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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家庭 更容易教育出"逆子"?(圖
中產家庭 更容易教育出"逆子"?(圖中產家庭 更容易教育出"逆子"?(圖
“社會對年輕人太好了”，意味著社會提供了大量資源，隱含的判斷是：這代年輕人至少在物質層面是豐裕、不缺什麼的。這是“富足”的起點。但我們的思考不止於物質。精神層面則復雜得多。例如《張醫生與王醫生》裡王醫生的女兒，生活優渥，但在精神層面上和父親的預期或想象存在巨大代際差別。
最初我們直覺認為，上壹代可能更信奉新自由主義，而年輕壹代不那麼在意。但在采訪中發現，物質與精神的落差展現的面越來越廣，表現的點越來越多。整個采訪過程也是我們不斷豐富認知的過程。
楊櫻：“富足”更偏向壹個整體的社會概念——社會進入了富足時代，他們承接了社會提供的各種便利，但落到個人體感上，真是千差萬別。即便書裡的采訪對象，我覺得他們大多也是比較孤獨的。
伊險峰：每個人對財富的理解不太壹樣。我們有兩小時以上的面對面深入聊天，可能會互相舉例說“你就是富足壹代”，因為對比從小吃什麼、喝什麼、玩什麼……充分交流後，他可能會接受這個看法。
新周刊：書中說采訪對象找得很不容易，你們在找采訪對象的過程中有什麼標准嗎？
楊櫻：這個選題其實有點像個雪球，是壹點點滾起來的。最初我們想了解年輕人的政治立場由哪些標簽構成，標簽背後是什麼。但直接按標簽尋找很困難。詢問身邊人時，得到的回復往往是：“我身邊沒有這樣的人。”
打開局面是通過原《好奇心日報》的壹個讀者群。壹些讀者自願成為“志願者”，又陸陸續續地介紹了其他采訪對象。雖然不是預期中身上有那些標簽的人，但是年齡層次都在最初劃定的范圍內。隨著采訪深入，催生出新問題：我們面對的是幾個人、幾種人，還是根本不該用標簽去劃定？後來我們認為，這些特征或許能標記壹個時代。這本書就是在不斷提問與回答中探索，也沒有最終的答案。
伊險峰：開始的時候可能走了彎路，直接將某類標簽貼給人，會讓人警惕，因此很難找到願意交流的人。即使在網上是活躍的“鍵盤俠”，現實中也沒人願意被陌生人這樣定義。後來我們意識到必須跳出單純的1995-2005年齡層，將問題置於兩代人的關系中考察。
新周刊：訪談集中在2020—2021年，但動筆在2023年。這中間的環境變化，是否會影響你們對當年訪談的理解？如果現在再做同樣的訪談，會有什麼不同？
伊險峰：我們基本上沒有用後來的思維去解讀當時的材料。比如書中張心怡談論“飯圈”的部分就很典型——在東京奧運會之後，乒乓球的“飯圈化”成了壹個持續至今的社會話題；但在2020年，這壹切對我們來說還都是新鮮的。即便從現在看，她當時對飯圈的理解也已相當深入。後來當然出現了更典型的事件、更激烈的行為，但在寫作時，我們並沒有用後來的例子去套當時的觀點，而是盡量依照他們當時的想法來呈現。
這中間其實有好幾次大回轉式的起伏，所以我們基本上把觀察的視角錨定在2020年。
（圖/《killing eve》）
楊櫻：環境確實發生了許多變化，具體事件也壹波接壹波地湧現。但我覺得本質並沒有改變，只有程度的變化。比如從“舉報”到“開盒”，這就是很明顯的遞進。當時我根本預料不到“開盒”這種情況會出現。
再比如大環境以及對個人的影響，都比2020年時更為復雜。如果把這些新變化全都納入書中，要探討的內容就過於龐雜了。因此我們覺得，不如回到最初發現並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刻。
兩代人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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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櫻：“富足”更偏向壹個整體的社會概念——社會進入了富足時代，他們承接了社會提供的各種便利，但落到個人體感上，真是千差萬別。即便書裡的采訪對象，我覺得他們大多也是比較孤獨的。
伊險峰：每個人對財富的理解不太壹樣。我們有兩小時以上的面對面深入聊天，可能會互相舉例說“你就是富足壹代”，因為對比從小吃什麼、喝什麼、玩什麼……充分交流後，他可能會接受這個看法。
新周刊：書中說采訪對象找得很不容易，你們在找采訪對象的過程中有什麼標准嗎？
楊櫻：這個選題其實有點像個雪球，是壹點點滾起來的。最初我們想了解年輕人的政治立場由哪些標簽構成，標簽背後是什麼。但直接按標簽尋找很困難。詢問身邊人時，得到的回復往往是：“我身邊沒有這樣的人。”
打開局面是通過原《好奇心日報》的壹個讀者群。壹些讀者自願成為“志願者”，又陸陸續續地介紹了其他采訪對象。雖然不是預期中身上有那些標簽的人，但是年齡層次都在最初劃定的范圍內。隨著采訪深入，催生出新問題：我們面對的是幾個人、幾種人，還是根本不該用標簽去劃定？後來我們認為，這些特征或許能標記壹個時代。這本書就是在不斷提問與回答中探索，也沒有最終的答案。
伊險峰：開始的時候可能走了彎路，直接將某類標簽貼給人，會讓人警惕，因此很難找到願意交流的人。即使在網上是活躍的“鍵盤俠”，現實中也沒人願意被陌生人這樣定義。後來我們意識到必須跳出單純的1995-2005年齡層，將問題置於兩代人的關系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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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險峰：我們基本上沒有用後來的思維去解讀當時的材料。比如書中張心怡談論“飯圈”的部分就很典型——在東京奧運會之後，乒乓球的“飯圈化”成了壹個持續至今的社會話題；但在2020年，這壹切對我們來說還都是新鮮的。即便從現在看，她當時對飯圈的理解也已相當深入。後來當然出現了更典型的事件、更激烈的行為，但在寫作時，我們並沒有用後來的例子去套當時的觀點，而是盡量依照他們當時的想法來呈現。
這中間其實有好幾次大回轉式的起伏，所以我們基本上把觀察的視角錨定在2020年。
（圖/《killing eve》）
楊櫻：環境確實發生了許多變化，具體事件也壹波接壹波地湧現。但我覺得本質並沒有改變，只有程度的變化。比如從“舉報”到“開盒”，這就是很明顯的遞進。當時我根本預料不到“開盒”這種情況會出現。
再比如大環境以及對個人的影響，都比2020年時更為復雜。如果把這些新變化全都納入書中，要探討的內容就過於龐雜了。因此我們覺得，不如回到最初發現並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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