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 孔祥明:我为什么要和聂卫平离婚
对媒体的采访、报道，我始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当时年轻气盛，得罪了不少新闻界的人士。大家都是在工作，总不能为了你们的工作，就该牺牲我们的工作？取得中日围棋擂台赛三连胜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当然该大张旗鼓地宣传，但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过分，应该实事求是，决不能因为某人做出了一点成绩，便说他是没有任何瑕疵的。
外面精彩的世界松懈了聂卫平的斗志，他热衷于各种应酬，连正常的训练也成了一种应时的摆设。他的虚荣心，他的成就感，他的爱好欲望，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可离围棋却一天比一天远。我苦口婆心的说教，在他听来是最烦人的噪音。他渐渐难以容忍我的规劝，总是尽量回避与我在一起。
从擂台比赛一开始，我就失去了和聂卫平争吵的机会与时间，因为要保证他有良好的心情去备战、去比赛，这也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心中积压了多少压力，只有天知我知。等到三届擂台比赛结束后，好像一切都有了质的改变，我对他的不满和怨气与外界对他的大肆赞扬格格不入，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当然，在聂卫平参加大比赛前，我也有一次与他激烈地争吵过。
那年的“富士通杯”比赛他打到了决赛，与林海峰老师争冠亚军。虽说比赛前应该放松，但我很少见他备战，而且一连几天都夜深不归。能以这种状态能去比赛吗？我着急之中有担心，气恼之中有愤怒，心中积压了太多的不满意，便由此倾泻而出。
我骂他对不起陈老总的在天之灵，对不起领导们对他的培养，对不起大家给他的帮助，对不起围棋爱好者对他的希望，也对不起我为他做出的牺牲……我狠狠地骂了他，但没有使他警醒，反而招来了他暴跳如雷和厉声的脏话，让他更加讨厌我。不过，我至今也认为我没有骂错，只是我的方式和择的时间有错误，导致他出征前心情非常不愉快，失利而归。
我们之间的分歧太多了，可这样的争吵却日渐减少。人各有志，不是谁能强迫的。虽然，至今我也为聂卫平的棋才没有完全挖掘出来而感到遗憾。可是，假如聂卫平认为，中日擂台赛的成功便是他事业的终点，并满足于这个现状，满足于已经创下的地们和权势，那么，我作为一个已经与他分手的路人，就更没有理由再去说三道四了。可惜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这一点。
我与聂卫平最后一次重大分歧是关于我转业的事。我于1972年底进入国家集训队，以后又到国家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但我的户口和工资关系却一直在四川队，直到1981年我才调入到八一队。但后来为什么又要换队，说起来不过是为了个人的芝麻小事。
1988年春，东北有家公司想出资办所“聂卫平围棋学校”，这很能跟上当时社会的潮流。办学校需要一个可靠而又懂行的人来管理，我便成了最佳人选。为此，我先得辞去工作。国家队里虽然有我的名，但我所有的关系都在部队。这种调人不调关系的政策，是国家训练局沿用多年的，目的是便于新陈代谢和人才流通。于是，我辞职就意味着转业。我当时在八一队享受部队副团职的待遇，要转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在部队没有熟人，得靠聂卫平去找关系托人情。折腾了好一阵，依然没有结果。后来，东北的公司杳无音信，我们也已经忘了此事。1989年秋，我的转业报告突然批下来了，并责成我半个月之内去北京海淀区人事部门报到（为了在北京有户口，我们的朋友早就替我北京海淀区的祥云公司里谋了个挂名空职）。
接到通知时，我在外地比赛未归。聂卫平看到通知后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中央的政策又有改动，办学校、办公司开始受到诸多限制。我一回北京，他便严肃地告诉我：“小孔，你不能去报这个到，你必须重新转回部队去。”
这可能是当时最好的方案，可部队又不是电影院，哪能说进就进，说出就出呢？为了转业我们费了多大劲呀，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生气地拒绝了他的建议。
“你若执意要去报到，那所有后果你一个人承担。”他说。
“承担就承担。”我的倔强脾气又上来了。
我转业后，便主动脱离了国家队。当时我身为国家队的少年队主教练，撇下一大堆工作不给任何人打个招呼，就这样不辞而别，于情于理都不合，这种对工作不负责任的做法怎么批评也不过分。训练局领导十分恼火，责成围棋队写个报告。
在聂卫平也参加的队干部会上，围棋队撰写了一份汇报书。汇报中声明聂卫平对此事，事前一无所知，所有的事都是我背着他干的。因此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受到国家体委的通报批评，围棋队的前辈和队员们也因此对我很反感。
当时，聂卫平已经萌生了离婚的念头，许多人都认为，一个狂妄自大、遇到这么大的事都不跟丈夫商量的女人，离了，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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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外面精彩的世界松懈了聂卫平的斗志，他热衷于各种应酬，连正常的训练也成了一种应时的摆设。他的虚荣心，他的成就感，他的爱好欲望，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可离围棋却一天比一天远。我苦口婆心的说教，在他听来是最烦人的噪音。他渐渐难以容忍我的规劝，总是尽量回避与我在一起。
从擂台比赛一开始，我就失去了和聂卫平争吵的机会与时间，因为要保证他有良好的心情去备战、去比赛，这也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心中积压了多少压力，只有天知我知。等到三届擂台比赛结束后，好像一切都有了质的改变，我对他的不满和怨气与外界对他的大肆赞扬格格不入，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当然，在聂卫平参加大比赛前，我也有一次与他激烈地争吵过。
那年的“富士通杯”比赛他打到了决赛，与林海峰老师争冠亚军。虽说比赛前应该放松，但我很少见他备战，而且一连几天都夜深不归。能以这种状态能去比赛吗？我着急之中有担心，气恼之中有愤怒，心中积压了太多的不满意，便由此倾泻而出。
我骂他对不起陈老总的在天之灵，对不起领导们对他的培养，对不起大家给他的帮助，对不起围棋爱好者对他的希望，也对不起我为他做出的牺牲……我狠狠地骂了他，但没有使他警醒，反而招来了他暴跳如雷和厉声的脏话，让他更加讨厌我。不过，我至今也认为我没有骂错，只是我的方式和择的时间有错误，导致他出征前心情非常不愉快，失利而归。
我们之间的分歧太多了，可这样的争吵却日渐减少。人各有志，不是谁能强迫的。虽然，至今我也为聂卫平的棋才没有完全挖掘出来而感到遗憾。可是，假如聂卫平认为，中日擂台赛的成功便是他事业的终点，并满足于这个现状，满足于已经创下的地们和权势，那么，我作为一个已经与他分手的路人，就更没有理由再去说三道四了。可惜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这一点。
我与聂卫平最后一次重大分歧是关于我转业的事。我于1972年底进入国家集训队，以后又到国家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但我的户口和工资关系却一直在四川队，直到1981年我才调入到八一队。但后来为什么又要换队，说起来不过是为了个人的芝麻小事。
1988年春，东北有家公司想出资办所“聂卫平围棋学校”，这很能跟上当时社会的潮流。办学校需要一个可靠而又懂行的人来管理，我便成了最佳人选。为此，我先得辞去工作。国家队里虽然有我的名，但我所有的关系都在部队。这种调人不调关系的政策，是国家训练局沿用多年的，目的是便于新陈代谢和人才流通。于是，我辞职就意味着转业。我当时在八一队享受部队副团职的待遇，要转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在部队没有熟人，得靠聂卫平去找关系托人情。折腾了好一阵，依然没有结果。后来，东北的公司杳无音信，我们也已经忘了此事。1989年秋，我的转业报告突然批下来了，并责成我半个月之内去北京海淀区人事部门报到（为了在北京有户口，我们的朋友早就替我北京海淀区的祥云公司里谋了个挂名空职）。
接到通知时，我在外地比赛未归。聂卫平看到通知后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中央的政策又有改动，办学校、办公司开始受到诸多限制。我一回北京，他便严肃地告诉我：“小孔，你不能去报这个到，你必须重新转回部队去。”
这可能是当时最好的方案，可部队又不是电影院，哪能说进就进，说出就出呢？为了转业我们费了多大劲呀，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生气地拒绝了他的建议。
“你若执意要去报到，那所有后果你一个人承担。”他说。
“承担就承担。”我的倔强脾气又上来了。
我转业后，便主动脱离了国家队。当时我身为国家队的少年队主教练，撇下一大堆工作不给任何人打个招呼，就这样不辞而别，于情于理都不合，这种对工作不负责任的做法怎么批评也不过分。训练局领导十分恼火，责成围棋队写个报告。
在聂卫平也参加的队干部会上，围棋队撰写了一份汇报书。汇报中声明聂卫平对此事，事前一无所知，所有的事都是我背着他干的。因此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受到国家体委的通报批评，围棋队的前辈和队员们也因此对我很反感。
当时，聂卫平已经萌生了离婚的念头，许多人都认为，一个狂妄自大、遇到这么大的事都不跟丈夫商量的女人，离了，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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