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家庭 更容易教育出"逆子"?(图
新周刊:父辈最难理解“富足一代”的是什么?反过来,年轻人对父辈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杨樱:父辈最难理解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他们条件这么好却不努力?大家很爱谈这一代“躺平”,为什么不去争取更好的学位、更好的工作?为什么不好好省钱、做长远的生活规划?往大了说,是对这代年轻人整个人生安排的不理解;往具体了说,就是对他们的金钱观、职业观、成长观都很难认同。
伊险峰:如果只是泛泛地讨论“这一代人”,父辈可能会很严肃地认为“现在的人不行”或“这代人有问题”。
但一说到自己孩子,想法就变了。他们会想:我奋斗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孩子过得好一点吗?所以很多年轻人反映父母对自己其实挺放手。比如书里的老秦,他也希望女儿生活得轻松一点,当谈论整个社会时,他才会流露出忧心忡忡的一面。
杨樱:年轻人对父辈,我觉得谈不上“最大误解”,因为他们还在理解的过程中,可能连初步理解都没有达成。他们往往要自己经历一些事情,才会对上一代有基于经验上的理解,而不是出于共情。当他自己还有很多抱负要实现时,父母的观念很难介入他的认知体系。所以与其说是误解,更像在摸索这头“大象”的头和屁股在哪儿。
伊险峰:我没那么乐观。年轻一代对父辈的机会和时代条件,其实比父辈自己有更鲜明的认识。父辈通常觉得“我一辈子是奋斗的结果”,孩子却认为“你那辈子不过是机会多”。有些父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从年轻一代角度看,这个坎儿能不能跨过去还是个问题。如果父亲能力极强、资源远超常人,子女通常不怎么叛逆。真正感受到孩子叛逆的,往往是中产阶级的父亲。
杨樱:还有个有趣的点,至少对我来说,“富足一代”和我们很大的不同,是会用一种“个人成长”或者说新自由主义视角,去审视父辈。他们在评价父母的这些私人生活时,比如看待父母的婚外情、中年危机,是非常不留情面的,仿佛在评价一个与之无关的局外人。不是一两个人这样,几乎是所有人。
即便他们承认父辈“借了时代的东风”,也会用优绩主义的口吻:“你看我爸其实也躺平”“他对钱就那样”“可他中年危机就是过不去”……不管对错,这种评价角度是我从没用在我们的上一代身上的。
因为他们首先把这套标准用在自己身上——“自我”和“想要什么”是核心议题。当把自己和父辈都看作独立个体时,把这套价值观平移到父辈身上就很自然而然。所以我觉得,将社会中的各种组成部分视为独立的个体,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个概念。

(图/《伦敦生活》)
新周刊:第四章标题是“两代人的战争”。为什么会采用“战争”这种比喻?你们如何理解这种在资源与情感上高度绑定,却在价值与认知上日益分裂的代际关系?
杨樱:我们使用“战争”这个词,意味着“我与你有势不两立之处”。我觉得“战争”不是说非得你死我活,但肯定是因为有巨大分歧。这个分歧涉及某种利益。虽然他们共享资源(家庭财富、人脉等),但在观念这件事上,确实无法共享。
在我们举的周子亮和张心怡的例子中,他们对上一辈其实还挺礼貌的。像张心怡,她主动远离了父母,但在父母想介入自己心理治疗的时候,还是表示了巨大的反抗。仅仅一句“你没事儿,只是不开心”,就会让她感到巨大的愤怒。而周子亮,他能理解父亲为什么让他下跪,也能为父亲解释,但他心里是有贬义在的——你作为一个在丛林法则中成长起来的人,就是会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我觉得这里面的价值分歧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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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樱:父辈最难理解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他们条件这么好却不努力?大家很爱谈这一代“躺平”,为什么不去争取更好的学位、更好的工作?为什么不好好省钱、做长远的生活规划?往大了说,是对这代年轻人整个人生安排的不理解;往具体了说,就是对他们的金钱观、职业观、成长观都很难认同。
伊险峰:如果只是泛泛地讨论“这一代人”,父辈可能会很严肃地认为“现在的人不行”或“这代人有问题”。
但一说到自己孩子,想法就变了。他们会想:我奋斗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孩子过得好一点吗?所以很多年轻人反映父母对自己其实挺放手。比如书里的老秦,他也希望女儿生活得轻松一点,当谈论整个社会时,他才会流露出忧心忡忡的一面。
杨樱:年轻人对父辈,我觉得谈不上“最大误解”,因为他们还在理解的过程中,可能连初步理解都没有达成。他们往往要自己经历一些事情,才会对上一代有基于经验上的理解,而不是出于共情。当他自己还有很多抱负要实现时,父母的观念很难介入他的认知体系。所以与其说是误解,更像在摸索这头“大象”的头和屁股在哪儿。
伊险峰:我没那么乐观。年轻一代对父辈的机会和时代条件,其实比父辈自己有更鲜明的认识。父辈通常觉得“我一辈子是奋斗的结果”,孩子却认为“你那辈子不过是机会多”。有些父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从年轻一代角度看,这个坎儿能不能跨过去还是个问题。如果父亲能力极强、资源远超常人,子女通常不怎么叛逆。真正感受到孩子叛逆的,往往是中产阶级的父亲。
杨樱:还有个有趣的点,至少对我来说,“富足一代”和我们很大的不同,是会用一种“个人成长”或者说新自由主义视角,去审视父辈。他们在评价父母的这些私人生活时,比如看待父母的婚外情、中年危机,是非常不留情面的,仿佛在评价一个与之无关的局外人。不是一两个人这样,几乎是所有人。
即便他们承认父辈“借了时代的东风”,也会用优绩主义的口吻:“你看我爸其实也躺平”“他对钱就那样”“可他中年危机就是过不去”……不管对错,这种评价角度是我从没用在我们的上一代身上的。
因为他们首先把这套标准用在自己身上——“自我”和“想要什么”是核心议题。当把自己和父辈都看作独立个体时,把这套价值观平移到父辈身上就很自然而然。所以我觉得,将社会中的各种组成部分视为独立的个体,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个概念。

(图/《伦敦生活》)
新周刊:第四章标题是“两代人的战争”。为什么会采用“战争”这种比喻?你们如何理解这种在资源与情感上高度绑定,却在价值与认知上日益分裂的代际关系?
杨樱:我们使用“战争”这个词,意味着“我与你有势不两立之处”。我觉得“战争”不是说非得你死我活,但肯定是因为有巨大分歧。这个分歧涉及某种利益。虽然他们共享资源(家庭财富、人脉等),但在观念这件事上,确实无法共享。
在我们举的周子亮和张心怡的例子中,他们对上一辈其实还挺礼貌的。像张心怡,她主动远离了父母,但在父母想介入自己心理治疗的时候,还是表示了巨大的反抗。仅仅一句“你没事儿,只是不开心”,就会让她感到巨大的愤怒。而周子亮,他能理解父亲为什么让他下跪,也能为父亲解释,但他心里是有贬义在的——你作为一个在丛林法则中成长起来的人,就是会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我觉得这里面的价值分歧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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