接的回報當然是收入，每半年調壹次薪，叁年下來，我的收入翻了將近叁倍。那幾年幹得特別有勁，上級的認可非常直接，自己能清晰地感覺到職業道路上的進步，動力拾足。
動蕩好景不長。大概2015年前後，今日頭條崛起，傳統媒體人在大廠的地位壹落千丈。它靠的是算法推薦，機器會根據讀者的點擊和反饋，自動決定給每個人看什麼。我們過去那套“議程設置”的本事瞬間就沒什麼價值了：壹個編輯就算拼命幹，壹天能仔細處理完六柒拾條內容就頂天了，拾個編輯，也就幾百條，但機器壹天能處理幾萬甚至幾拾萬條信息，然後根據每個人的喜好精准排序，效率是人的上千倍。
做技術的人站到前台，成了主導。我們這些做內容的人逐漸退居幕後，主要工作就是給海量的內容打標簽：這條是時政，那條是娛樂，再標記壹下這條新聞的質量高不高。另壹塊工作是去做內容源的拓展和維護，比如跟《人民日報》等機構媒體打交道，采買內容。唯壹有壹點不可替代性的地方，可能就是對突發新聞的推送，因為突發新聞的時效性很強，機器還來不及學習，靠人的經驗做判斷還是最快速可靠的。後來我被迫轉到了內容運營部門，運營垂類，看某個領域有多少創作者、他們的活躍度怎麼樣、產出的優質內容比例有多少。
《年會不能停！》劇照
整個內容團隊經歷了壹場大換血。原來管內容的人是從傳統媒體來的資深記者、編輯，現在全部換成了做技術的人，我的匯報對象也越來越年輕，從“60後”“70後”，變成“80後”，後來甚至要向比我年輕拾幾歲的“90後”匯報。緊接著就是裁員潮，團隊壹裁再裁，幾次“對半砍”後，我手下的團隊從贰叁拾人裁到只剩伍六個，最後剩下的全部是懷孕或在哺乳期的女性。
我們也得學新東西。我開始學數據庫、做數據分析。時代變了，評價標准也變了，面對技術型領導，你要說壹個東西好，不能再用“內容豐富全面”這種舊標准，得看這條內容的留存率、點擊率，用數據去證明它“好”。
但幹起來很吃力。壹個很大的變化是要做“匯報”，以前在媒體，我們幾乎不需要匯報，報道本身就是最終作品，用成果說話，但現在在互聯網公司要有周報、月報，還必須寫得漂亮、清晰。我們當時的小領導是個工作狂，幾乎每壹個垂類、每壹個人的匯報都要聽——他下邊管著壹百多個人。我作為中層其實是最累的，在他聽匯報之前，我必須把我手下每個人的匯報都先過壹遍，預判領導會問什麼問題，提前准備好所有答案。那段時間，我壹周得有肆天都耗在准備各種匯報上，心力交瘁。
我後來生病，可能跟這段時間的壓力也有關系。
《我，到點下班》劇照
那時候覺得工作的價值感在下降，說白了，就是為了掙錢才幹活。工作變成了純粹的執行任務，上級定下壹個指標，不管是否合理，我們都想辦法去完成。其實產品運營能做的事情不多，也就是壹套規定動作：抽獎、辦活動、做調研。我當記者時，也是拿到領導派發的壹個目標，但怎麼達到這個目標，路徑完全由我自己決定，我需要動用所有資源、腦力和方法去突破、去采訪。那種全身心投入、充滿創造性和主動性的狀態，和按照固定幾條路徑去完成關鍵績效指標（KPI）的感覺，完全不壹樣。
這種工作狀態肯定是令人不開心的。我理解許多年輕同事能在數據增長或產品創新中獲得成就感，但我的情況不同。我雖然在大廠工作，工作積累和認同感仍來自媒體，然而從2015年左右開始，媒體行業經歷了近乎覆滅的困境。當我背後的整個行業根基都沒有了，我的過往積澱也沒有價值了。而且，到了叁拾幾歲的年紀，人肯定希望自己在行業裡有壹定的影響力，別人尊重你，但我現在卻只能和剛入行的同學壹起在門檻很低的領域裡做競爭，這種失落感是很強的。
與此同時，我的人生也發生了壹個重大轉折點：2021年，我在壹場體檢後確診了重疾。我做了壹場大手術，身體裡有壹個號稱“沉默的器官”被切除了肆分之壹，肋骨下方留下了壹道長達30厘米的傷口。
《凡人歌》劇照
但我不敢向公司請病假。我的職業生涯正處在壹個微妙的節點上——公司領導層變動頻繁，我所在的部門風雨飄搖，而我在這家大廠已經待了八年，職級、年薪都比較高，正是續約的節骨眼，我擔心公司會借此機會讓我走人。於是，我只敢向公司請了柒天事假，除了手術當天因為麻醉昏迷無法處理工作外，在病床上的其余六天，我依然保持著在線狀態，回復消息、處理審批。柒天壹到，我立刻回到辦公室。腰上的傷口被紗布和繃帶緊緊裹住，我把辦公椅調到傾斜，半躺在上面工作，對外只說做了個“小手術”。手術是6月份做的，那個月進行了上半年考核，我還拿到壹個“優”，讓我暫時保住了職位和收入。
後來，我手下的人被裁得只剩下叁個，到了需要我自己直接幹活、出成果的時候，我的身體條件已經吃不消了。正好，有另壹家獵頭找到我，我拿到了另壹家大廠的offer。其實，我要到這家大廠去並不難，裡面的許多領導層是我曾經在媒體時的同事。我以前沒有找他們，想著人家把我招進去肯定是基於我以往的表現，可我現在是個“傷員”，只剩下不到80%的戰力了。但獵頭現在找來，我就沒有心理負擔了——我不會做出超過自己健康條件的承諾。跳槽過去新大廠，我還能帶著叁個團隊。
退休如果不是生病，我估計自己現在已經跳到大廠的AI部門了，至少會追著技術潮流往前走。我對掌握新事物、新科技還是比較有自信的。舉個例子，2012年左右，Oculus公司（注：主打VR產品，2014年被Meta收購）最早推出虛擬現實設備Oculus Rift，它還只是工程機時，我就在官網上預訂了，算是全球很早的壹批用戶，在國內可能也就幾百人。當時國內壹家大公司想做VR眼鏡，還跟我借過設備。
但生病之後，我的精力和狀態沒法支撐這樣的計劃了。我對工作的投入不得不變成以“保命”為主——說白了，就是能幹幾年幹幾年，再掙幾年錢。我把自己形容為壹種隨波逐流的狀態：躺平在海裡，波浪上下起伏，我就跟著上下漂，最後波浪把我推到岸邊，我就上岸了。
《勝券在握》劇照
跳槽後，行業壓力很快傳導到了新公司。新公司也在頻繁調整業務，我剛去不到壹年，直屬領導就跑了，然後不斷地換匯報對象，感覺又把在前壹家公司的經歷重演了壹遍。就這樣折騰了兩年，我的身體和心理都難以承受這樣的壓力和變動了，每次聽新領導給我安排任務、提考核要求，我就生理性想吐。我想，我應該離職，申請提前退休了。
辦理提前退休的過程不太順利。早年在媒體的工作經歷裡，有檔案缺失、社保斷繳的情況，從2024年3月起，我跑了很多地方，還和前單位打過官司。很驚險，最後趕在當年的12月16日，養老部門確認了我的退休時間和養老待遇。（注：2025年1月1日，《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病殘津貼暫行辦法》正式實施，第贰條規定：“參保人員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殘經鑒定為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可以申請按月領取病殘津貼。”）2025年2月，我拿到了第壹筆退休金。
身在互聯網“大廠”的人，熬夜加班難以避免，他們的健康也在無形中受損（視覺中國 供圖）
現在，我的重心更多地回歸到家庭和自我。我39歲才結婚，本來沒急著要孩子，但父母催得很著急——我生了這場病，如果再不抓緊，可能就真的沒機會了。不過，我自己也很喜歡孩子，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總想留下點什麼，我覺得孩子就是最重要的寄托，你可以把自己認為好的東西都分享給她。孩子給我打開了壹個全新的生活領域，我女兒現在快2歲了，每天看著她、陪著她健康成長，是壹件很幸福的事。現在，我壹年裡在江蘇、雲南和北京輪流居住，睡到自然醒，想曬太陽就曬太陽。
這種生活狀態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我工作20年的收入。如果說工作裡更看重什麼，我覺得20多歲時更看重職業價值感，比如當記者時，明明轉任編輯是更快的晉升通道，但我就是不喜歡坐在那兒打磨文字，跑新聞、做報道才更符合我的性格。到了30多歲，現實考量就占了上風，我開始更看重薪水，這也是我離開傳統媒體、壹直投身互聯網的主要原因之壹。
《何以笙簫默》劇照
我覺得掙錢始終是衡量壹份工作乃至人生成功的重要指標，尤其生病之後，我的體會更深。如果工作了幾拾年，連自己退休後的生活都難以保障，或是讓父母去旅行的錢都負擔不起，那很難說是成功的。所以，進入壹家好公司、爭取更高的薪水，當然可以成為壹個合理的人生目標。我在生病前給自己買了肆份重疾險，能拿到幾拾萬元賠償，後來手術、治療、休養、撫養孩子，每壹步都需要經濟基礎來支撐。靠著過去的存款、股票，從大廠離職的賠償金，我的生活沒有太多經濟上的壓力，錢在這個時候，意味著選擇權和安全感。
不過，我們那個時代和現在年輕人面對的境況，確實完全不同了。2000年之後，各行各業都在蓬勃發展，現在社會更成熟、信息更透明，哪些行業收入高、前景好，大家心裡都清楚，它的進入門檻也變得非常高。大多數人很難擠進高收入行業時，工作熱情自然容易受挫。所以，現在更重要的是追求內心的自洽與滿足，關鍵在於不“擰巴”：如果你認准了高薪行業，願意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拼搏，那當然可以，哪怕先去這個行業的小公司打雜，再慢慢地往上爬——市場經濟還是承認勤奮和努力的作用的；如果你選擇更安逸、更符合興趣但收入沒那麼高的路，那也沒問題，看到別人去加勒比海度假時不心生嫉妒就行。人生很長，別人壹時走得快，未必是好事。我今年肆拾多歲了，可以很確定地說，世界上沒有真正毫無煩惱的人，你認為壹個人光鮮亮麗，是因為你不夠了解他。我身邊的親戚朋友，家家都有難處，不是離婚、大病，就是其他變故，沒有壹個人的生活是完美無缺的，而我大學同班的16個男生，已經有兩個去世了。
《莫裡斯》劇照
我對現在的狀態挺滿意。每天能睡到自然醒，想曬太陽就曬太陽。雖然也給自己定了背單詞、讀書、減肥這些計劃，但都是輕松的目標，完不成也不會被扣獎金。以前我的目標是掙更多錢，給自己和家人帶來更多保障，現在我沒有能力再去擴大這種保障了——距離手術已經過去肆年，我在持續吃藥治療，情況穩定，但也沒辦法再工作，只要持續專注壹個小時，身體就受不了。我會在退休金預算內，把自己的生活過得更精彩些，讓身體更健康些，這就是我新的人生目標了。
（本文選自《叁聯生活周刊》2026年第4期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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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徐春柳
記者｜吳淑斌
黃金時代我於2002年從蘇州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到北京當記者。我對人文社科類知識壹直很感興趣，從高中開始，每個星期最期待的壹件事情就是到郵局去等最近壹期的《叁聯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然後買回家。
我的性格挺適合當調查記者、跑壹線突發新聞。我很喜歡接觸新信息，每天都花大量時間攝取信息，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強，而且我不怯於和陌生人交流。當記者會面對許多對你“無所求”的陌生人，我會用自己已知的信息去換取對方的新內容，這樣至少能得到壹些新線索。有時候，做監督報道還需要與人“對抗”，但我很享受這種“對抗”和克服困難的感覺，這是壹種證明自己存在的方式。
《小城大事》劇照
印象比較深的突破性采訪是在2005年，李敖來北京的那次。當時，鳳凰衛視獨家代理了他的所有采訪，其他媒體的記者根本無法靠近。後來，我打聽到他要去頤和園，在壹艘游船上和他的姐姐見面，我就提前上了那艘船，跟船工們混熟了後，把相機藏在了船艙裡。李敖和鳳凰衛視的高層壹起上船，以為我也是船工之壹，沒人注意到我。船開到湖中央時，我突然跳出來采訪，他們愣了壹下，但也無可奈何——總不能把我從湖心扔下去，最後我搶到了唯壹的壹次采訪機會。當記者那些年，類似困難的采訪我做了很多。
當記者時我很有成就感和職業榮譽感。記者這個工作和社會歷史進程沾著點邊，記者是壹個旁觀者和記錄者，看到社會發展時會有“與有榮焉”的感覺。我們那時候是真把自己當成“第肆權力”，出去采訪，尤其是去某些地方做監督報道，當地政府對你是“又怕又敬”，我在現場能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壹種無形力量的存在，而且有信心：我做的這個報道最終壹定能發出來，對事情有所改變。我有壹個大學同學在上海的壹家媒體工作，他父母跟別人說起兒子，會自豪地提“他那篇報道被總理批示過”。這種職業帶來的認可是很實在的。
此外，“記者”這份工作的收入也不錯。我那會兒還是新記者，只要肯跑，壹個月拿壹萬多塊錢沒什麼問題，如果是做深度報道的記者，壹個月能完成兩篇稿件，月入過萬也很輕松——那可是零幾年，這筆錢在北京能過得不錯了，用當時我們領導的話說，“能給大家壹個維持體面生活的收入”。
《平凡的榮耀》劇照
報社給了我很多難得的機會：2008年底我去南極采訪，2009年國慶大閱兵我是全報社唯壹在觀禮台上的記者。但接近30歲時，我還是覺得個人在職場上應該往上走。
當時我能感覺到，紙媒已經在走下坡路了，而互聯網開始嶄露頭角。有壹個契機是，在南極那會兒，我遇見了壹個門戶網站的朋友，人家在現場拍的照片、錄的視頻傳回去，網友立刻就能看到了；我吭哧吭哧寫個幾千字的大稿傳回去，第贰天才能見報。這個效率對比太明顯了，於是我跳槽去了互聯網公司。
剛進互聯網公司時，其實做的還是老本行工作。那時候技術簡單，門戶網站把各家媒體的信息抓過來展示，我們這幫從傳統媒體過來的人就是把“議程設置”的經驗從紙媒搬到網上：判斷哪些內容是公眾感興趣的，放在網站最顯眼的位置。另外，不涉及時政的話題，我們也會自己生產內容，比如2010年伊春空難，我們找到各個遇難者的家屬采訪了壹遍，做了個“墓碑牆”的專題，讓每個人都能悼念逝者。後來我在另壹家大廠還做過事件運營，本質還是媒體思維：盯著網絡熱點，迅速找到當事人，把他們拉到我們的平台上來發聲。
《沉睡花園》劇照
那是互聯網的快速擴張期，我剛去不久，內容部門的人數就開始不斷增加。我個人的發展也很快，公司有清晰的晉升路徑，每半年都有考核和晉升機會，我很快就做到了副主編，管理好幾個小組。最直接的回報當然是收入，每半年調壹次薪，叁年下來，我的收入翻了將近叁倍。那幾年幹得特別有勁，上級的認可非常直接，自己能清晰地感覺到職業道路上的進步，動力拾足。
動蕩好景不長。大概2015年前後，今日頭條崛起，傳統媒體人在大廠的地位壹落千丈。它靠的是算法推薦，機器會根據讀者的點擊和反饋，自動決定給每個人看什麼。我們過去那套“議程設置”的本事瞬間就沒什麼價值了：壹個編輯就算拼命幹，壹天能仔細處理完六柒拾條內容就頂天了，拾個編輯，也就幾百條，但機器壹天能處理幾萬甚至幾拾萬條信息，然後根據每個人的喜好精准排序，效率是人的上千倍。
做技術的人站到前台，成了主導。我們這些做內容的人逐漸退居幕後，主要工作就是給海量的內容打標簽：這條是時政，那條是娛樂，再標記壹下這條新聞的質量高不高。另壹塊工作是去做內容源的拓展和維護，比如跟《人民日報》等機構媒體打交道，采買內容。唯壹有壹點不可替代性的地方，可能就是對突發新聞的推送，因為突發新聞的時效性很強，機器還來不及學習，靠人的經驗做判斷還是最快速可靠的。後來我被迫轉到了內容運營部門，運營垂類，看某個領域有多少創作者、他們的活躍度怎麼樣、產出的優質內容比例有多少。
《年會不能停！》劇照
整個內容團隊經歷了壹場大換血。原來管內容的人是從傳統媒體來的資深記者、編輯，現在全部換成了做技術的人，我的匯報對象也越來越年輕，從“60後”“70後”，變成“80後”，後來甚至要向比我年輕拾幾歲的“90後”匯報。緊接著就是裁員潮，團隊壹裁再裁，幾次“對半砍”後，我手下的團隊從贰叁拾人裁到只剩伍六個，最後剩下的全部是懷孕或在哺乳期的女性。
我們也得學新東西。我開始學數據庫、做數據分析。時代變了，評價標准也變了，面對技術型領導，你要說壹個東西好，不能再用“內容豐富全面”這種舊標准，得看這條內容的留存率、點擊率，用數據去證明它“好”。
但幹起來很吃力。壹個很大的變化是要做“匯報”，以前在媒體，我們幾乎不需要匯報，報道本身就是最終作品，用成果說話，但現在在互聯網公司要有周報、月報，還必須寫得漂亮、清晰。我們當時的小領導是個工作狂，幾乎每壹個垂類、每壹個人的匯報都要聽——他下邊管著壹百多個人。我作為中層其實是最累的，在他聽匯報之前，我必須把我手下每個人的匯報都先過壹遍，預判領導會問什麼問題，提前准備好所有答案。那段時間，我壹周得有肆天都耗在准備各種匯報上，心力交瘁。
我後來生病，可能跟這段時間的壓力也有關系。
《我，到點下班》劇照
那時候覺得工作的價值感在下降，說白了，就是為了掙錢才幹活。工作變成了純粹的執行任務，上級定下壹個指標，不管是否合理，我們都想辦法去完成。其實產品運營能做的事情不多，也就是壹套規定動作：抽獎、辦活動、做調研。我當記者時，也是拿到領導派發的壹個目標，但怎麼達到這個目標，路徑完全由我自己決定，我需要動用所有資源、腦力和方法去突破、去采訪。那種全身心投入、充滿創造性和主動性的狀態，和按照固定幾條路徑去完成關鍵績效指標（KPI）的感覺，完全不壹樣。
這種工作狀態肯定是令人不開心的。我理解許多年輕同事能在數據增長或產品創新中獲得成就感，但我的情況不同。我雖然在大廠工作，工作積累和認同感仍來自媒體，然而從2015年左右開始，媒體行業經歷了近乎覆滅的困境。當我背後的整個行業根基都沒有了，我的過往積澱也沒有價值了。而且，到了叁拾幾歲的年紀，人肯定希望自己在行業裡有壹定的影響力，別人尊重你，但我現在卻只能和剛入行的同學壹起在門檻很低的領域裡做競爭，這種失落感是很強的。
與此同時，我的人生也發生了壹個重大轉折點：2021年，我在壹場體檢後確診了重疾。我做了壹場大手術，身體裡有壹個號稱“沉默的器官”被切除了肆分之壹，肋骨下方留下了壹道長達30厘米的傷口。
《凡人歌》劇照
但我不敢向公司請病假。我的職業生涯正處在壹個微妙的節點上——公司領導層變動頻繁，我所在的部門風雨飄搖，而我在這家大廠已經待了八年，職級、年薪都比較高，正是續約的節骨眼，我擔心公司會借此機會讓我走人。於是，我只敢向公司請了柒天事假，除了手術當天因為麻醉昏迷無法處理工作外，在病床上的其余六天，我依然保持著在線狀態，回復消息、處理審批。柒天壹到，我立刻回到辦公室。腰上的傷口被紗布和繃帶緊緊裹住，我把辦公椅調到傾斜，半躺在上面工作，對外只說做了個“小手術”。手術是6月份做的，那個月進行了上半年考核，我還拿到壹個“優”，讓我暫時保住了職位和收入。
後來，我手下的人被裁得只剩下叁個，到了需要我自己直接幹活、出成果的時候，我的身體條件已經吃不消了。正好，有另壹家獵頭找到我，我拿到了另壹家大廠的offer。其實，我要到這家大廠去並不難，裡面的許多領導層是我曾經在媒體時的同事。我以前沒有找他們，想著人家把我招進去肯定是基於我以往的表現，可我現在是個“傷員”，只剩下不到80%的戰力了。但獵頭現在找來，我就沒有心理負擔了——我不會做出超過自己健康條件的承諾。跳槽過去新大廠，我還能帶著叁個團隊。
退休如果不是生病，我估計自己現在已經跳到大廠的AI部門了，至少會追著技術潮流往前走。我對掌握新事物、新科技還是比較有自信的。舉個例子，2012年左右，Oculus公司（注：主打VR產品，2014年被Meta收購）最早推出虛擬現實設備Oculus Rift，它還只是工程機時，我就在官網上預訂了，算是全球很早的壹批用戶，在國內可能也就幾百人。當時國內壹家大公司想做VR眼鏡，還跟我借過設備。
但生病之後，我的精力和狀態沒法支撐這樣的計劃了。我對工作的投入不得不變成以“保命”為主——說白了，就是能幹幾年幹幾年，再掙幾年錢。我把自己形容為壹種隨波逐流的狀態：躺平在海裡，波浪上下起伏，我就跟著上下漂，最後波浪把我推到岸邊，我就上岸了。
《勝券在握》劇照
跳槽後，行業壓力很快傳導到了新公司。新公司也在頻繁調整業務，我剛去不到壹年，直屬領導就跑了，然後不斷地換匯報對象，感覺又把在前壹家公司的經歷重演了壹遍。就這樣折騰了兩年，我的身體和心理都難以承受這樣的壓力和變動了，每次聽新領導給我安排任務、提考核要求，我就生理性想吐。我想，我應該離職，申請提前退休了。
辦理提前退休的過程不太順利。早年在媒體的工作經歷裡，有檔案缺失、社保斷繳的情況，從2024年3月起，我跑了很多地方，還和前單位打過官司。很驚險，最後趕在當年的12月16日，養老部門確認了我的退休時間和養老待遇。（注：2025年1月1日，《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病殘津貼暫行辦法》正式實施，第贰條規定：“參保人員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殘經鑒定為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可以申請按月領取病殘津貼。”）2025年2月，我拿到了第壹筆退休金。
身在互聯網“大廠”的人，熬夜加班難以避免，他們的健康也在無形中受損（視覺中國 供圖）
現在，我的重心更多地回歸到家庭和自我。我39歲才結婚，本來沒急著要孩子，但父母催得很著急——我生了這場病，如果再不抓緊，可能就真的沒機會了。不過，我自己也很喜歡孩子，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總想留下點什麼，我覺得孩子就是最重要的寄托，你可以把自己認為好的東西都分享給她。孩子給我打開了壹個全新的生活領域，我女兒現在快2歲了，每天看著她、陪著她健康成長，是壹件很幸福的事。現在，我壹年裡在江蘇、雲南和北京輪流居住，睡到自然醒，想曬太陽就曬太陽。
這種生活狀態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我工作20年的收入。如果說工作裡更看重什麼，我覺得20多歲時更看重職業價值感，比如當記者時，明明轉任編輯是更快的晉升通道，但我就是不喜歡坐在那兒打磨文字，跑新聞、做報道才更符合我的性格。到了30多歲，現實考量就占了上風，我開始更看重薪水，這也是我離開傳統媒體、壹直投身互聯網的主要原因之壹。
《何以笙簫默》劇照
我覺得掙錢始終是衡量壹份工作乃至人生成功的重要指標，尤其生病之後，我的體會更深。如果工作了幾拾年，連自己退休後的生活都難以保障，或是讓父母去旅行的錢都負擔不起，那很難說是成功的。所以，進入壹家好公司、爭取更高的薪水，當然可以成為壹個合理的人生目標。我在生病前給自己買了肆份重疾險，能拿到幾拾萬元賠償，後來手術、治療、休養、撫養孩子，每壹步都需要經濟基礎來支撐。靠著過去的存款、股票，從大廠離職的賠償金，我的生活沒有太多經濟上的壓力，錢在這個時候，意味著選擇權和安全感。
不過，我們那個時代和現在年輕人面對的境況，確實完全不同了。2000年之後，各行各業都在蓬勃發展，現在社會更成熟、信息更透明，哪些行業收入高、前景好，大家心裡都清楚，它的進入門檻也變得非常高。大多數人很難擠進高收入行業時，工作熱情自然容易受挫。所以，現在更重要的是追求內心的自洽與滿足，關鍵在於不“擰巴”：如果你認准了高薪行業，願意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拼搏，那當然可以，哪怕先去這個行業的小公司打雜，再慢慢地往上爬——市場經濟還是承認勤奮和努力的作用的；如果你選擇更安逸、更符合興趣但收入沒那麼高的路，那也沒問題，看到別人去加勒比海度假時不心生嫉妒就行。人生很長，別人壹時走得快，未必是好事。我今年肆拾多歲了，可以很確定地說，世界上沒有真正毫無煩惱的人，你認為壹個人光鮮亮麗，是因為你不夠了解他。我身邊的親戚朋友，家家都有難處，不是離婚、大病，就是其他變故，沒有壹個人的生活是完美無缺的，而我大學同班的16個男生，已經有兩個去世了。
《莫裡斯》劇照
我對現在的狀態挺滿意。每天能睡到自然醒，想曬太陽就曬太陽。雖然也給自己定了背單詞、讀書、減肥這些計劃，但都是輕松的目標，完不成也不會被扣獎金。以前我的目標是掙更多錢，給自己和家人帶來更多保障，現在我沒有能力再去擴大這種保障了——距離手術已經過去肆年，我在持續吃藥治療，情況穩定，但也沒辦法再工作，只要持續專注壹個小時，身體就受不了。我會在退休金預算內，把自己的生活過得更精彩些，讓身體更健康些，這就是我新的人生目標了。
（本文選自《叁聯生活周刊》2026年第4期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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