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 孔祥明:我为什么要和聂卫平离婚
事情过去了很久很久，我才向一些朋友解释原委，大家不解地问：“小孔，你当时为什么不说？”
当时我能说什么？说了又怎么样？况且，我曾答应过聂卫平要承担全部责任，我又怎能不守诺言，拉聂卫平下水呢？
我们家的教育从来就是家人要相扶相助，欢乐时共同高歌，苦难时同心协力。但一遇风浪，聂卫平就抽身而退，以前一些小事，我背个污名不要紧，但到了要对我通报批评了，他也是如此冷漠，这表明我们的生活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我不敢妄评对与错，我只能说是观念的不同，使我与他之间心灵都上了锁。生活、婚姻早已失去了内容，只剩下了一个空壳。
情尽缘散
终于有一天，聂卫平冷静地对我说：“小孔，你支持、帮助了我这么多年，我很感激你。但我已不爱你了，我们分手吧。”
早就知道这句话迟早要来，可真听到了还是为之颤抖、为之心碎、为之悲痛，这对我不公平，对我儿子也不公平。我保持沉默，久久没有给他答复。女人往往是感情战胜理智，不能心平气和。但不管我是多么不甘心、不情愿，我与聂卫平已经名存实亡的婚姻日趋破裂。痛苦、愤恨、哀怨、后悔、绝望，各种烦恼搅得我没有一天安宁。
1990年上半年，不待春的脚步走远，我终于平息了心中的怒怨，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用理智去面对现实。失去感情与爱的婚姻使聂卫平厌烦，让我窒息，对我儿子的成长也不会有好处。为了自己曾经的付出，为了我与他曾有过的相亲相爱，为了那11年漫长的婚姻，何必因为我的不幸，不让他去追求他的幸福呢？我没有这个权利，我的个性也不允许我这么做。我答应了聂卫平的要求，同意离婚。
这的确是一个明智而又正确的选择。长痛不如短痛，在感情上尤其应该如此。我只希望他能找到他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否则，我付出的代价就过于沉重了。
让聂卫平心烦的事终于有了结果，他心中的大石也落了下来。聂卫平好像觉得有些对不起我们母子俩，同时，也希望此事不要影响他的英雄形象。于是，他提出了希望我和儿子出国的建议。我接受了，倒不是为聂卫平，而是为了儿子尽量少承担因为我们的离婚，社会和环境对他的压力。
聂卫平出面请富士通公司的成田胜先生（时任该公司的宣传部长）帮忙，为我办了一个去日本逗留三个月的签证。聂卫平还给藤泽秀行老师写了封信，请他设法帮我在日本立足。至于到日本后，我该如何立住脚、怎样生存等一系列实际而具体的问题，就只有看我自己的能力了。
1990年秋，我只身前往日本。1992年6月底，我从日本回到北京，从法律上了断我与聂卫平的婚姻，这只是一个形式，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形式。
很多朋友都劝我：“你干吗不拖他一下，反正你现在日本，他拿你也没有办法，也算是对他的惩罚。”
我拒绝了朋友们的好意。人不能食言，食言便是失信。一个人能承担的苦难，何必再去找个垫背的呢？况且，聂卫平快要出生的第二个孩子是无辜的。如果一落地就承受私生子、黑孩子的名份，这实在不公平。其实，聂卫平说得很清楚，他感谢我多年对他的帮助和扶持，但他已经不爱我了，我们的婚姻虽然合法，但却不合理。话说到这种地步，我的自尊心和倔强的个性都不允许我出尔反尔，我如约地回去了。
在办理离婚手续的前一个晚上，我带着儿子，请聂卫平在北京蒲黄瑜小区一家烤肉店吃了一顿最后的团圆饭。我们明日就将成为路人，这11年的婚姻岁月有多少话想说，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我把对他的担心与期望写在一封长长的信里，一封祝贺他生日的信里（他的生日在8月）。可惜他没有拿走，这封信就只有留给儿子了。
我与聂卫平虽然姻缘已了，但都是棋手，是一个孩子的父母。临别时，我留下的唯一的叮嘱是：“你已经让一个孩子失去了父亲，希望你不要让第二个孩子也遭受这种打击。”可惜，聂卫平的第二个孩子仍然未能使他的第二次婚姻持久。
聂卫平很爱他长子，我们吃最后的团年饭时，看着儿子在旁边玩得兴高采烈，他的心有些触动，有些悲伤，也有些愧疚。他想把孩子留在他身边，但他哪有能力带这个孩子呢？孩子只能送到他大姐那里去代养。可孩子父母全失，不是更可怜吗？我作为母亲，是绝对不会在此问题上妥协的。我宁肯自己含辛茹苦，也要把儿子养大。
办离婚手续的当天，儿子似乎有不祥的预感，死活不离开我半步，就是上厕所也得一块儿去。左哄右骗，我们一溜烟偷偷出了门，一刻钟后，我们已成路人。刚出办事处，就见儿子哭得像个疯子似的在街上狂奔，我父亲在后面又急又心疼地追赶。我快步迎上，紧紧搂着不知跌了多少跤的儿子，只见他满脸是泪，满身是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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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能说什么？说了又怎么样？况且，我曾答应过聂卫平要承担全部责任，我又怎能不守诺言，拉聂卫平下水呢？
我们家的教育从来就是家人要相扶相助，欢乐时共同高歌，苦难时同心协力。但一遇风浪，聂卫平就抽身而退，以前一些小事，我背个污名不要紧，但到了要对我通报批评了，他也是如此冷漠，这表明我们的生活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我不敢妄评对与错，我只能说是观念的不同，使我与他之间心灵都上了锁。生活、婚姻早已失去了内容，只剩下了一个空壳。
情尽缘散
终于有一天，聂卫平冷静地对我说：“小孔，你支持、帮助了我这么多年，我很感激你。但我已不爱你了，我们分手吧。”
早就知道这句话迟早要来，可真听到了还是为之颤抖、为之心碎、为之悲痛，这对我不公平，对我儿子也不公平。我保持沉默，久久没有给他答复。女人往往是感情战胜理智，不能心平气和。但不管我是多么不甘心、不情愿，我与聂卫平已经名存实亡的婚姻日趋破裂。痛苦、愤恨、哀怨、后悔、绝望，各种烦恼搅得我没有一天安宁。
1990年上半年，不待春的脚步走远，我终于平息了心中的怒怨，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用理智去面对现实。失去感情与爱的婚姻使聂卫平厌烦，让我窒息，对我儿子的成长也不会有好处。为了自己曾经的付出，为了我与他曾有过的相亲相爱，为了那11年漫长的婚姻，何必因为我的不幸，不让他去追求他的幸福呢？我没有这个权利，我的个性也不允许我这么做。我答应了聂卫平的要求，同意离婚。
这的确是一个明智而又正确的选择。长痛不如短痛，在感情上尤其应该如此。我只希望他能找到他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否则，我付出的代价就过于沉重了。
让聂卫平心烦的事终于有了结果，他心中的大石也落了下来。聂卫平好像觉得有些对不起我们母子俩，同时，也希望此事不要影响他的英雄形象。于是，他提出了希望我和儿子出国的建议。我接受了，倒不是为聂卫平，而是为了儿子尽量少承担因为我们的离婚，社会和环境对他的压力。
聂卫平出面请富士通公司的成田胜先生（时任该公司的宣传部长）帮忙，为我办了一个去日本逗留三个月的签证。聂卫平还给藤泽秀行老师写了封信，请他设法帮我在日本立足。至于到日本后，我该如何立住脚、怎样生存等一系列实际而具体的问题，就只有看我自己的能力了。
1990年秋，我只身前往日本。1992年6月底，我从日本回到北京，从法律上了断我与聂卫平的婚姻，这只是一个形式，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形式。
很多朋友都劝我：“你干吗不拖他一下，反正你现在日本，他拿你也没有办法，也算是对他的惩罚。”
我拒绝了朋友们的好意。人不能食言，食言便是失信。一个人能承担的苦难，何必再去找个垫背的呢？况且，聂卫平快要出生的第二个孩子是无辜的。如果一落地就承受私生子、黑孩子的名份，这实在不公平。其实，聂卫平说得很清楚，他感谢我多年对他的帮助和扶持，但他已经不爱我了，我们的婚姻虽然合法，但却不合理。话说到这种地步，我的自尊心和倔强的个性都不允许我出尔反尔，我如约地回去了。
在办理离婚手续的前一个晚上，我带着儿子，请聂卫平在北京蒲黄瑜小区一家烤肉店吃了一顿最后的团圆饭。我们明日就将成为路人，这11年的婚姻岁月有多少话想说，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我把对他的担心与期望写在一封长长的信里，一封祝贺他生日的信里（他的生日在8月）。可惜他没有拿走，这封信就只有留给儿子了。
我与聂卫平虽然姻缘已了，但都是棋手，是一个孩子的父母。临别时，我留下的唯一的叮嘱是：“你已经让一个孩子失去了父亲，希望你不要让第二个孩子也遭受这种打击。”可惜，聂卫平的第二个孩子仍然未能使他的第二次婚姻持久。
聂卫平很爱他长子，我们吃最后的团年饭时，看着儿子在旁边玩得兴高采烈，他的心有些触动，有些悲伤，也有些愧疚。他想把孩子留在他身边，但他哪有能力带这个孩子呢？孩子只能送到他大姐那里去代养。可孩子父母全失，不是更可怜吗？我作为母亲，是绝对不会在此问题上妥协的。我宁肯自己含辛茹苦，也要把儿子养大。
办离婚手续的当天，儿子似乎有不祥的预感，死活不离开我半步，就是上厕所也得一块儿去。左哄右骗，我们一溜烟偷偷出了门，一刻钟后，我们已成路人。刚出办事处，就见儿子哭得像个疯子似的在街上狂奔，我父亲在后面又急又心疼地追赶。我快步迎上，紧紧搂着不知跌了多少跤的儿子，只见他满脸是泪，满身是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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