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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家庭 更容易教育出"逆子"?(圖
中產家庭 更容易教育出"逆子"?(圖中產家庭 更容易教育出"逆子"?(圖
灰色的按鈕
新周刊：有帖子說以前的大學生壹看就很成年人，現在的大學生即使進了職場，還是很像小孩。這引申出了年輕人是否經歷“隱形失權”的討論。
伊險峰：就業年齡肯定推遲了，以前高中畢業就算知識分子。大學開始擴招後，差不多22歲本科畢業進入社會，現在可能25歲才進入的也不少。社會技能培訓時間加長，總就業時間變短，這似乎是壹種趨勢，從歐美到中國都壹樣。
父輩壹代有壹個相對“平等”的機會。畢竟永遠有叼著金湯匙出生的人，但對大多數人來說，當時有壹個相對平等的機遇。比如羅老師（注：指書中父輩受訪者）在提他和同學時就探討過這個問題。有些人機會確實更好，但如果放在30年的時間跨度裡看，這壹代人的機會基本上還是可以的。對年輕壹代來說，他們可能只經歷了拾年左右的機會窗口。這拾年裡差異確實存在，就像羅老師當年在山溝當部隊教員，而他同學在加州(专题)伯克利留學，但30年後，差異可能會被壹點點抹平。
我們無法判斷30年後是什麼情況，但從父輩的角度看，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對社會的貢獻感，是建立在30年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他覺得自己對社會毫無貢獻，自認社會地位很低，就不會談什麼責任感。
楊櫻：80、90年代的大學生能更早獲得責任與社會角色，因為他們真有社會責任感。他們認為知識和真理掌握在自己手裡，有精英意識，因為那時能獲得大學教育資源的人是少數。在改革開放後重新推崇知識階層的語境下，加上個人學歷的含金量，他們有“對社會說點什麼”的意識是很自然的。
現在念碩士甚至博士，好像很難獲得實際的求職資本。加上大學教育越來越與職業分離，現在哪怕是博士，也很少有人自稱“社會精英”。Ta只是壹個專業技術人才，會覺得自己的話語權在其他領域用不上。
要對社會發表評價，很多知識要從頭積累，Ta心理上可能就沒有“我對社會負有責任”的自信。其次，巨大的社會分工後，社會也不要求你承擔什麼責任，只要你能把技能成功“貨幣化”，就是壹個好公民了。
我覺得不是只有現在的“富足壹代”才有具體的反抗對象。難道歐美戰後壹代反抗不具象嗎？他們反抗性觀念、時尚觀念、社會等級、戰爭……每壹代人都有具體的反抗對象。
（圖/《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
新周刊：父輩在討論年輕人的立場時，常以“你還年輕”“等你經歷多了就明白了”來回應。你們怎麼看待這種過來人姿態？
楊櫻：有些時候他是真誠的，因為確實有些問題需要時間來回答。但有些時候，他也不知道答案，他很難把壹些復雜問題用自己的方式解釋清楚時，就傾向於模糊化處理，這可以說是壹種偷懶或敷衍。而且不是只對年輕壹代，很多父母對小孩也是這樣。當“真誠額度”用完了，就會拿出這類話。
書裡其實有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有壹個父親說，他兒子的種種問題，“在他點不到外賣的時候就都迎刃而解了”。換句話說，只要他被社會捶過，就會轉變立場。
相比那種單純的“你還年輕”“你就是閒的”這類說法，我更警惕這種觀念。明明是父輩有責任用真誠去和下壹代進行信息交換，但他其實把責任推給了所謂的鐵拳、環境或社會。那你在交流中做了什麼？或者說為什麼在這點上交流失敗了？相比泛泛地評價下壹代，那種“你點不到外賣的時候自然就變了”的態度背後的犬儒主義是我更難以認同的。
新周刊：結尾提到“灰色的按鈕”，具體指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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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有帖子說以前的大學生壹看就很成年人，現在的大學生即使進了職場，還是很像小孩。這引申出了年輕人是否經歷“隱形失權”的討論。
伊險峰：就業年齡肯定推遲了，以前高中畢業就算知識分子。大學開始擴招後，差不多22歲本科畢業進入社會，現在可能25歲才進入的也不少。社會技能培訓時間加長，總就業時間變短，這似乎是壹種趨勢，從歐美到中國都壹樣。
父輩壹代有壹個相對“平等”的機會。畢竟永遠有叼著金湯匙出生的人，但對大多數人來說，當時有壹個相對平等的機遇。比如羅老師（注：指書中父輩受訪者）在提他和同學時就探討過這個問題。有些人機會確實更好，但如果放在30年的時間跨度裡看，這壹代人的機會基本上還是可以的。對年輕壹代來說，他們可能只經歷了拾年左右的機會窗口。這拾年裡差異確實存在，就像羅老師當年在山溝當部隊教員，而他同學在加州(专题)伯克利留學，但30年後，差異可能會被壹點點抹平。
我們無法判斷30年後是什麼情況，但從父輩的角度看，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對社會的貢獻感，是建立在30年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他覺得自己對社會毫無貢獻，自認社會地位很低，就不會談什麼責任感。
楊櫻：80、90年代的大學生能更早獲得責任與社會角色，因為他們真有社會責任感。他們認為知識和真理掌握在自己手裡，有精英意識，因為那時能獲得大學教育資源的人是少數。在改革開放後重新推崇知識階層的語境下，加上個人學歷的含金量，他們有“對社會說點什麼”的意識是很自然的。
現在念碩士甚至博士，好像很難獲得實際的求職資本。加上大學教育越來越與職業分離，現在哪怕是博士，也很少有人自稱“社會精英”。Ta只是壹個專業技術人才，會覺得自己的話語權在其他領域用不上。
要對社會發表評價，很多知識要從頭積累，Ta心理上可能就沒有“我對社會負有責任”的自信。其次，巨大的社會分工後，社會也不要求你承擔什麼責任，只要你能把技能成功“貨幣化”，就是壹個好公民了。
我覺得不是只有現在的“富足壹代”才有具體的反抗對象。難道歐美戰後壹代反抗不具象嗎？他們反抗性觀念、時尚觀念、社會等級、戰爭……每壹代人都有具體的反抗對象。
（圖/《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
新周刊：父輩在討論年輕人的立場時，常以“你還年輕”“等你經歷多了就明白了”來回應。你們怎麼看待這種過來人姿態？
楊櫻：有些時候他是真誠的，因為確實有些問題需要時間來回答。但有些時候，他也不知道答案，他很難把壹些復雜問題用自己的方式解釋清楚時，就傾向於模糊化處理，這可以說是壹種偷懶或敷衍。而且不是只對年輕壹代，很多父母對小孩也是這樣。當“真誠額度”用完了，就會拿出這類話。
書裡其實有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有壹個父親說，他兒子的種種問題，“在他點不到外賣的時候就都迎刃而解了”。換句話說，只要他被社會捶過，就會轉變立場。
相比那種單純的“你還年輕”“你就是閒的”這類說法，我更警惕這種觀念。明明是父輩有責任用真誠去和下壹代進行信息交換，但他其實把責任推給了所謂的鐵拳、環境或社會。那你在交流中做了什麼？或者說為什麼在這點上交流失敗了？相比泛泛地評價下壹代，那種“你點不到外賣的時候自然就變了”的態度背後的犬儒主義是我更難以認同的。
新周刊：結尾提到“灰色的按鈕”，具體指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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