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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家庭 更容易教育出"逆子"?(图
中产家庭 更容易教育出"逆子"?(图中产家庭 更容易教育出"逆子"?(图
“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意味着社会提供了大量资源，隐含的判断是：这代年轻人至少在物质层面是丰裕、不缺什么的。这是“富足”的起点。但我们的思考不止于物质。精神层面则复杂得多。例如《张医生与王医生》里王医生的女儿，生活优渥，但在精神层面上和父亲的预期或想象存在巨大代际差别。
最初我们直觉认为，上一代可能更信奉新自由主义，而年轻一代不那么在意。但在采访中发现，物质与精神的落差展现的面越来越广，表现的点越来越多。整个采访过程也是我们不断丰富认知的过程。
杨樱：“富足”更偏向一个整体的社会概念——社会进入了富足时代，他们承接了社会提供的各种便利，但落到个人体感上，真是千差万别。即便书里的采访对象，我觉得他们大多也是比较孤独的。
伊险峰：每个人对财富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们有两小时以上的面对面深入聊天，可能会互相举例说“你就是富足一代”，因为对比从小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充分交流后，他可能会接受这个看法。
新周刊：书中说采访对象找得很不容易，你们在找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有什么标准吗？
杨樱：这个选题其实有点像个雪球，是一点点滚起来的。最初我们想了解年轻人的政治立场由哪些标签构成，标签背后是什么。但直接按标签寻找很困难。询问身边人时，得到的回复往往是：“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打开局面是通过原《好奇心日报》的一个读者群。一些读者自愿成为“志愿者”，又陆陆续续地介绍了其他采访对象。虽然不是预期中身上有那些标签的人，但是年龄层次都在最初划定的范围内。随着采访深入，催生出新问题：我们面对的是几个人、几种人，还是根本不该用标签去划定？后来我们认为，这些特征或许能标记一个时代。这本书就是在不断提问与回答中探索，也没有最终的答案。
伊险峰：开始的时候可能走了弯路，直接将某类标签贴给人，会让人警惕，因此很难找到愿意交流的人。即使在网上是活跃的“键盘侠”，现实中也没人愿意被陌生人这样定义。后来我们意识到必须跳出单纯的1995-2005年龄层，将问题置于两代人的关系中考察。
新周刊：访谈集中在2020—2021年，但动笔在2023年。这中间的环境变化，是否会影响你们对当年访谈的理解？如果现在再做同样的访谈，会有什么不同？
伊险峰：我们基本上没有用后来的思维去解读当时的材料。比如书中张心怡谈论“饭圈”的部分就很典型——在东京奥运会之后，乒乓球的“饭圈化”成了一个持续至今的社会话题；但在2020年，这一切对我们来说还都是新鲜的。即便从现在看，她当时对饭圈的理解也已相当深入。后来当然出现了更典型的事件、更激烈的行为，但在写作时，我们并没有用后来的例子去套当时的观点，而是尽量依照他们当时的想法来呈现。
这中间其实有好几次大回转式的起伏，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观察的视角锚定在2020年。
（图/《killing eve》）
杨樱：环境确实发生了许多变化，具体事件也一波接一波地涌现。但我觉得本质并没有改变，只有程度的变化。比如从“举报”到“开盒”，这就是很明显的递进。当时我根本预料不到“开盒”这种情况会出现。
再比如大环境以及对个人的影响，都比2020年时更为复杂。如果把这些新变化全都纳入书中，要探讨的内容就过于庞杂了。因此我们觉得，不如回到最初发现并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刻。
两代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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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险峰：每个人对财富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们有两小时以上的面对面深入聊天，可能会互相举例说“你就是富足一代”，因为对比从小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充分交流后，他可能会接受这个看法。
新周刊：书中说采访对象找得很不容易，你们在找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有什么标准吗？
杨樱：这个选题其实有点像个雪球，是一点点滚起来的。最初我们想了解年轻人的政治立场由哪些标签构成，标签背后是什么。但直接按标签寻找很困难。询问身边人时，得到的回复往往是：“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打开局面是通过原《好奇心日报》的一个读者群。一些读者自愿成为“志愿者”，又陆陆续续地介绍了其他采访对象。虽然不是预期中身上有那些标签的人，但是年龄层次都在最初划定的范围内。随着采访深入，催生出新问题：我们面对的是几个人、几种人，还是根本不该用标签去划定？后来我们认为，这些特征或许能标记一个时代。这本书就是在不断提问与回答中探索，也没有最终的答案。
伊险峰：开始的时候可能走了弯路，直接将某类标签贴给人，会让人警惕，因此很难找到愿意交流的人。即使在网上是活跃的“键盘侠”，现实中也没人愿意被陌生人这样定义。后来我们意识到必须跳出单纯的1995-2005年龄层，将问题置于两代人的关系中考察。
新周刊：访谈集中在2020—2021年，但动笔在2023年。这中间的环境变化，是否会影响你们对当年访谈的理解？如果现在再做同样的访谈，会有什么不同？
伊险峰：我们基本上没有用后来的思维去解读当时的材料。比如书中张心怡谈论“饭圈”的部分就很典型——在东京奥运会之后，乒乓球的“饭圈化”成了一个持续至今的社会话题；但在2020年，这一切对我们来说还都是新鲜的。即便从现在看，她当时对饭圈的理解也已相当深入。后来当然出现了更典型的事件、更激烈的行为，但在写作时，我们并没有用后来的例子去套当时的观点，而是尽量依照他们当时的想法来呈现。
这中间其实有好几次大回转式的起伏，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观察的视角锚定在2020年。
（图/《killing eve》）
杨樱：环境确实发生了许多变化，具体事件也一波接一波地涌现。但我觉得本质并没有改变，只有程度的变化。比如从“举报”到“开盒”，这就是很明显的递进。当时我根本预料不到“开盒”这种情况会出现。
再比如大环境以及对个人的影响，都比2020年时更为复杂。如果把这些新变化全都纳入书中，要探讨的内容就过于庞杂了。因此我们觉得，不如回到最初发现并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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