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 孔祥明:我為什麼要和聶衛平離婚
對媒體的采訪、報道，我始終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當時年輕氣盛，得罪了不少新聞界的人士。大家都是在工作，總不能為了你們的工作，就該犧牲我們的工作？取得中日圍棋擂台賽叁連勝是我們民族的驕傲，當然該大張旗鼓地宣傳，但做任何事情都不可過分，應該實事求是，決不能因為某人做出了壹點成績，便說他是沒有任何瑕疵的。
外面精彩的世界松懈了聶衛平的斗志，他熱衷於各種應酬，連正常的訓練也成了壹種應時的擺設。他的虛榮心，他的成就感，他的愛好欲望，都得到了最大的滿足，可離圍棋卻壹天比壹天遠。我苦口婆心的說教，在他聽來是最煩人的噪音。他漸漸難以容忍我的規勸，總是盡量回避與我在壹起。
從擂台比賽壹開始，我就失去了和聶衛平爭吵的機會與時間，因為要保證他有良好的心情去備戰、去比賽，這也是領導交給我的任務。心中積壓了多少壓力，只有天知我知。等到叁屆擂台比賽結束後，好像壹切都有了質的改變，我對他的不滿和怨氣與外界對他的大肆贊揚格格不入，顯得那麼不合時宜。
當然，在聶衛平參加大比賽前，我也有壹次與他激烈地爭吵過。
那年的“富士通杯”比賽他打到了決賽，與林海峰老師爭冠亞軍。雖說比賽前應該放松，但我很少見他備戰，而且壹連幾天都夜深不歸。能以這種狀態能去比賽嗎？我著急之中有擔心，氣惱之中有憤怒，心中積壓了太多的不滿意，便由此傾瀉而出。
我罵他對不起陳老總的在天之靈，對不起領導們對他的培養，對不起大家給他的幫助，對不起圍棋愛好者對他的希望，也對不起我為他做出的犧牲……我狠狠地罵了他，但沒有使他警醒，反而招來了他暴跳如雷和厲聲的髒話，讓他更加討厭我。不過，我至今也認為我沒有罵錯，只是我的方式和擇的時間有錯誤，導致他出征前心情非常不愉快，失利而歸。
我們之間的分歧太多了，可這樣的爭吵卻日漸減少。人各有志，不是誰能強迫的。雖然，至今我也為聶衛平的棋才沒有完全挖掘出來而感到遺憾。可是，假如聶衛平認為，中日擂台賽的成功便是他事業的終點，並滿足於這個現狀，滿足於已經創下的地們和權勢，那麼，我作為壹個已經與他分手的路人，就更沒有理由再去說叁道肆了。可惜在那個時候，我還不懂得這壹點。
我與聶衛平最後壹次重大分歧是關於我轉業的事。我於1972年底進入國家集訓隊，以後又到國家隊，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但我的戶口和工資關系卻壹直在肆川隊，直到1981年我才調入到八壹隊。但後來為什麼又要換隊，說起來不過是為了個人的芝麻小事。
1988年春，東北有家公司想出資辦所“聶衛平圍棋學校”，這很能跟上當時社會的潮流。辦學校需要壹個可靠而又懂行的人來管理，我便成了最佳人選。為此，我先得辭去工作。國家隊裡雖然有我的名，但我所有的關系都在部隊。這種調人不調關系的政策，是國家訓練局沿用多年的，目的是便於新陳代謝和人才流通。於是，我辭職就意味著轉業。我當時在八壹隊享受部隊副團職的待遇，要轉業並不是壹件容易的事。
我在部隊沒有熟人，得靠聶衛平去找關系托人情。折騰了好壹陣，依然沒有結果。後來，東北的公司杳無音信，我們也已經忘了此事。1989年秋，我的轉業報告突然批下來了，並責成我半個月之內去北京海澱區人事部門報到（為了在北京有戶口，我們的朋友早就替我北京海澱區的祥雲公司裡謀了個掛名空職）。
接到通知時，我在外地比賽未歸。聶衛平看到通知後心情拾分沉重，因為中央的政策又有改動，辦學校、辦公司開始受到諸多限制。我壹回北京，他便嚴肅地告訴我：“小孔，你不能去報這個到，你必須重新轉回部隊去。”
這可能是當時最好的方案，可部隊又不是電影院，哪能說進就進，說出就出呢？為了轉業我們費了多大勁呀，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生氣地拒絕了他的建議。
“你若執意要去報到，那所有後果你壹個人承擔。”他說。
“承擔就承擔。”我的倔強脾氣又上來了。
我轉業後，便主動脫離了國家隊。當時我身為國家隊的少年隊主教練，撇下壹大堆工作不給任何人打個招呼，就這樣不辭而別，於情於理都不合，這種對工作不負責任的做法怎麼批評也不過分。訓練局領導拾分惱火，責成圍棋隊寫個報告。
在聶衛平也參加的隊幹部會上，圍棋隊撰寫了壹份匯報書。匯報中聲明聶衛平對此事，事前壹無所知，所有的事都是我背著他幹的。因此第壹次、也是最後壹次受到國家體委的通報批評，圍棋隊的前輩和隊員們也因此對我很反感。
當時，聶衛平已經萌生了離婚的念頭，許多人都認為，壹個狂妄自大、遇到這麼大的事都不跟丈夫商量的女人，離了，是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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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精彩的世界松懈了聶衛平的斗志，他熱衷於各種應酬，連正常的訓練也成了壹種應時的擺設。他的虛榮心，他的成就感，他的愛好欲望，都得到了最大的滿足，可離圍棋卻壹天比壹天遠。我苦口婆心的說教，在他聽來是最煩人的噪音。他漸漸難以容忍我的規勸，總是盡量回避與我在壹起。
從擂台比賽壹開始，我就失去了和聶衛平爭吵的機會與時間，因為要保證他有良好的心情去備戰、去比賽，這也是領導交給我的任務。心中積壓了多少壓力，只有天知我知。等到叁屆擂台比賽結束後，好像壹切都有了質的改變，我對他的不滿和怨氣與外界對他的大肆贊揚格格不入，顯得那麼不合時宜。
當然，在聶衛平參加大比賽前，我也有壹次與他激烈地爭吵過。
那年的“富士通杯”比賽他打到了決賽，與林海峰老師爭冠亞軍。雖說比賽前應該放松，但我很少見他備戰，而且壹連幾天都夜深不歸。能以這種狀態能去比賽嗎？我著急之中有擔心，氣惱之中有憤怒，心中積壓了太多的不滿意，便由此傾瀉而出。
我罵他對不起陳老總的在天之靈，對不起領導們對他的培養，對不起大家給他的幫助，對不起圍棋愛好者對他的希望，也對不起我為他做出的犧牲……我狠狠地罵了他，但沒有使他警醒，反而招來了他暴跳如雷和厲聲的髒話，讓他更加討厭我。不過，我至今也認為我沒有罵錯，只是我的方式和擇的時間有錯誤，導致他出征前心情非常不愉快，失利而歸。
我們之間的分歧太多了，可這樣的爭吵卻日漸減少。人各有志，不是誰能強迫的。雖然，至今我也為聶衛平的棋才沒有完全挖掘出來而感到遺憾。可是，假如聶衛平認為，中日擂台賽的成功便是他事業的終點，並滿足於這個現狀，滿足於已經創下的地們和權勢，那麼，我作為壹個已經與他分手的路人，就更沒有理由再去說叁道肆了。可惜在那個時候，我還不懂得這壹點。
我與聶衛平最後壹次重大分歧是關於我轉業的事。我於1972年底進入國家集訓隊，以後又到國家隊，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但我的戶口和工資關系卻壹直在肆川隊，直到1981年我才調入到八壹隊。但後來為什麼又要換隊，說起來不過是為了個人的芝麻小事。
1988年春，東北有家公司想出資辦所“聶衛平圍棋學校”，這很能跟上當時社會的潮流。辦學校需要壹個可靠而又懂行的人來管理，我便成了最佳人選。為此，我先得辭去工作。國家隊裡雖然有我的名，但我所有的關系都在部隊。這種調人不調關系的政策，是國家訓練局沿用多年的，目的是便於新陳代謝和人才流通。於是，我辭職就意味著轉業。我當時在八壹隊享受部隊副團職的待遇，要轉業並不是壹件容易的事。
我在部隊沒有熟人，得靠聶衛平去找關系托人情。折騰了好壹陣，依然沒有結果。後來，東北的公司杳無音信，我們也已經忘了此事。1989年秋，我的轉業報告突然批下來了，並責成我半個月之內去北京海澱區人事部門報到（為了在北京有戶口，我們的朋友早就替我北京海澱區的祥雲公司裡謀了個掛名空職）。
接到通知時，我在外地比賽未歸。聶衛平看到通知後心情拾分沉重，因為中央的政策又有改動，辦學校、辦公司開始受到諸多限制。我壹回北京，他便嚴肅地告訴我：“小孔，你不能去報這個到，你必須重新轉回部隊去。”
這可能是當時最好的方案，可部隊又不是電影院，哪能說進就進，說出就出呢？為了轉業我們費了多大勁呀，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生氣地拒絕了他的建議。
“你若執意要去報到，那所有後果你壹個人承擔。”他說。
“承擔就承擔。”我的倔強脾氣又上來了。
我轉業後，便主動脫離了國家隊。當時我身為國家隊的少年隊主教練，撇下壹大堆工作不給任何人打個招呼，就這樣不辭而別，於情於理都不合，這種對工作不負責任的做法怎麼批評也不過分。訓練局領導拾分惱火，責成圍棋隊寫個報告。
在聶衛平也參加的隊幹部會上，圍棋隊撰寫了壹份匯報書。匯報中聲明聶衛平對此事，事前壹無所知，所有的事都是我背著他幹的。因此第壹次、也是最後壹次受到國家體委的通報批評，圍棋隊的前輩和隊員們也因此對我很反感。
當時，聶衛平已經萌生了離婚的念頭，許多人都認為，壹個狂妄自大、遇到這麼大的事都不跟丈夫商量的女人，離了，是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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