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 孔祥明:我為什麼要和聶衛平離婚
事情過去了很久很久，我才向壹些朋友解釋原委，大家不解地問：“小孔，你當時為什麼不說？”
當時我能說什麼？說了又怎麼樣？況且，我曾答應過聶衛平要承擔全部責任，我又怎能不守諾言，拉聶衛平下水呢？
我們家的教育從來就是家人要相扶相助，歡樂時共同高歌，苦難時同心協力。但壹遇風浪，聶衛平就抽身而退，以前壹些小事，我背個污名不要緊，但到了要對我通報批評了，他也是如此冷漠，這表明我們的生活觀念是截然不同的。我不敢妄評對與錯，我只能說是觀念的不同，使我與他之間心靈都上了鎖。生活、婚姻早已失去了內容，只剩下了壹個空殼。
情盡緣散
終於有壹天，聶衛平冷靜地對我說：“小孔，你支持、幫助了我這麼多年，我很感激你。但我已不愛你了，我們分手吧。”
早就知道這句話遲早要來，可真聽到了還是為之顫抖、為之心碎、為之悲痛，這對我不公平，對我兒子也不公平。我保持沉默，久久沒有給他答復。女人往往是感情戰勝理智，不能心平氣和。但不管我是多麼不甘心、不情願，我與聶衛平已經名存實亡的婚姻日趨破裂。痛苦、憤恨、哀怨、後悔、絕望，各種煩惱攪得我沒有壹天安寧。
1990年上半年，不待春的腳步走遠，我終於平息了心中的怒怨，強迫自己冷靜了下來，用理智去面對現實。失去感情與愛的婚姻使聶衛平厭煩，讓我窒息，對我兒子的成長也不會有好處。為了自己曾經的付出，為了我與他曾有過的相親相愛，為了那11年漫長的婚姻，何必因為我的不幸，不讓他去追求他的幸福呢？我沒有這個權利，我的個性也不允許我這麼做。我答應了聶衛平的要求，同意離婚。
這的確是壹個明智而又正確的選擇。長痛不如短痛，在感情上尤其應該如此。我只希望他能找到他真正的快樂和幸福，否則，我付出的代價就過於沉重了。
讓聶衛平心煩的事終於有了結果，他心中的大石也落了下來。聶衛平好像覺得有些對不起我們母子倆，同時，也希望此事不要影響他的英雄形象。於是，他提出了希望我和兒子出國的建議。我接受了，倒不是為聶衛平，而是為了兒子盡量少承擔因為我們的離婚，社會和環境對他的壓力。
聶衛平出面請富士通公司的成田勝先生（時任該公司的宣傳部長）幫忙，為我辦了壹個去日本逗留叁個月的簽證。聶衛平還給藤澤秀行老師寫了封信，請他設法幫我在日本立足。至於到日本後，我該如何立住腳、怎樣生存等壹系列實際而具體的問題，就只有看我自己的能力了。
1990年秋，我只身前往日本。1992年6月底，我從日本回到北京，從法律上了斷我與聶衛平的婚姻，這只是壹個形式，是壹個不可缺少的形式。
很多朋友都勸我：“你幹嗎不拖他壹下，反正你現在日本，他拿你也沒有辦法，也算是對他的懲罰。”
我拒絕了朋友們的好意。人不能食言，食言便是失信。壹個人能承擔的苦難，何必再去找個墊背的呢？況且，聶衛平快要出生的第贰個孩子是無辜的。如果壹落地就承受私生子、黑孩子的名份，這實在不公平。其實，聶衛平說得很清楚，他感謝我多年對他的幫助和扶持，但他已經不愛我了，我們的婚姻雖然合法，但卻不合理。話說到這種地步，我的自尊心和倔強的個性都不允許我出爾反爾，我如約地回去了。
在辦理離婚手續的前壹個晚上，我帶著兒子，請聶衛平在北京蒲黃瑜小區壹家烤肉店吃了壹頓最後的團圓飯。我們明日就將成為路人，這11年的婚姻歲月有多少話想說，卻壹句也說不出來了。我把對他的擔心與期望寫在壹封長長的信裡，壹封祝賀他生日的信裡（他的生日在8月）。可惜他沒有拿走，這封信就只有留給兒子了。
我與聶衛平雖然姻緣已了，但都是棋手，是壹個孩子的父母。臨別時，我留下的唯壹的叮囑是：“你已經讓壹個孩子失去了父親，希望你不要讓第贰個孩子也遭受這種打擊。”可惜，聶衛平的第贰個孩子仍然未能使他的第贰次婚姻持久。
聶衛平很愛他長子，我們吃最後的團年飯時，看著兒子在旁邊玩得興高采烈，他的心有些觸動，有些悲傷，也有些愧疚。他想把孩子留在他身邊，但他哪有能力帶這個孩子呢？孩子只能送到他大姐那裡去代養。可孩子父母全失，不是更可憐嗎？我作為母親，是絕對不會在此問題上妥協的。我寧肯自己含辛茹苦，也要把兒子養大。
辦離婚手續的當天，兒子似乎有不祥的預感，死活不離開我半步，就是上廁所也得壹塊兒去。左哄右騙，我們壹溜煙偷偷出了門，壹刻鍾後，我們已成路人。剛出辦事處，就見兒子哭得像個瘋子似的在街上狂奔，我父親在後面又急又心疼地追趕。我快步迎上，緊緊摟著不知跌了多少跤的兒子，只見他滿臉是淚，滿身是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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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當時我能說什麼？說了又怎麼樣？況且，我曾答應過聶衛平要承擔全部責任，我又怎能不守諾言，拉聶衛平下水呢？
我們家的教育從來就是家人要相扶相助，歡樂時共同高歌，苦難時同心協力。但壹遇風浪，聶衛平就抽身而退，以前壹些小事，我背個污名不要緊，但到了要對我通報批評了，他也是如此冷漠，這表明我們的生活觀念是截然不同的。我不敢妄評對與錯，我只能說是觀念的不同，使我與他之間心靈都上了鎖。生活、婚姻早已失去了內容，只剩下了壹個空殼。
情盡緣散
終於有壹天，聶衛平冷靜地對我說：“小孔，你支持、幫助了我這麼多年，我很感激你。但我已不愛你了，我們分手吧。”
早就知道這句話遲早要來，可真聽到了還是為之顫抖、為之心碎、為之悲痛，這對我不公平，對我兒子也不公平。我保持沉默，久久沒有給他答復。女人往往是感情戰勝理智，不能心平氣和。但不管我是多麼不甘心、不情願，我與聶衛平已經名存實亡的婚姻日趨破裂。痛苦、憤恨、哀怨、後悔、絕望，各種煩惱攪得我沒有壹天安寧。
1990年上半年，不待春的腳步走遠，我終於平息了心中的怒怨，強迫自己冷靜了下來，用理智去面對現實。失去感情與愛的婚姻使聶衛平厭煩，讓我窒息，對我兒子的成長也不會有好處。為了自己曾經的付出，為了我與他曾有過的相親相愛，為了那11年漫長的婚姻，何必因為我的不幸，不讓他去追求他的幸福呢？我沒有這個權利，我的個性也不允許我這麼做。我答應了聶衛平的要求，同意離婚。
這的確是壹個明智而又正確的選擇。長痛不如短痛，在感情上尤其應該如此。我只希望他能找到他真正的快樂和幸福，否則，我付出的代價就過於沉重了。
讓聶衛平心煩的事終於有了結果，他心中的大石也落了下來。聶衛平好像覺得有些對不起我們母子倆，同時，也希望此事不要影響他的英雄形象。於是，他提出了希望我和兒子出國的建議。我接受了，倒不是為聶衛平，而是為了兒子盡量少承擔因為我們的離婚，社會和環境對他的壓力。
聶衛平出面請富士通公司的成田勝先生（時任該公司的宣傳部長）幫忙，為我辦了壹個去日本逗留叁個月的簽證。聶衛平還給藤澤秀行老師寫了封信，請他設法幫我在日本立足。至於到日本後，我該如何立住腳、怎樣生存等壹系列實際而具體的問題，就只有看我自己的能力了。
1990年秋，我只身前往日本。1992年6月底，我從日本回到北京，從法律上了斷我與聶衛平的婚姻，這只是壹個形式，是壹個不可缺少的形式。
很多朋友都勸我：“你幹嗎不拖他壹下，反正你現在日本，他拿你也沒有辦法，也算是對他的懲罰。”
我拒絕了朋友們的好意。人不能食言，食言便是失信。壹個人能承擔的苦難，何必再去找個墊背的呢？況且，聶衛平快要出生的第贰個孩子是無辜的。如果壹落地就承受私生子、黑孩子的名份，這實在不公平。其實，聶衛平說得很清楚，他感謝我多年對他的幫助和扶持，但他已經不愛我了，我們的婚姻雖然合法，但卻不合理。話說到這種地步，我的自尊心和倔強的個性都不允許我出爾反爾，我如約地回去了。
在辦理離婚手續的前壹個晚上，我帶著兒子，請聶衛平在北京蒲黃瑜小區壹家烤肉店吃了壹頓最後的團圓飯。我們明日就將成為路人，這11年的婚姻歲月有多少話想說，卻壹句也說不出來了。我把對他的擔心與期望寫在壹封長長的信裡，壹封祝賀他生日的信裡（他的生日在8月）。可惜他沒有拿走，這封信就只有留給兒子了。
我與聶衛平雖然姻緣已了，但都是棋手，是壹個孩子的父母。臨別時，我留下的唯壹的叮囑是：“你已經讓壹個孩子失去了父親，希望你不要讓第贰個孩子也遭受這種打擊。”可惜，聶衛平的第贰個孩子仍然未能使他的第贰次婚姻持久。
聶衛平很愛他長子，我們吃最後的團年飯時，看著兒子在旁邊玩得興高采烈，他的心有些觸動，有些悲傷，也有些愧疚。他想把孩子留在他身邊，但他哪有能力帶這個孩子呢？孩子只能送到他大姐那裡去代養。可孩子父母全失，不是更可憐嗎？我作為母親，是絕對不會在此問題上妥協的。我寧肯自己含辛茹苦，也要把兒子養大。
辦離婚手續的當天，兒子似乎有不祥的預感，死活不離開我半步，就是上廁所也得壹塊兒去。左哄右騙，我們壹溜煙偷偷出了門，壹刻鍾後，我們已成路人。剛出辦事處，就見兒子哭得像個瘋子似的在街上狂奔，我父親在後面又急又心疼地追趕。我快步迎上，緊緊摟著不知跌了多少跤的兒子，只見他滿臉是淚，滿身是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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