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 孔祥明:我为什么要和聂卫平离婚
1981年9月23日，我刚去做了定期检查，24日上午就开始出现阵痛了。我无知地以为是食物中毒，心想忍一忍就过去了。可那种疼痛不是我能忍受的，我决定提前搬回婆家住，以防万一。一想到好几个月都不能回到训练局，我便开始了大清洗，把床单、被套和三楼男宿舍聂卫平的床单，几大盆的脏物全洗了。因为没有洗衣机，只能靠手搓。我肚子痛得厉害时就歇一会儿，等痛过了又洗，折腾到下午3点多钟才回到婆家。
一到婆家，我立刻拉上聂卫平的小弟媳妇陪我上医院。刚巧碰上下班高峰，公共汽车内拥挤不堪，其间还转了一趟车才到达医院。阵痛的间隙在缩短，而且痛得越来越厉害，我无意之中竟把小弟媳妇的手都捏青了。终于，我们赶在医生快下班时到了医院，大夫看见我很是奇怪：
“小孔，你不是昨天才来过吗？”
“我肚子疼，中毒了，请给我点药。”我无知得近乎幼稚。
医生一检查，就果断地下命令：“立即住院，你要生了。”
“这怎么行，我丈夫还没回来，等一个星期再生吧。”我自以为是地说。
医生乐了，说：“生孩子可不管你丈夫回不回来，他可是谁也不会等的。快住院吧！”
加速的阵痛使我陷入地狱。可不管我如何哀求，医生都不给我开刀，也不给我注射麻药，他们说我有能力自己生。在产床上我把全身仅存的力气都用完了，经过半个多小时地狱般的折磨，“哇！”一声响亮的哭声把我从剧痛中解救了出来。
儿子诞生了，6斤8两。我看着护士小姐抱给我看的那个小血肉团，皱巴巴的，除了哭叫的小嘴，连五官也看不清。我心想：该不会生一个丑八怪吧？可不管他是美是丑，他都是我的儿子，我都会给他一生的爱。这一点，在孩子一落地时就成为了我的誓言。
第二天，医院里一辆辆小车把婴儿们送到了各自母亲的怀里。每张床前都有丈夫、父母和姐妹，都有欢声笑语、温馨叮嘱。只有我，一个人抱着儿子，孤零零、冷清清的，说不出的寂寞。我将儿子紧紧抱在怀里，想用我的爱填补他受到的冷落。
下午两点多钟，孩子的大姑与她的同事匆匆来了一趟，她们先去育婴室外面看看，再到我这里看看。也难怪，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都有自己的事情，我不应有不满和抱怨，只要心中有亲情，又何必在乎形式呢？我那时总是这样想。
我的宝贝从生下来到满月时，就没有两只眼同时睁开过，总是半睁半闭，问医生也说不出为什么。儿子长大后，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这么做，可他却根本不记得。其实，他也不可能记得，那只是我的一种不甘心的情绪而已。说实话，那一阵子，我不知为此担了多少心，真害怕儿子得了什么怪病。
艰难的哺育
带着刚出生三天的儿子，我回到了婆家。为了生活方便，聂卫平的母亲将门洞里隔出来的一间小屋让我们母子住，由小弟媳妇来照顾我。可她也是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女孩，该怎么做？我们都是一样无知无识。
孩子的大姑告诉我：“喂奶必须定时，养成习惯，最关键的就在第一夜。医院里是母子分开，在家里要忍耐得住孩子的啼哭，不要顺从他，三小时喂一次。否则，以后就无法改了……”
我认真地遵从了这个建议，真的就狠着心让孩子哭。可这倔孩子就一直不停地哭了两个多小时。等到该喂奶时，他已累得没有吃奶的力气了。我心疼的同时又暗自庆幸自己的坚强，心想终于把孩子给制住了。可等到打开襁褓换尿布时，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
儿子的肚脐红胀得有一个鸡蛋那么大。医生说这是长时间啼哭造成的，治疗方法只有一种，就是不要让他再哭。这下，哪还有什么钟点，哪还有什么规定，无论睡着还是醒着，我都得将孩子抱在怀里，尽量不让他哭。那个时候，我认为，世上最大的幸福就是让我好好地睡个完整觉。
聂卫平家是个大家庭，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加上聂卫平共五姐弟，他们各自成家后就是10个人，加上父母、侄女，共13口人住在一起，热闹是热闹，也少不了矛盾。我的婆婆——聂卫平的母亲平常很和气，但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刺激，留下了神经官能症的毛病，一犯起病来就无法理喻。我坐月子时正赶上她犯病，一切都无法正常运转，这只能说是我和孩子的不幸。
可以这么说——或许今天的人们真的不会相信，我是吃着馒头就着北京特有的盐萝卜干儿将孩子带大的。婆婆的病情越来越重，全家人凡是能在外面留宿的，都尽可能不回家。还在这个家中坚守阵地的，除了聂卫平的父亲、小弟夫妇和小保姆外，就只剩我们母子俩，因为我们无处可去。婆婆夜半的喊声和敲击破铁桶的响声，不仅使我感到阵阵心紧，更糟的是惊得儿子一阵阵的痉挛，不停地在我怀中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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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婆家，我立刻拉上聂卫平的小弟媳妇陪我上医院。刚巧碰上下班高峰，公共汽车内拥挤不堪，其间还转了一趟车才到达医院。阵痛的间隙在缩短，而且痛得越来越厉害，我无意之中竟把小弟媳妇的手都捏青了。终于，我们赶在医生快下班时到了医院，大夫看见我很是奇怪：
“小孔，你不是昨天才来过吗？”
“我肚子疼，中毒了，请给我点药。”我无知得近乎幼稚。
医生一检查，就果断地下命令：“立即住院，你要生了。”
“这怎么行，我丈夫还没回来，等一个星期再生吧。”我自以为是地说。
医生乐了，说：“生孩子可不管你丈夫回不回来，他可是谁也不会等的。快住院吧！”
加速的阵痛使我陷入地狱。可不管我如何哀求，医生都不给我开刀，也不给我注射麻药，他们说我有能力自己生。在产床上我把全身仅存的力气都用完了，经过半个多小时地狱般的折磨，“哇！”一声响亮的哭声把我从剧痛中解救了出来。
儿子诞生了，6斤8两。我看着护士小姐抱给我看的那个小血肉团，皱巴巴的，除了哭叫的小嘴，连五官也看不清。我心想：该不会生一个丑八怪吧？可不管他是美是丑，他都是我的儿子，我都会给他一生的爱。这一点，在孩子一落地时就成为了我的誓言。
第二天，医院里一辆辆小车把婴儿们送到了各自母亲的怀里。每张床前都有丈夫、父母和姐妹，都有欢声笑语、温馨叮嘱。只有我，一个人抱着儿子，孤零零、冷清清的，说不出的寂寞。我将儿子紧紧抱在怀里，想用我的爱填补他受到的冷落。
下午两点多钟，孩子的大姑与她的同事匆匆来了一趟，她们先去育婴室外面看看，再到我这里看看。也难怪，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都有自己的事情，我不应有不满和抱怨，只要心中有亲情，又何必在乎形式呢？我那时总是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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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哺育
带着刚出生三天的儿子，我回到了婆家。为了生活方便，聂卫平的母亲将门洞里隔出来的一间小屋让我们母子住，由小弟媳妇来照顾我。可她也是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女孩，该怎么做？我们都是一样无知无识。
孩子的大姑告诉我：“喂奶必须定时，养成习惯，最关键的就在第一夜。医院里是母子分开，在家里要忍耐得住孩子的啼哭，不要顺从他，三小时喂一次。否则，以后就无法改了……”
我认真地遵从了这个建议，真的就狠着心让孩子哭。可这倔孩子就一直不停地哭了两个多小时。等到该喂奶时，他已累得没有吃奶的力气了。我心疼的同时又暗自庆幸自己的坚强，心想终于把孩子给制住了。可等到打开襁褓换尿布时，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
儿子的肚脐红胀得有一个鸡蛋那么大。医生说这是长时间啼哭造成的，治疗方法只有一种，就是不要让他再哭。这下，哪还有什么钟点，哪还有什么规定，无论睡着还是醒着，我都得将孩子抱在怀里，尽量不让他哭。那个时候，我认为，世上最大的幸福就是让我好好地睡个完整觉。
聂卫平家是个大家庭，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加上聂卫平共五姐弟，他们各自成家后就是10个人，加上父母、侄女，共13口人住在一起，热闹是热闹，也少不了矛盾。我的婆婆——聂卫平的母亲平常很和气，但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刺激，留下了神经官能症的毛病，一犯起病来就无法理喻。我坐月子时正赶上她犯病，一切都无法正常运转，这只能说是我和孩子的不幸。
可以这么说——或许今天的人们真的不会相信，我是吃着馒头就着北京特有的盐萝卜干儿将孩子带大的。婆婆的病情越来越重，全家人凡是能在外面留宿的，都尽可能不回家。还在这个家中坚守阵地的，除了聂卫平的父亲、小弟夫妇和小保姆外，就只剩我们母子俩，因为我们无处可去。婆婆夜半的喊声和敲击破铁桶的响声，不仅使我感到阵阵心紧，更糟的是惊得儿子一阵阵的痉挛，不停地在我怀中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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