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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如何收買企業?壹場政商關系的"貓鼠游戲"
國家如何收買企業?壹場政商關系的"貓鼠游戲"國家如何收買企業?壹場政商關系的"貓鼠游戲"
H：政商關系雖是大眾關注的焦點，但往往顯得模糊。人們通常有壹種淺顯的感覺，認為政商之間存在某種勾結或聯系；政府似乎經常對各種行業實行打壓，但商人又總能在互動中獲利。在這種背景下，你會如何總結中國的政商關系？
L：中國的政商關系確實盤根錯節、極其復雜。與以往研究政商關系的書相比，我這本書的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壹，過去的研究往往有壹個強烈的假設：在中國這樣壹個產權保護尚不完善的國家，商業之所以能發展得如此迅速，是因為政商之間存在壹種互惠關系：企業為政府辦事，官員必然會給予回報。但我的研究發現，事實並非總是如此。
第贰，我發現，許多企業其實非常不願意提供某些特定的“政治服務”。企業是非常精明且理性的，他們清晰地知道哪些投入對商業發展並無好處，甚至完全不值得做。
然而，由於產權保護的不完善，企業往往處於壹種“不得不做”的境地。因此，我觀察到在很多情況下，政商關系對於企業來說是壹個不好的消息。
H：能不能給大家舉幾個例子，講講你關注得比較細致的壹些案例？
L：在政商關系中，我們比較熟悉的“互惠”模式，是企業為政府提供監測和管控社會的手段，比如互聯網公司或社交媒體平台，這樣做對企業或許是有壹定好處的。
但我發現，中國還存在壹些很奇怪的“政治服務”。比如中國大修各種基礎設施，其中很多項目並非出於改善城市面貌或交通便利，而是為了官員的“政績工程”。有意思的是，很多政績工程的實際出資人未必是地方政府，也不壹定是納稅人的錢，而很可能是當地的企業。當企業需要為政績工程出錢時，這種關系就變得很微妙了。
我們知道，政績工程求的是規模和效應，並不壹定追求成本和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企業在做政績工程時，往往未必能收回成本，很多企業其實是不願意參與的。但是，如果你不去修，又會產生恐懼。因為政府想要報復企業是非常容易的，比如查稅，或者查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方面的規章。所以，企業不得不做這件事。
他們陷進了壹個非常困難的境地：既要付錢跟政府搞好關系，又想拿到回報。
[…]
政績和維穩，民企國企各有分工
H：實際上，在政府想要企業做什麼的這個光譜中，你幫大家梳理了兩條主線：壹條是完成“政績工程”，另壹條是進行“社會維穩”。這兩條主線的邏輯不太壹樣：政績工程本質上是花錢，政府傾向於尋找能以最低成本對其發號施令的民營企業；而到了維穩層面，由於需要極強的政治資本，並涉及與安全部門、武警、公安的合作，就需要政治上靠得住的單位，於是變成了國企。所以，它們之間其實是有壹種分工的，對嗎？
L：這兩條線的邏輯確實不同，體現了民企如何在某些行業，在政治方面能更容易存活。
在“政績工程”上，核心往往是資金問題。民營企業有時候真的承擔不起巨額成本，而國企存在“預算軟約束”，總能被政府拖住，所以規模巨大的政績工程，國企反倒成了更好的提供者。
在“社會維穩”上，正如你所說，如果最終需要動用暴力機關，政府需要體制內的企業站在壹起，以保證政治上不出問題。但如果政府認為不需要動用暴力機關，只需通過常規手段解決，他們反而更願意選擇“聽話”的企業，而聽話的往往是民企，而非大型國企。在這種情況下，民企反而有其生存空間。
H：尤其是當政府需要找壹個“替罪羊”來推卸責任時。
L：對，民企更容易充當這個角色。如果你說這全是國企的錯，民眾會覺得國企不就是國家的壹部分嗎？這種替罪羊起不到轉移矛盾的作用。所以這背後確實存在“政治分工”。
H：這種維穩作用非常重要，既能幫領導承擔責任、轉移注意力，甚至可以先抓點人進去，過兩天再放出來。
L：以房地產行業的“爆雷”為例，在新聞媒體上被廣泛批評的基本上都是大型民營房企。雖然國企和央企也有龐大的房地產業務，但我們很少見到它們被訴諸報端。這已經非常清晰地說明了雙方“政治資本”的差異。
政商體系的食物鏈
H：你剛剛為我們提供了壹個全面的中國政商關系圖譜，這其中其實存在壹個“食物鏈”，實際上是壹種層層外包的關系。
北京中央政府處於這個食物鏈的頂端。比如北京說要推行“廁所革命”，要把全中國的公共場所或農村廁所都改造成清潔、環保、體面的。那麼它的“外包商”就是各省政府，負責完成北京下達的政治指標；省政府再包給當地政府，當地政府最後再包給企業。而在這些承包的企業裡面，國企的地位又要比私營企業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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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中國的政商關系確實盤根錯節、極其復雜。與以往研究政商關系的書相比，我這本書的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壹，過去的研究往往有壹個強烈的假設：在中國這樣壹個產權保護尚不完善的國家，商業之所以能發展得如此迅速，是因為政商之間存在壹種互惠關系：企業為政府辦事，官員必然會給予回報。但我的研究發現，事實並非總是如此。
第贰，我發現，許多企業其實非常不願意提供某些特定的“政治服務”。企業是非常精明且理性的，他們清晰地知道哪些投入對商業發展並無好處，甚至完全不值得做。
然而，由於產權保護的不完善，企業往往處於壹種“不得不做”的境地。因此，我觀察到在很多情況下，政商關系對於企業來說是壹個不好的消息。
H：能不能給大家舉幾個例子，講講你關注得比較細致的壹些案例？
L：在政商關系中，我們比較熟悉的“互惠”模式，是企業為政府提供監測和管控社會的手段，比如互聯網公司或社交媒體平台，這樣做對企業或許是有壹定好處的。
但我發現，中國還存在壹些很奇怪的“政治服務”。比如中國大修各種基礎設施，其中很多項目並非出於改善城市面貌或交通便利，而是為了官員的“政績工程”。有意思的是，很多政績工程的實際出資人未必是地方政府，也不壹定是納稅人的錢，而很可能是當地的企業。當企業需要為政績工程出錢時，這種關系就變得很微妙了。
我們知道，政績工程求的是規模和效應，並不壹定追求成本和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企業在做政績工程時，往往未必能收回成本，很多企業其實是不願意參與的。但是，如果你不去修，又會產生恐懼。因為政府想要報復企業是非常容易的，比如查稅，或者查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方面的規章。所以，企業不得不做這件事。
他們陷進了壹個非常困難的境地：既要付錢跟政府搞好關系，又想拿到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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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績和維穩，民企國企各有分工
H：實際上，在政府想要企業做什麼的這個光譜中，你幫大家梳理了兩條主線：壹條是完成“政績工程”，另壹條是進行“社會維穩”。這兩條主線的邏輯不太壹樣：政績工程本質上是花錢，政府傾向於尋找能以最低成本對其發號施令的民營企業；而到了維穩層面，由於需要極強的政治資本，並涉及與安全部門、武警、公安的合作，就需要政治上靠得住的單位，於是變成了國企。所以，它們之間其實是有壹種分工的，對嗎？
L：這兩條線的邏輯確實不同，體現了民企如何在某些行業，在政治方面能更容易存活。
在“政績工程”上，核心往往是資金問題。民營企業有時候真的承擔不起巨額成本，而國企存在“預算軟約束”，總能被政府拖住，所以規模巨大的政績工程，國企反倒成了更好的提供者。
在“社會維穩”上，正如你所說，如果最終需要動用暴力機關，政府需要體制內的企業站在壹起，以保證政治上不出問題。但如果政府認為不需要動用暴力機關，只需通過常規手段解決，他們反而更願意選擇“聽話”的企業，而聽話的往往是民企，而非大型國企。在這種情況下，民企反而有其生存空間。
H：尤其是當政府需要找壹個“替罪羊”來推卸責任時。
L：對，民企更容易充當這個角色。如果你說這全是國企的錯，民眾會覺得國企不就是國家的壹部分嗎？這種替罪羊起不到轉移矛盾的作用。所以這背後確實存在“政治分工”。
H：這種維穩作用非常重要，既能幫領導承擔責任、轉移注意力，甚至可以先抓點人進去，過兩天再放出來。
L：以房地產行業的“爆雷”為例，在新聞媒體上被廣泛批評的基本上都是大型民營房企。雖然國企和央企也有龐大的房地產業務，但我們很少見到它們被訴諸報端。這已經非常清晰地說明了雙方“政治資本”的差異。
政商體系的食物鏈
H：你剛剛為我們提供了壹個全面的中國政商關系圖譜，這其中其實存在壹個“食物鏈”，實際上是壹種層層外包的關系。
北京中央政府處於這個食物鏈的頂端。比如北京說要推行“廁所革命”，要把全中國的公共場所或農村廁所都改造成清潔、環保、體面的。那麼它的“外包商”就是各省政府，負責完成北京下達的政治指標；省政府再包給當地政府，當地政府最後再包給企業。而在這些承包的企業裡面，國企的地位又要比私營企業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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