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杨贵妃"争论背后,你是哪版本的进步主义?
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些网友对该新闻的评论 社交媒体
这种观点源流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当许多人还在沿着“更开放、更现代”的思路去理解性与身体时,一部分女性主义者把视线从法律与观念的“解放叙事”转向更微观细密的文化结构——视觉符号是站在谁的视角上设计的?公共空间是以谁为原点布置的?谁坐在大众文化的观看者席位上,谁又成了被审视、点评和消费的对象?
在这套框架里,作为一种符号的“裸女”不再意味着自由和解放。相反,它代表着软性的权力和控制。争论不再关乎“裸露是否是一种伤风败俗”,而是关乎“为什么被拿来充当公共景观的往往是女性、总是女性、一直是女性”,以及“这份景观化究竟服务于谁的欲望和想象”。
在这股女性主义思潮的支持者眼中,“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现代中国”的这条现代性逻辑路径也是有待批判性审视的对象。在那个脍炙人口的“企业家与机场裸女壁画”的故事中,男性始终是叙事的主角,掌握着主导权,“裸女”这一女性身体符号也逃不出被父权制俘获的命运,沦为了判断政策风向的工具——女性的主体性仍然没有得到尊重。
总的来说,面对那套经典的进步主义逻辑,持女性主义立场者并不急于为“裸女”符号所指涉的“思想开放”意涵鼓掌,而是要先拆解开放的条件与代价——开放是不是以男性作为默认观众、以女性作为默认展品为前提?如果这种“开放和进步”是一种服务于特定性别的开放与进步,那么它与理想中的平等状态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段不可忽视的距离。
进步主义——好,哪个版本的?
现在,我们重返到一个经典的、关于“保进步主义的守”的讨论:“我当然支持进步主义——等等,你说的是哪个版本的进步主义?”
对当代中国人而言,“进步”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具有一种合法性共识——新文化运动也好、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好、“破四旧”也好、改革开放也好,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场大型变革,都无不深深烙印着“进步主义”的底色,都无不坚定地相信和宣扬着一种“进步”的精神——“进步”这个概念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共同的社会符号,在当代中国具有一种几乎无法被否认的正当性,以至于任何一种活跃于当代中国民间舆论中的声音,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支持,都会宣称自己站在进步的一方。
但是,对于“要保卫哪个版本的进步主义”这个问题,不同的思路有着不同的看法。“进步”永远是一个相对概念,任何一个在上个时代显得“进步”的主张,都很有可能在之后的时代中逐渐掉队、显得保守。
回到此次关于《贵妃入浴》的种种争论。在支持《贵妃入浴》的阵营当中,狭义的“进步主义者”真正想保卫的可能是所谓的“改开共识”,是“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现代中国”的这条进步主义叙事链条。对他们而言,那些封建观念的落后性不言而喻,但那些试图批倒“贵妃入浴”的后结构主义者可能又显得过于急切和激进。
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一派进步主义者想要保卫的未必是“进步”这个概念本身,而是他们所认可的那个“特定版本的进步主义”——“裸女是进步的”就是这种立场的具体表现。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舆论场中已经出现了姿态上更加“进步”的后结构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他们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前述的这条进步主义叙事链条——在一些人看来,也许那些“裸体杨贵妃”的支持者所坚守的进步主义信念已经显得有点陈旧。这个故事可以被这么理解——新一代进步主义者对老一辈进步主义者产生了质疑和批判。
换句话说,这是一场进步主义的“内战”——一场年轻一代进步主义者与老一代进步主义者就“到底该坚持哪个版本的进步主义”所展开的“内战”。
回到框架理论,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不同的叙事框架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好坏之分、优劣之分。对于关心社会与时政的参与者而言,选取哪个版本的框架其实取决于他们对“社会当下处于哪个版本”的认知。
如果我们认为当下中国社会已经在现代性的层面建立了高度的共识,社会已经不再有观念大规模回潮和倒退的危险——具体到这次争议来说,作为一种权利和抗争符号的“身体展露”已经不可能再面临剥夺——那么自然就会认为已经到了该更进一步的时候,该去探讨是不是要拆除“贵妃入浴”或者树立一尊裸体唐玄宗雕像。
但如果我们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共识还不够稳固,“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命题,就很难轻易把这尊雕塑交给更激进的议程去处置——若诚如是,我们担心的就不是“裸体唐玄宗要不要立”,而是这尊裸体杨贵妃会不会被“关禁闭”,担心的是公共空间的表达边界会不会在一次又一次看似合理的“小整顿”中悄然收缩。
无论是那些以新文化运动为思想基点支持“贵妃入浴”的现代性主义者,还是那些站在后结构主义视角批判“贵妃入浴”的女性主义者,他们都相信自己站在进步的一边,都认为自己在与保守落后的势力做斗争。只不过——借用一点游戏术语——他们对当下我们所处的“服务器大区”和“游戏版本”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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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这种观点源流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当许多人还在沿着“更开放、更现代”的思路去理解性与身体时,一部分女性主义者把视线从法律与观念的“解放叙事”转向更微观细密的文化结构——视觉符号是站在谁的视角上设计的?公共空间是以谁为原点布置的?谁坐在大众文化的观看者席位上,谁又成了被审视、点评和消费的对象?
在这套框架里,作为一种符号的“裸女”不再意味着自由和解放。相反,它代表着软性的权力和控制。争论不再关乎“裸露是否是一种伤风败俗”,而是关乎“为什么被拿来充当公共景观的往往是女性、总是女性、一直是女性”,以及“这份景观化究竟服务于谁的欲望和想象”。
在这股女性主义思潮的支持者眼中,“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现代中国”的这条现代性逻辑路径也是有待批判性审视的对象。在那个脍炙人口的“企业家与机场裸女壁画”的故事中,男性始终是叙事的主角,掌握着主导权,“裸女”这一女性身体符号也逃不出被父权制俘获的命运,沦为了判断政策风向的工具——女性的主体性仍然没有得到尊重。
总的来说,面对那套经典的进步主义逻辑,持女性主义立场者并不急于为“裸女”符号所指涉的“思想开放”意涵鼓掌,而是要先拆解开放的条件与代价——开放是不是以男性作为默认观众、以女性作为默认展品为前提?如果这种“开放和进步”是一种服务于特定性别的开放与进步,那么它与理想中的平等状态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段不可忽视的距离。
进步主义——好,哪个版本的?
现在,我们重返到一个经典的、关于“保进步主义的守”的讨论:“我当然支持进步主义——等等,你说的是哪个版本的进步主义?”
对当代中国人而言,“进步”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具有一种合法性共识——新文化运动也好、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好、“破四旧”也好、改革开放也好,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场大型变革,都无不深深烙印着“进步主义”的底色,都无不坚定地相信和宣扬着一种“进步”的精神——“进步”这个概念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共同的社会符号,在当代中国具有一种几乎无法被否认的正当性,以至于任何一种活跃于当代中国民间舆论中的声音,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支持,都会宣称自己站在进步的一方。
但是,对于“要保卫哪个版本的进步主义”这个问题,不同的思路有着不同的看法。“进步”永远是一个相对概念,任何一个在上个时代显得“进步”的主张,都很有可能在之后的时代中逐渐掉队、显得保守。
回到此次关于《贵妃入浴》的种种争论。在支持《贵妃入浴》的阵营当中,狭义的“进步主义者”真正想保卫的可能是所谓的“改开共识”,是“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现代中国”的这条进步主义叙事链条。对他们而言,那些封建观念的落后性不言而喻,但那些试图批倒“贵妃入浴”的后结构主义者可能又显得过于急切和激进。
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一派进步主义者想要保卫的未必是“进步”这个概念本身,而是他们所认可的那个“特定版本的进步主义”——“裸女是进步的”就是这种立场的具体表现。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舆论场中已经出现了姿态上更加“进步”的后结构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他们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前述的这条进步主义叙事链条——在一些人看来,也许那些“裸体杨贵妃”的支持者所坚守的进步主义信念已经显得有点陈旧。这个故事可以被这么理解——新一代进步主义者对老一辈进步主义者产生了质疑和批判。
换句话说,这是一场进步主义的“内战”——一场年轻一代进步主义者与老一代进步主义者就“到底该坚持哪个版本的进步主义”所展开的“内战”。
回到框架理论,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不同的叙事框架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好坏之分、优劣之分。对于关心社会与时政的参与者而言,选取哪个版本的框架其实取决于他们对“社会当下处于哪个版本”的认知。
如果我们认为当下中国社会已经在现代性的层面建立了高度的共识,社会已经不再有观念大规模回潮和倒退的危险——具体到这次争议来说,作为一种权利和抗争符号的“身体展露”已经不可能再面临剥夺——那么自然就会认为已经到了该更进一步的时候,该去探讨是不是要拆除“贵妃入浴”或者树立一尊裸体唐玄宗雕像。
但如果我们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共识还不够稳固,“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命题,就很难轻易把这尊雕塑交给更激进的议程去处置——若诚如是,我们担心的就不是“裸体唐玄宗要不要立”,而是这尊裸体杨贵妃会不会被“关禁闭”,担心的是公共空间的表达边界会不会在一次又一次看似合理的“小整顿”中悄然收缩。
无论是那些以新文化运动为思想基点支持“贵妃入浴”的现代性主义者,还是那些站在后结构主义视角批判“贵妃入浴”的女性主义者,他们都相信自己站在进步的一边,都认为自己在与保守落后的势力做斗争。只不过——借用一点游戏术语——他们对当下我们所处的“服务器大区”和“游戏版本”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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