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杨贵妃"争论背后,你是哪版本的进步主义?

70年代末,外界对内地改革开放的政策还存有疑虑。香港商人霍英东每次到北京,都先要去首都机场看看一幅壁画:“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内地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新民周刊》的时评片段,标题为《裸体雕像被斥“淫”,杨贵妃:我在不同的时代,死了两次》 。网页截图



1979年夏,首都国际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作者袁运生(中)在创作绘制中。社交媒体

沿着这一脉络,也就不难理解1991年落成的雕塑《贵妃入浴》——它也响应着改革开放后社会对人性解放、思想开放的呼唤。此后,倡导“裸体权”的进步主义思潮没有就此打住,沿着这条路径继续前行的身影不在少数,例如:2001年5月17日,艺术家何成瑶在金山岭长城创作了名为《开放的长城》的行为艺术,在整个行为艺术持续的30分钟期间,她一直裸露着上身。




2001年5月17日,行为艺术《开放的长城》。 “艺术档案”网

在这样一种发源于新文化运动、进展于改革开放、成熟于现代中国的进步主义叙事框架里,作为符号的“裸女形象”被赋予了这样一层象征意义:它不只是一个具体的造型或审美选择,而是“社会进步”的指示器。它被拿来指认某种历史方向——从旧礼教的身体禁忌里挣脱出来,从“不可言说、不可呈现”的压抑中松绑,继而证明一个社会在观念层面完成了现代化的自我更新。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类符号更常被理解为一种时代分水岭:它意味着人们开始学会把裸体视为艺术与身体的自然呈现,而非道德败坏的证据;意味着公共空间能够容纳更丰富的表达,也意味着所谓“公序良俗”不再以最保守的尺度来定义——归根到底,是告别保守落后的旧观念,去拥抱一个更开放、更自信、更“现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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