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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家庭 更容易教育出"逆子"?(圖
中產家庭 更容易教育出"逆子"?(圖中產家庭 更容易教育出"逆子"?(圖
伊險峰：他說自己“壹無所有”，指的是機會上的匱乏。比如，父輩從農村或小城市來到北京、上海，白手起家買下好幾套房，這是他們的榮耀，對兒子說話時也很有底氣。但兒子面對這些時，卻感到自己沒有這樣的機會。
前幾天我們遇到壹個美國人，他也說近拾來年美國年輕人的觀念完全變了。過去以為只有東方人家庭觀念強，現在美國年輕人也坦然接受“啃老”，因為在舊金山(专题)、洛杉磯(专题)根本買不起房，生活中沒有太多機會。這其實是壹種全球化現象。
新周刊：如果年輕人覺得“沒有什麼可失去”，接下來他更可能走向哪個方向？
伊險峰：奧威爾有本書叫《通往威根碼頭之路》，講壹個左派是怎麼誕生的。我們最後壹章叫“通往威權之路”，其實也在回應這個命題。這章提到的趙捷是個典型的“富足壹代”孩子：溫文爾雅，與世無爭，家庭教育溫和，念國際學校，本科出國留學。但他怎麼會往威權認同的方向走？
當壹個人自認為“沒有什麼可失去”，是壹個“機會的無產者”時，他往哪個方向走，大約有壹個注定的方向，也就是通往威權的方向。在探討趙捷的時候，無論是從虛擬世界，還是他與社會的互動來看，都有這種傾向性。這是未來的壹種可能性。
《通往威根碼頭之路》
[英] 喬治·奧威爾 著
陳超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6
新周刊：書裡壹位媒體人說，以前信息匱乏時，反而能從書籍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相反，現在的年輕人擁有這麼多資訊通道，卻更加迷茫了。相對於父輩來說，年輕人的經驗很多是被高度發達的商業、科技，以及圍繞他們發展的娛樂文化所塑造的。社交媒體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楊櫻：作為“大半代”的人，我的經驗同樣是被商業、科技和娛樂文化塑造的，並非只有年輕壹代如此。若論全球范圍，商業媒體、科技和娛樂文化的介入時間其實非常早，贰戰後基本就屬於這個范疇了。但在中國可能會晚壹些，可能要到90年代。所以我認為80後大體上也在此列。
我認為社交媒體可以被工具化。無論權力掌握在何種個人或機構手中，它都可以被用來有意識地放大某些信息、模糊某些焦點，或是制造壹個沒有焦點，但處處是信息繭房的世界。
如果要探討我們與下壹代的區別，可能繭房效應更為明顯。當然這不是說我們沒有，只是出現得較晚。如何突破繭房，或有意識地走出它，則取決於壹個人如何審視和對待自己的信息環境。
伊險峰：社交媒體對年長壹代影響也很大，我在地鐵裡看到全是歲數大的人刷抖音。信息差異的問題我覺得和書的關系倒不那麼大。這類反應很像當年電視剛出現時，人們覺得天塌了壹樣。
我以前就讀過反思美國“沙發土豆”（注：指沉迷電視的人）的文章。以前45分鍾是壹個注意力集中周期，但因為電視廣告大約每15分鍾插播壹次，他們的注意力就變成了15分鍾。而現在大家說注意力只有1分鍾了，甚至就幾秒。“慢”未必是目標，但注意力集中肯定是好事。
楊櫻：我認為世界觀塑造的問題，關鍵不在於信息源多少，或誰的聲音最大。而是社交媒體和娛樂內容越來越碎片化之後，人很容易沉浸其中。信息是碎的，但你花出去的時間卻是整塊的。所以迷茫的根源，或許不在於社交媒體本身或信息過多，而在於你從未有機會花時間仔細思考任何問題，是社交媒體切割注意力的方式造成了這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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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我們遇到壹個美國人，他也說近拾來年美國年輕人的觀念完全變了。過去以為只有東方人家庭觀念強，現在美國年輕人也坦然接受“啃老”，因為在舊金山(专题)、洛杉磯(专题)根本買不起房，生活中沒有太多機會。這其實是壹種全球化現象。
新周刊：如果年輕人覺得“沒有什麼可失去”，接下來他更可能走向哪個方向？
伊險峰：奧威爾有本書叫《通往威根碼頭之路》，講壹個左派是怎麼誕生的。我們最後壹章叫“通往威權之路”，其實也在回應這個命題。這章提到的趙捷是個典型的“富足壹代”孩子：溫文爾雅，與世無爭，家庭教育溫和，念國際學校，本科出國留學。但他怎麼會往威權認同的方向走？
當壹個人自認為“沒有什麼可失去”，是壹個“機會的無產者”時，他往哪個方向走，大約有壹個注定的方向，也就是通往威權的方向。在探討趙捷的時候，無論是從虛擬世界，還是他與社會的互動來看，都有這種傾向性。這是未來的壹種可能性。
《通往威根碼頭之路》
[英] 喬治·奧威爾 著
陳超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6
新周刊：書裡壹位媒體人說，以前信息匱乏時，反而能從書籍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相反，現在的年輕人擁有這麼多資訊通道，卻更加迷茫了。相對於父輩來說，年輕人的經驗很多是被高度發達的商業、科技，以及圍繞他們發展的娛樂文化所塑造的。社交媒體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楊櫻：作為“大半代”的人，我的經驗同樣是被商業、科技和娛樂文化塑造的，並非只有年輕壹代如此。若論全球范圍，商業媒體、科技和娛樂文化的介入時間其實非常早，贰戰後基本就屬於這個范疇了。但在中國可能會晚壹些，可能要到90年代。所以我認為80後大體上也在此列。
我認為社交媒體可以被工具化。無論權力掌握在何種個人或機構手中，它都可以被用來有意識地放大某些信息、模糊某些焦點，或是制造壹個沒有焦點，但處處是信息繭房的世界。
如果要探討我們與下壹代的區別，可能繭房效應更為明顯。當然這不是說我們沒有，只是出現得較晚。如何突破繭房，或有意識地走出它，則取決於壹個人如何審視和對待自己的信息環境。
伊險峰：社交媒體對年長壹代影響也很大，我在地鐵裡看到全是歲數大的人刷抖音。信息差異的問題我覺得和書的關系倒不那麼大。這類反應很像當年電視剛出現時，人們覺得天塌了壹樣。
我以前就讀過反思美國“沙發土豆”（注：指沉迷電視的人）的文章。以前45分鍾是壹個注意力集中周期，但因為電視廣告大約每15分鍾插播壹次，他們的注意力就變成了15分鍾。而現在大家說注意力只有1分鍾了，甚至就幾秒。“慢”未必是目標，但注意力集中肯定是好事。
楊櫻：我認為世界觀塑造的問題，關鍵不在於信息源多少，或誰的聲音最大。而是社交媒體和娛樂內容越來越碎片化之後，人很容易沉浸其中。信息是碎的，但你花出去的時間卻是整塊的。所以迷茫的根源，或許不在於社交媒體本身或信息過多，而在於你從未有機會花時間仔細思考任何問題，是社交媒體切割注意力的方式造成了這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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