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 孔祥明:我为什么要和聂卫平离婚
有一次，失去理智的婆婆要将我们唯一的门窗用木条钉死。“冬冬冬”的撞击声，吓得儿子扎在我怀里不敢出大气。聂卫平每周回来看我们一次，他无力去平息父母间的战火，也无力将我们母子从这硝烟中接出去。他不无动情地对我说：“小孔，你受苦了，我将来一定好好报答你。”
有他这句话，我心足矣。再说了，这是我的孩子，我吃点苦算什么！
孩子终于满一百天了。他除了有些神经质之外，长得跟小地主一样，圆圆的脸上有三个小下巴。虽然他的妈妈瘦得犹如一只猴子——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就是属羊的写照吧。
聂卫平希望孩子的名字中有个“聪”字，我爸爸便起了聂和聪、聂云骢这两个名字供我们选择。前者平和聪明，后者是云中骏马。聂卫平选了后者。“骢骢”便成了我们儿子的小名。
我爸爸更倾向于前者，他认为“云骢”这名字太硬，怕克我们夫妻。其实，这是我父亲多虑了。即使孩子命硬克了父母，为了孩子的前途父母也会心甘情愿。相反，不管孩子名字多么柔和，父母要分手也不会因此便言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这不是上辈人的过错，也不是下一代的责任。人生都是由自己去把握，由自己去创造，由自己去谱写的。
孩子满一百天后，我归队了。为了比赛，我很快给儿子断了奶，这不仅让儿子因过渡期太短发生了严重不适，我自己也因强迫挤压留下了病患，为治疗乳腺增生，我已开过两次刀。最让我痛苦的，是不该让我爸爸也来品尝我的艰辛。
1982年底，在聂卫平的努力下，在许多领导同志的亲自过问关心下，我们终于在北京蒲黄瑜小区有了一个自己的家。那是一套很小的老式三室一厅住房。接来了我爸爸，请了位保姆，加上我们夫妻和儿子，五个人把它挤得满满的。每一间小屋都缺乏空间，每一个角落都要充分利用。没有任何装饰，没有任何奢侈品，素净而简朴，我们却感到了极大的满足。
缺血、缺锌、缺钙，使儿子常常晚上不好好睡觉。聂卫平嫌他吵闹，时时发火，我便抱着儿子在床边的小空间里慢慢踱步，只要丈夫能睡好，儿子能安静，这点辛苦我不在乎。最累的是冬天带孩子去医院，他裹得像个大棉球，我也穿得厚厚的。深夜，抱着儿子走两三站路去医院，那手臂的酸痛滋味至今仍然能清晰地感觉到。但只要孩子一天天强健起来，一天天长大，做母亲的又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孩子多病，磨炼了我的生活能力。儿子渐渐长大，也使我爱的天平开始发生倾斜，是对是错？至今我也无法说清楚。
好不容易熬到了儿子三岁，我们把他送到天坛附近的一所托儿所，这还是托熟人开后门才进去的。可孩子打死也不肯去，每次送都要费好大的劲。
我每天用自行车把他从家里推到幼儿园，晚上再推他回家（我骑车技术很差，只要载人装物就不敢骑了）。母子俩就在这每天来回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里，加深了了解，加深了感情。
聂卫平很疼爱他这个儿子，可方法不对，也没有原则。高兴时任凭孩子无理取闹，心烦时就给孩子一顿劈头责骂，事后又觉有愧，不断跟孩子说对不起，但下一次依然如此。儿子一有不适，麻烦就由我全部承担。对聂卫平来说，儿子是个活着的大玩具，经常和儿子争得脸红筋涨。我怜惜丈夫又心疼儿子，常常不偏不倚地去处理他们父子的纠纷。我每每暗思，我是不是养了两个儿子？
也许是怀孕期的磨难，儿子一生下来脾气就特别倔强，从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哭闹起来不让人有喘息的机会。他慢慢长大后，其性格也不见有好转。
孩子犯了错误，聂卫平拍他屁股几下，还不是真打，他便瞪着眼，用愤恨的目光表示不满。我若叫他认错，他便会大声地嚷嚷：“我没错，是爸爸错了，妈妈不公平。”我若一气上火，也给他一下，他便哭着喊：“我没错，我就是没错。”谁给他讲道理也不听，急起来，天王老子都不认。
有一次我出外办事，把孩子交给聂卫平带。那时训练局大楼前有道大铁门，门栏底下有道宽缝，一些孩子在那里爬进爬出玩。四岁的儿子来了兴趣，也要去爬，聂卫平没同意，他便让聂卫平去爬。这怎么行，聂卫平便凶了他几句，这下可惹了“大祸”。他尖利的哭声扰乱了整幢大楼的安静。路过大门的各队教练、运动员都会停下来哄哄劝劝。糖果、玩具、许愿，什么方法都试过了，他断然拒绝了所有的好意，继续大哭不止。聂卫平软的、硬的全试过了，都不管用。直到两个多小时后我回来了，孩子才委屈地扑在我怀里直说他爸的不是才算歇气。从此，训练局大楼的人都知道了我们这个儿子的名字，这名声是凭他自己哭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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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有他这句话，我心足矣。再说了，这是我的孩子，我吃点苦算什么！
孩子终于满一百天了。他除了有些神经质之外，长得跟小地主一样，圆圆的脸上有三个小下巴。虽然他的妈妈瘦得犹如一只猴子——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就是属羊的写照吧。
聂卫平希望孩子的名字中有个“聪”字，我爸爸便起了聂和聪、聂云骢这两个名字供我们选择。前者平和聪明，后者是云中骏马。聂卫平选了后者。“骢骢”便成了我们儿子的小名。
我爸爸更倾向于前者，他认为“云骢”这名字太硬，怕克我们夫妻。其实，这是我父亲多虑了。即使孩子命硬克了父母，为了孩子的前途父母也会心甘情愿。相反，不管孩子名字多么柔和，父母要分手也不会因此便言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这不是上辈人的过错，也不是下一代的责任。人生都是由自己去把握，由自己去创造，由自己去谱写的。
孩子满一百天后，我归队了。为了比赛，我很快给儿子断了奶，这不仅让儿子因过渡期太短发生了严重不适，我自己也因强迫挤压留下了病患，为治疗乳腺增生，我已开过两次刀。最让我痛苦的，是不该让我爸爸也来品尝我的艰辛。
1982年底，在聂卫平的努力下，在许多领导同志的亲自过问关心下，我们终于在北京蒲黄瑜小区有了一个自己的家。那是一套很小的老式三室一厅住房。接来了我爸爸，请了位保姆，加上我们夫妻和儿子，五个人把它挤得满满的。每一间小屋都缺乏空间，每一个角落都要充分利用。没有任何装饰，没有任何奢侈品，素净而简朴，我们却感到了极大的满足。
缺血、缺锌、缺钙，使儿子常常晚上不好好睡觉。聂卫平嫌他吵闹，时时发火，我便抱着儿子在床边的小空间里慢慢踱步，只要丈夫能睡好，儿子能安静，这点辛苦我不在乎。最累的是冬天带孩子去医院，他裹得像个大棉球，我也穿得厚厚的。深夜，抱着儿子走两三站路去医院，那手臂的酸痛滋味至今仍然能清晰地感觉到。但只要孩子一天天强健起来，一天天长大，做母亲的又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孩子多病，磨炼了我的生活能力。儿子渐渐长大，也使我爱的天平开始发生倾斜，是对是错？至今我也无法说清楚。
好不容易熬到了儿子三岁，我们把他送到天坛附近的一所托儿所，这还是托熟人开后门才进去的。可孩子打死也不肯去，每次送都要费好大的劲。
我每天用自行车把他从家里推到幼儿园，晚上再推他回家（我骑车技术很差，只要载人装物就不敢骑了）。母子俩就在这每天来回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里，加深了了解，加深了感情。
聂卫平很疼爱他这个儿子，可方法不对，也没有原则。高兴时任凭孩子无理取闹，心烦时就给孩子一顿劈头责骂，事后又觉有愧，不断跟孩子说对不起，但下一次依然如此。儿子一有不适，麻烦就由我全部承担。对聂卫平来说，儿子是个活着的大玩具，经常和儿子争得脸红筋涨。我怜惜丈夫又心疼儿子，常常不偏不倚地去处理他们父子的纠纷。我每每暗思，我是不是养了两个儿子？
也许是怀孕期的磨难，儿子一生下来脾气就特别倔强，从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哭闹起来不让人有喘息的机会。他慢慢长大后，其性格也不见有好转。
孩子犯了错误，聂卫平拍他屁股几下，还不是真打，他便瞪着眼，用愤恨的目光表示不满。我若叫他认错，他便会大声地嚷嚷：“我没错，是爸爸错了，妈妈不公平。”我若一气上火，也给他一下，他便哭着喊：“我没错，我就是没错。”谁给他讲道理也不听，急起来，天王老子都不认。
有一次我出外办事，把孩子交给聂卫平带。那时训练局大楼前有道大铁门，门栏底下有道宽缝，一些孩子在那里爬进爬出玩。四岁的儿子来了兴趣，也要去爬，聂卫平没同意，他便让聂卫平去爬。这怎么行，聂卫平便凶了他几句，这下可惹了“大祸”。他尖利的哭声扰乱了整幢大楼的安静。路过大门的各队教练、运动员都会停下来哄哄劝劝。糖果、玩具、许愿，什么方法都试过了，他断然拒绝了所有的好意，继续大哭不止。聂卫平软的、硬的全试过了，都不管用。直到两个多小时后我回来了，孩子才委屈地扑在我怀里直说他爸的不是才算歇气。从此，训练局大楼的人都知道了我们这个儿子的名字，这名声是凭他自己哭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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