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点对话马东:喜剧是乌托邦,米未是个厨子
晚点:有什么事情是你出发的时候觉得自己会做,但没有做的?
马东:比如我跟投资人说我要做一个大的文化公司。
现在回头看,我们出来创业的时候不必拿天使投资,甚至也不必融资,因为第一天就挣钱。但当时风气所致吧,人被大的浪潮席卷着,很难做出高维判断,力所不能及。
晚点:当年灿星做《中国好声音》,一年 6 亿净利润,这个时代还会有吗?
马东:从做公司的角度来讲,我当然希望有。但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好时代,那是一个被资本推着走的时代,它潮涨潮落,潮涨时大家都很嗨,但潮落时的落差会特别难受。
晚点:很多年前,你们站在北京东三环的天桥上选楼,要开米未酒店,做一家生活方式公司。
马东:那纯属是 “晕菜” 了。还好我们在 2017 年年底清醒过来,很快就开始裁员、砍项目、砍业务线,彻底的停掉了资本化的努力。米未从 300 人缩减到 150 人,现在也是 130 人左右的规模。
我们总结了一个 “智力总投入” 公式,足够聪明的脑袋乘以足够长的时间,除以集中度,等于智力总投入。我们决定一年只做一档节目,核心的策略是要做爆款,不做多而无效的东西。
晚点:一年只做一档节目,赌输了怎么办?
马东:米未有个 “死亡清单”,其中一条是:永远不会把超过 20% 的储备投入到一个项目里。
我大概能开三枪——开第一枪死了,再来第二枪;第二枪死了,再来第三枪;如果三枪都死了,那就活该了。
晚点:米未从膨胀到收缩的那几年,市场出现了不少现象级节目,比如《中国新说唱》,那些节目给你更多是启发还是压力?
马东:当时压力巨大。
我记得 2018 年《奇葩说 5》启动时,我们在爱奇艺的营销会上拍了个短片,主题是急诊室:《奇葩说》是个濒死的病人,旁边是一群要救命的人。我印象很深,一个同事演病人的女朋友,她背着个包说:“你看,这是平台给的资源包,我也不能不要。” 里面全是自嘲。当时《奇葩说 4》在我们心里其实没达到标准,压力巨大,才做了《奇葩说 5》, 好在《奇葩说 5》最后成绩不错。
晚点:你们做《奇葩说 4》时已经很疲惫了,为什么还能继续做 5、6、7?
马东:是因为又过了五年——五年就是一代人。一代新的人从 19 岁到 26 岁,进入了我们内容可以触达的射程范围。
我们做《奇葩说》的时候,他们在看《快乐大本营》,根本没看过《奇葩说》,他们是后来倒着从网上看回来的。我们想给这代新人做新的《奇葩说》——这是《奇葩说 5》最大的动力。
晚点:为什么做到第七季就停了?
马东:每一个团队都会有它的疲劳期,就是电阻会增加。你问问现在的导演组,对喜剧创作肯定是疲劳的。
晚点:这才四季。
马东:对,这才四季。所以我们有蓝天期,让导演组整个放假,你们出去旅游,爱干嘛干嘛,把工作放一放。就是我们说的空杯,把茶垢洗一洗,这个杯子才好用。
晚点:你之前说,做内容要感受时代的 “暗流”。今天的暗流和十年前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马东:2015 年那会儿,社会情绪是 “明天会更好”,房价上涨,财富效应饱满,当年《奇葩说》的核心受众是 19-30 岁的年轻人,特别是 25 岁左右的女性——因为她们在社交传播里更活跃。她们关心什么?我们当时总结是三个 “身边的道德困境”:谈恋爱;跟父母的关系;初入职场的困惑。我们的辩题就是围绕这三件事。
后来出现了考公潮,今天这个潮有没有减弱我不知道,但新进职场的年轻人,精神面貌显然又不同了。时代的语言、情绪也变了。
晚点:你们当年总结的三个困境——谈恋爱、与父母的关系、初入职场的迷茫——今天都还在,只是更激烈了。
马东:困境不会消失,因为它们是人的 “代际困境”,是每一代人在二十几岁都会遇到的问题。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马东:比如我跟投资人说我要做一个大的文化公司。
现在回头看,我们出来创业的时候不必拿天使投资,甚至也不必融资,因为第一天就挣钱。但当时风气所致吧,人被大的浪潮席卷着,很难做出高维判断,力所不能及。
晚点:当年灿星做《中国好声音》,一年 6 亿净利润,这个时代还会有吗?
马东:从做公司的角度来讲,我当然希望有。但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好时代,那是一个被资本推着走的时代,它潮涨潮落,潮涨时大家都很嗨,但潮落时的落差会特别难受。
晚点:很多年前,你们站在北京东三环的天桥上选楼,要开米未酒店,做一家生活方式公司。
马东:那纯属是 “晕菜” 了。还好我们在 2017 年年底清醒过来,很快就开始裁员、砍项目、砍业务线,彻底的停掉了资本化的努力。米未从 300 人缩减到 150 人,现在也是 130 人左右的规模。
我们总结了一个 “智力总投入” 公式,足够聪明的脑袋乘以足够长的时间,除以集中度,等于智力总投入。我们决定一年只做一档节目,核心的策略是要做爆款,不做多而无效的东西。
晚点:一年只做一档节目,赌输了怎么办?
马东:米未有个 “死亡清单”,其中一条是:永远不会把超过 20% 的储备投入到一个项目里。
我大概能开三枪——开第一枪死了,再来第二枪;第二枪死了,再来第三枪;如果三枪都死了,那就活该了。
晚点:米未从膨胀到收缩的那几年,市场出现了不少现象级节目,比如《中国新说唱》,那些节目给你更多是启发还是压力?
马东:当时压力巨大。
我记得 2018 年《奇葩说 5》启动时,我们在爱奇艺的营销会上拍了个短片,主题是急诊室:《奇葩说》是个濒死的病人,旁边是一群要救命的人。我印象很深,一个同事演病人的女朋友,她背着个包说:“你看,这是平台给的资源包,我也不能不要。” 里面全是自嘲。当时《奇葩说 4》在我们心里其实没达到标准,压力巨大,才做了《奇葩说 5》, 好在《奇葩说 5》最后成绩不错。
晚点:你们做《奇葩说 4》时已经很疲惫了,为什么还能继续做 5、6、7?
马东:是因为又过了五年——五年就是一代人。一代新的人从 19 岁到 26 岁,进入了我们内容可以触达的射程范围。
我们做《奇葩说》的时候,他们在看《快乐大本营》,根本没看过《奇葩说》,他们是后来倒着从网上看回来的。我们想给这代新人做新的《奇葩说》——这是《奇葩说 5》最大的动力。
晚点:为什么做到第七季就停了?
马东:每一个团队都会有它的疲劳期,就是电阻会增加。你问问现在的导演组,对喜剧创作肯定是疲劳的。
晚点:这才四季。
马东:对,这才四季。所以我们有蓝天期,让导演组整个放假,你们出去旅游,爱干嘛干嘛,把工作放一放。就是我们说的空杯,把茶垢洗一洗,这个杯子才好用。
晚点:你之前说,做内容要感受时代的 “暗流”。今天的暗流和十年前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马东:2015 年那会儿,社会情绪是 “明天会更好”,房价上涨,财富效应饱满,当年《奇葩说》的核心受众是 19-30 岁的年轻人,特别是 25 岁左右的女性——因为她们在社交传播里更活跃。她们关心什么?我们当时总结是三个 “身边的道德困境”:谈恋爱;跟父母的关系;初入职场的困惑。我们的辩题就是围绕这三件事。
后来出现了考公潮,今天这个潮有没有减弱我不知道,但新进职场的年轻人,精神面貌显然又不同了。时代的语言、情绪也变了。
晚点:你们当年总结的三个困境——谈恋爱、与父母的关系、初入职场的迷茫——今天都还在,只是更激烈了。
马东:困境不会消失,因为它们是人的 “代际困境”,是每一代人在二十几岁都会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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