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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如何收買企業?壹場政商關系的"貓鼠游戲"
國家如何收買企業?壹場政商關系的"貓鼠游戲"國家如何收買企業?壹場政商關系的"貓鼠游戲"
為政績買單、為維穩出力，中國企業的雙重角色。
寫在前面
私營企業在中國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
長期以來，這是個極具爭議的問題。在壹些自由知識分子圈層裡，私營企業往往被當作是倡導自由和法治的聲音，是中國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希望。私營企業家中也不乏思想自由活躍的分子，比如當年積極支持六肆學生的萬潤南、華遠集團的任志強，等等。
壹種國家與企業家的敵對緊張感似乎長期存在。從中國國家角度，私營企業主們在毛時期是“階級敵人”，被冠以“黑伍類”、“臭老九”等污名。改革開放以後，黨國與私人企業的關系逐漸走向緩和和曖昧，尤其是“叁個代表”之後，私營企業家也具備了入黨資格，中國各類私營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湧出、壯大。然而，國家對私營企業又多有提防，不時進行運動式整頓。疫情以來，我們已經見證了針對金融、教培、游戲、房地產等諸多行業的政治掛帥的治理運動；國家並不完全信任私營企業。
然而，在喬治城大學的助理教授冷寧看來，私企與中國政治的關系並非簡單對立。相反，企業常常在各級政治中承擔重要角色，同時既為政績工程買單，又為維穩排憂解難。冷教授的研究涵蓋政治經濟學、中國政治和比較政治學，她的英文新書《商業的政治化：黨國如何讓企業為它賣命》（Politicizing Business: How Firms Are Made to Serve the Party-State in China）深入探討了過去拾年中新出現的私營企業的政治角色問題。今天這次對話便圍繞著這本新書展開。
何流
注：文中人物姓名使用首字母標注：冷寧-L、何流-H
從國企到民企，企業如何被地方政府“征兵”?
H：歡迎冷寧做客季風播客，要不要先跟我們的聽眾朋友們打個招呼？
L：Hello 大家好，我是冷寧。
H：冷寧最近出版了新書《Politicizing Business: How Firms Are Made to Serve the Party-State in China》，我的盜版翻譯是《商業的政治化：黨國如何讓企業為它賣命》，不知道這是否准確？能否請你分享壹下這本書的中心論點和主要發現？
L：我在想我會不會用“賣命”這個詞，我可能會換壹個更學術化的表達，但意思確實如此。這本書主要探討在中國壹些貌似不起眼的行業，比如公共服務行業，
從國企到民企，企業如何被地方政府“征兵”，進而提供伍花八門的“政治服務”。
我在書中重點寫了兩個大家平時可能沒太注意的維度：壹是幫助地方官員達到晉升目的；贰是攜手地方政府共同維護社會穩定。
H：政商關系雖是大眾關注的焦點，但往往顯得模糊。人們通常有壹種淺顯的感覺，認為政商之間存在某種勾結或聯系；政府似乎經常對各種行業實行打壓，但商人又總能在互動中獲利。在這種背景下，你會如何總結中國的政商關系？
L：中國的政商關系確實盤根錯節、極其復雜。與以往研究政商關系的書相比，我這本書的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壹，過去的研究往往有壹個強烈的假設：在中國這樣壹個產權保護尚不完善的國家，商業之所以能發展得如此迅速，是因為政商之間存在壹種互惠關系：企業為政府辦事，官員必然會給予回報。但我的研究發現，事實並非總是如此。
第贰，我發現，許多企業其實非常不願意提供某些特定的“政治服務”。企業是非常精明且理性的，他們清晰地知道哪些投入對商業發展並無好處，甚至完全不值得做。
然而，由於產權保護的不完善，企業往往處於壹種“不得不做”的境地。因此，我觀察到在很多情況下，政商關系對於企業來說是壹個不好的消息。
H：能不能給大家舉幾個例子，講講你關注得比較細致的壹些案例？
L：在政商關系中，我們比較熟悉的“互惠”模式，是企業為政府提供監測和管控社會的手段，比如互聯網公司或社交媒體平台，這樣做對企業或許是有壹定好處的。
但我發現，中國還存在壹些很奇怪的“政治服務”。比如中國大修各種基礎設施，其中很多項目並非出於改善城市面貌或交通便利，而是為了官員的“政績工程”。有意思的是，很多政績工程的實際出資人未必是地方政府，也不壹定是納稅人的錢，而很可能是當地的企業。當企業需要為政績工程出錢時，這種關系就變得很微妙了。
我們知道，政績工程求的是規模和效應，並不壹定追求成本和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企業在做政績工程時，往往未必能收回成本，很多企業其實是不願意參與的。但是，如果你不去修，又會產生恐懼。因為政府想要報復企業是非常容易的，比如查稅，或者查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方面的規章。所以，企業不得不做這件事。
他們陷進了壹個非常困難的境地：既要付錢跟政府搞好關系，又想拿到回報。
[…]
政績和維穩，民企國企各有分工
H：實際上，在政府想要企業做什麼的這個光譜中，你幫大家梳理了兩條主線：壹條是完成“政績工程”，另壹條是進行“社會維穩”。這兩條主線的邏輯不太壹樣：政績工程本質上是花錢，政府傾向於尋找能以最低成本對其發號施令的民營企業；而到了維穩層面，由於需要極強的政治資本，並涉及與安全部門、武警、公安的合作，就需要政治上靠得住的單位，於是變成了國企。所以，它們之間其實是有壹種分工的，對嗎？
L：這兩條線的邏輯確實不同，體現了民企如何在某些行業，在政治方面能更容易存活。
在“政績工程”上，核心往往是資金問題。民營企業有時候真的承擔不起巨額成本，而國企存在“預算軟約束”，總能被政府拖住，所以規模巨大的政績工程，國企反倒成了更好的提供者。
在“社會維穩”上，正如你所說，如果最終需要動用暴力機關，政府需要體制內的企業站在壹起，以保證政治上不出問題。但如果政府認為不需要動用暴力機關，只需通過常規手段解決，他們反而更願意選擇“聽話”的企業，而聽話的往往是民企，而非大型國企。在這種情況下，民企反而有其生存空間。
H：尤其是當政府需要找壹個“替罪羊”來推卸責任時。
L：對，民企更容易充當這個角色。如果你說這全是國企的錯，民眾會覺得國企不就是國家的壹部分嗎？這種替罪羊起不到轉移矛盾的作用。所以這背後確實存在“政治分工”。
H：這種維穩作用非常重要，既能幫領導承擔責任、轉移注意力，甚至可以先抓點人進去，過兩天再放出來。
L：以房地產行業的“爆雷”為例，在新聞媒體上被廣泛批評的基本上都是大型民營房企。雖然國企和央企也有龐大的房地產業務，但我們很少見到它們被訴諸報端。這已經非常清晰地說明了雙方“政治資本”的差異。
政商體系的食物鏈
H：你剛剛為我們提供了壹個全面的中國政商關系圖譜，這其中其實存在壹個“食物鏈”，實際上是壹種層層外包的關系。
北京中央政府處於這個食物鏈的頂端。比如北京說要推行“廁所革命”，要把全中國的公共場所或農村廁所都改造成清潔、環保、體面的。那麼它的“外包商”就是各省政府，負責完成北京下達的政治指標；省政府再包給當地政府，當地政府最後再包給企業。而在這些承包的企業裡面，國企的地位又要比私營企業更高。
L：“廁所革命”特別有意思。我最近看到壹個新聞，地方政府顯然把廁所革命又變成了壹個搞政績工程的機會，大家拼命建高大上的廁所。但在某個地方，公共廁所建好後居然鎖上了，不許居民使用，最後被居民告到了上面。所以，政績工程看重的是“面子”。
H：這種廁所是專門給領導參觀的。
L：是的。領導來看，覺得這個廁所挺好，為民造福、環保健康。
回到你說的那個“食物鏈條”，這絕對是對的。我在書裡專門寫到了如何按“政治資本”為中國的企業排序。誰的政治資本最高？誰可以不用當替罪羊，也不用在政府面前受這麼多氣？
大型央企，顯然排名第壹，它們在任何地方都處於食物鏈的頂端。緊隨其後的是省級國企，尤其是在本省境內，省級國企的政治資本僅次於央企。
再往下走，則是壹些小型國企以及大型民企。如果壹家大型民企處在非常重要的行業，且該行業中缺乏國企。例如目前大火的 AI 行業，基本以民企為主，那麼這些民企的政治資本也不小。
直接針對消費者的民營企業，是政治資本最弱的。因為它們的產品無法為政府提供直接的支撐，這種企業的政治資本是最稀缺的。
在這個體系中，你在政商關系裡的議價能力，也就是討價還價的能力 ，完全取決於你的政治資本。但我必須補充壹點：民營企業無論做到多大，無論是否成為全國冠軍，其政治資本始終存在本質缺陷。民企的政治資本僅來源於與個人官員的關系，而無法像國企那樣成為體制內真正的壹部分。
正如民企私下裡常形容的：
國企是“親兒子”，而民企甚至連“幹孫子”都算不上。
民營企業永遠缺乏機構性、制度性的政治資本，其資本高度依賴於個人關系。從這個層面來講，民營企業永遠處在比國有企業更弱勢的位置。
為什麼說中國官員是很焦慮的壹群人
H：在這樣壹個鏈條裡面，按照你的觀點，看起來有壹個制度決定著整個鏈條的運營，那就是官員的升遷制度。整個政治機器的運轉，本質上是落實到官員去完成他們的政治任務，以便在伍年任期後獲得升職加薪、更大的機會和更高的平台。
官員的表現是如何衡量的？他們又是怎樣升遷到更高位置上的？能不能請你給大家講講，中國的官員升遷體系到底是如何運作的？我也知道你之前曾專門寫過學術論文來探討這個話題。
L：官員的晉升體制，是導致“企業政治化”的壹個重要來源。
在研究這個群體並做完田野調查後，我發現中國的官員其實非常累，而且非常焦慮。他們對自己前途的緊張感和焦慮感令我大為震驚。這種焦慮的來源在於：
官員們心裡面都不太清楚，到底要怎麼做才能得到晉升。
除了那些不求晉升、只求安穩的官員，但凡有壹點抱負想往上走的，這個系統都會讓你覺得非常迷惑。總的來說，官員考核由兩個最重要的部分組成：
第壹是能力考核。 這就是我們最出名的官員考核制度，全部是量化的壹百多個政策目標。每年發下來，比如失業率要降低到多少、GDP要達到多少，這是壹群量化的東西。
第贰是忠誠考核。 這是壹個非常玄幻的事情，體現在上層黨委每年寫的總結裡：你是不是個好官員？有沒有跟著黨走？有沒有幹不該幹的事情？
這套系統有兩個問題：
首先，量化指標很容易被操縱。以我最熟悉的污水和垃圾處理行業為例，如果量化指標要求污水處理率達到86%，這很容易達到。你只需要在考核監測的那幾天，通過大量的監管和執行把河搞得特別幹淨，就能達標。但平時是否每天都這麼幹，沒人知道。包括失業率等數據，在統計口徑上都是可以做手腳的。官員們明白，既然人人都在操縱指標，這套系統就很難辨認出誰最有能力。做好量化指標只算基本合格，並不壹定能帶來晉升。
其次，為了更突出自己，官員只能去搞政績工程。但政績工程不能亂搞，不能顯得你有“異心”或者只想突出自己、不突出黨。因為黨看重忠誠，而忠誠在體系內就意味著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得做黨想做的事。
這種忠誠考核在暗地裡絕對束縛了地方官員。他們發現自己能幹的事情不多，必須黨說要幹什麼，才敢去幹什麼。所以政績工程就出現在非常狹窄的道路上：黨說要搞環境，所有政績工程都湧向環境；黨說要搞AI，政績工程就全部出現在AI行業。
正是這種考核體系，造成了官員極度焦慮且特別怕犯錯。所以他們會小心地搞政績工程，並讓企業來出錢、背鍋，以此規避搞砸了的風險。這就是這套邏輯在裡面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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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寫在前面
私營企業在中國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
長期以來，這是個極具爭議的問題。在壹些自由知識分子圈層裡，私營企業往往被當作是倡導自由和法治的聲音，是中國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希望。私營企業家中也不乏思想自由活躍的分子，比如當年積極支持六肆學生的萬潤南、華遠集團的任志強，等等。
壹種國家與企業家的敵對緊張感似乎長期存在。從中國國家角度，私營企業主們在毛時期是“階級敵人”，被冠以“黑伍類”、“臭老九”等污名。改革開放以後，黨國與私人企業的關系逐漸走向緩和和曖昧，尤其是“叁個代表”之後，私營企業家也具備了入黨資格，中國各類私營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湧出、壯大。然而，國家對私營企業又多有提防，不時進行運動式整頓。疫情以來，我們已經見證了針對金融、教培、游戲、房地產等諸多行業的政治掛帥的治理運動；國家並不完全信任私營企業。
然而，在喬治城大學的助理教授冷寧看來，私企與中國政治的關系並非簡單對立。相反，企業常常在各級政治中承擔重要角色，同時既為政績工程買單，又為維穩排憂解難。冷教授的研究涵蓋政治經濟學、中國政治和比較政治學，她的英文新書《商業的政治化：黨國如何讓企業為它賣命》（Politicizing Business: How Firms Are Made to Serve the Party-State in China）深入探討了過去拾年中新出現的私營企業的政治角色問題。今天這次對話便圍繞著這本新書展開。
何流
注：文中人物姓名使用首字母標注：冷寧-L、何流-H
從國企到民企，企業如何被地方政府“征兵”?
H：歡迎冷寧做客季風播客，要不要先跟我們的聽眾朋友們打個招呼？
L：Hello 大家好，我是冷寧。
H：冷寧最近出版了新書《Politicizing Business: How Firms Are Made to Serve the Party-State in China》，我的盜版翻譯是《商業的政治化：黨國如何讓企業為它賣命》，不知道這是否准確？能否請你分享壹下這本書的中心論點和主要發現？
L：我在想我會不會用“賣命”這個詞，我可能會換壹個更學術化的表達，但意思確實如此。這本書主要探討在中國壹些貌似不起眼的行業，比如公共服務行業，
從國企到民企，企業如何被地方政府“征兵”，進而提供伍花八門的“政治服務”。
我在書中重點寫了兩個大家平時可能沒太注意的維度：壹是幫助地方官員達到晉升目的；贰是攜手地方政府共同維護社會穩定。
H：政商關系雖是大眾關注的焦點，但往往顯得模糊。人們通常有壹種淺顯的感覺，認為政商之間存在某種勾結或聯系；政府似乎經常對各種行業實行打壓，但商人又總能在互動中獲利。在這種背景下，你會如何總結中國的政商關系？
L：中國的政商關系確實盤根錯節、極其復雜。與以往研究政商關系的書相比，我這本書的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壹，過去的研究往往有壹個強烈的假設：在中國這樣壹個產權保護尚不完善的國家，商業之所以能發展得如此迅速，是因為政商之間存在壹種互惠關系：企業為政府辦事，官員必然會給予回報。但我的研究發現，事實並非總是如此。
第贰，我發現，許多企業其實非常不願意提供某些特定的“政治服務”。企業是非常精明且理性的，他們清晰地知道哪些投入對商業發展並無好處，甚至完全不值得做。
然而，由於產權保護的不完善，企業往往處於壹種“不得不做”的境地。因此，我觀察到在很多情況下，政商關系對於企業來說是壹個不好的消息。
H：能不能給大家舉幾個例子，講講你關注得比較細致的壹些案例？
L：在政商關系中，我們比較熟悉的“互惠”模式，是企業為政府提供監測和管控社會的手段，比如互聯網公司或社交媒體平台，這樣做對企業或許是有壹定好處的。
但我發現，中國還存在壹些很奇怪的“政治服務”。比如中國大修各種基礎設施，其中很多項目並非出於改善城市面貌或交通便利，而是為了官員的“政績工程”。有意思的是，很多政績工程的實際出資人未必是地方政府，也不壹定是納稅人的錢，而很可能是當地的企業。當企業需要為政績工程出錢時，這種關系就變得很微妙了。
我們知道，政績工程求的是規模和效應，並不壹定追求成本和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企業在做政績工程時，往往未必能收回成本，很多企業其實是不願意參與的。但是，如果你不去修，又會產生恐懼。因為政府想要報復企業是非常容易的，比如查稅，或者查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方面的規章。所以，企業不得不做這件事。
他們陷進了壹個非常困難的境地：既要付錢跟政府搞好關系，又想拿到回報。
[…]
政績和維穩，民企國企各有分工
H：實際上，在政府想要企業做什麼的這個光譜中，你幫大家梳理了兩條主線：壹條是完成“政績工程”，另壹條是進行“社會維穩”。這兩條主線的邏輯不太壹樣：政績工程本質上是花錢，政府傾向於尋找能以最低成本對其發號施令的民營企業；而到了維穩層面，由於需要極強的政治資本，並涉及與安全部門、武警、公安的合作，就需要政治上靠得住的單位，於是變成了國企。所以，它們之間其實是有壹種分工的，對嗎？
L：這兩條線的邏輯確實不同，體現了民企如何在某些行業，在政治方面能更容易存活。
在“政績工程”上，核心往往是資金問題。民營企業有時候真的承擔不起巨額成本，而國企存在“預算軟約束”，總能被政府拖住，所以規模巨大的政績工程，國企反倒成了更好的提供者。
在“社會維穩”上，正如你所說，如果最終需要動用暴力機關，政府需要體制內的企業站在壹起，以保證政治上不出問題。但如果政府認為不需要動用暴力機關，只需通過常規手段解決，他們反而更願意選擇“聽話”的企業，而聽話的往往是民企，而非大型國企。在這種情況下，民企反而有其生存空間。
H：尤其是當政府需要找壹個“替罪羊”來推卸責任時。
L：對，民企更容易充當這個角色。如果你說這全是國企的錯，民眾會覺得國企不就是國家的壹部分嗎？這種替罪羊起不到轉移矛盾的作用。所以這背後確實存在“政治分工”。
H：這種維穩作用非常重要，既能幫領導承擔責任、轉移注意力，甚至可以先抓點人進去，過兩天再放出來。
L：以房地產行業的“爆雷”為例，在新聞媒體上被廣泛批評的基本上都是大型民營房企。雖然國企和央企也有龐大的房地產業務，但我們很少見到它們被訴諸報端。這已經非常清晰地說明了雙方“政治資本”的差異。
政商體系的食物鏈
H：你剛剛為我們提供了壹個全面的中國政商關系圖譜，這其中其實存在壹個“食物鏈”，實際上是壹種層層外包的關系。
北京中央政府處於這個食物鏈的頂端。比如北京說要推行“廁所革命”，要把全中國的公共場所或農村廁所都改造成清潔、環保、體面的。那麼它的“外包商”就是各省政府，負責完成北京下達的政治指標；省政府再包給當地政府，當地政府最後再包給企業。而在這些承包的企業裡面，國企的地位又要比私營企業更高。
L：“廁所革命”特別有意思。我最近看到壹個新聞，地方政府顯然把廁所革命又變成了壹個搞政績工程的機會，大家拼命建高大上的廁所。但在某個地方，公共廁所建好後居然鎖上了，不許居民使用，最後被居民告到了上面。所以，政績工程看重的是“面子”。
H：這種廁所是專門給領導參觀的。
L：是的。領導來看，覺得這個廁所挺好，為民造福、環保健康。
回到你說的那個“食物鏈條”，這絕對是對的。我在書裡專門寫到了如何按“政治資本”為中國的企業排序。誰的政治資本最高？誰可以不用當替罪羊，也不用在政府面前受這麼多氣？
大型央企，顯然排名第壹，它們在任何地方都處於食物鏈的頂端。緊隨其後的是省級國企，尤其是在本省境內，省級國企的政治資本僅次於央企。
再往下走，則是壹些小型國企以及大型民企。如果壹家大型民企處在非常重要的行業，且該行業中缺乏國企。例如目前大火的 AI 行業，基本以民企為主，那麼這些民企的政治資本也不小。
直接針對消費者的民營企業，是政治資本最弱的。因為它們的產品無法為政府提供直接的支撐，這種企業的政治資本是最稀缺的。
在這個體系中，你在政商關系裡的議價能力，也就是討價還價的能力 ，完全取決於你的政治資本。但我必須補充壹點：民營企業無論做到多大，無論是否成為全國冠軍，其政治資本始終存在本質缺陷。民企的政治資本僅來源於與個人官員的關系，而無法像國企那樣成為體制內真正的壹部分。
正如民企私下裡常形容的：
國企是“親兒子”，而民企甚至連“幹孫子”都算不上。
民營企業永遠缺乏機構性、制度性的政治資本，其資本高度依賴於個人關系。從這個層面來講，民營企業永遠處在比國有企業更弱勢的位置。
為什麼說中國官員是很焦慮的壹群人
H：在這樣壹個鏈條裡面，按照你的觀點，看起來有壹個制度決定著整個鏈條的運營，那就是官員的升遷制度。整個政治機器的運轉，本質上是落實到官員去完成他們的政治任務，以便在伍年任期後獲得升職加薪、更大的機會和更高的平台。
官員的表現是如何衡量的？他們又是怎樣升遷到更高位置上的？能不能請你給大家講講，中國的官員升遷體系到底是如何運作的？我也知道你之前曾專門寫過學術論文來探討這個話題。
L：官員的晉升體制，是導致“企業政治化”的壹個重要來源。
在研究這個群體並做完田野調查後，我發現中國的官員其實非常累，而且非常焦慮。他們對自己前途的緊張感和焦慮感令我大為震驚。這種焦慮的來源在於：
官員們心裡面都不太清楚，到底要怎麼做才能得到晉升。
除了那些不求晉升、只求安穩的官員，但凡有壹點抱負想往上走的，這個系統都會讓你覺得非常迷惑。總的來說，官員考核由兩個最重要的部分組成：
第壹是能力考核。 這就是我們最出名的官員考核制度，全部是量化的壹百多個政策目標。每年發下來，比如失業率要降低到多少、GDP要達到多少，這是壹群量化的東西。
第贰是忠誠考核。 這是壹個非常玄幻的事情，體現在上層黨委每年寫的總結裡：你是不是個好官員？有沒有跟著黨走？有沒有幹不該幹的事情？
這套系統有兩個問題：
首先，量化指標很容易被操縱。以我最熟悉的污水和垃圾處理行業為例，如果量化指標要求污水處理率達到86%，這很容易達到。你只需要在考核監測的那幾天，通過大量的監管和執行把河搞得特別幹淨，就能達標。但平時是否每天都這麼幹，沒人知道。包括失業率等數據，在統計口徑上都是可以做手腳的。官員們明白，既然人人都在操縱指標，這套系統就很難辨認出誰最有能力。做好量化指標只算基本合格，並不壹定能帶來晉升。
其次，為了更突出自己，官員只能去搞政績工程。但政績工程不能亂搞，不能顯得你有“異心”或者只想突出自己、不突出黨。因為黨看重忠誠，而忠誠在體系內就意味著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得做黨想做的事。
這種忠誠考核在暗地裡絕對束縛了地方官員。他們發現自己能幹的事情不多，必須黨說要幹什麼，才敢去幹什麼。所以政績工程就出現在非常狹窄的道路上：黨說要搞環境，所有政績工程都湧向環境；黨說要搞AI，政績工程就全部出現在AI行業。
正是這種考核體系，造成了官員極度焦慮且特別怕犯錯。所以他們會小心地搞政績工程，並讓企業來出錢、背鍋，以此規避搞砸了的風險。這就是這套邏輯在裡面的運作方式。
[加西網正招聘多名全職sales 待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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