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 孔祥明:我为什么要和聂卫平离婚
我是那么固执，那么倔强，根本听不进爸爸的劝说，也没有在乎爸爸有多么伤心，执意要为爱牺牲一切，并为此在所不惜。
我在跟爸爸宣布我要结婚时，竟没有哪怕在形式上征求他同意的一点表示。我的选择，伤透了他的心，气得爸爸差点跟我断绝父女关系。
在各方面极力反对下，我还是和聂卫平结婚了。
大家的反对本来也都是为了我们好，为了我们各自的前途。所以，当我们执意结婚时，领导和朋友们还是给了我们真诚的祝福。
没有去细察爸爸的痛苦，我变成了一个不孝到了极点的女儿，现在想想真是既自责又后悔。忘不了我办完结婚手续的那天，爸爸整日无言，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失望与担心写在他的脸上。我了了自己的心愿，才觉察到爸爸的悲哀，可我很快便离开了成都，留下爸爸一个人与孤独、寂寞作伴。
得到了想得到的，又想找回为此失去的。我到底还不是个坏到极点的女孩，我不断地给爸爸写信，不断地请求他体谅与理解女儿的选择。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伤透的心无法宽恕我，从来都百依百顺的女儿，竟会如此大逆不道。这对注重忠孝的父亲来讲，是一个过于沉重的打击，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一时间言行迷茫，过早地退了休，守着一间破屋，饱尝着一个人的冷清与凄凉。
过了很久很久，耐不住我的声声哀求，爸爸终于心软了下来。毕竟，这是他唯一的骨肉；毕竟，这是他一手养大的孩子。他默认了我的婚姻。
当我儿子出生后，他就把他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了这个外孙身上。虽然他对我放弃进步、放弃围棋有十二万个不满；虽然他对我声名日下、毫无建树有十二万个失望，但是，他仍然教导我做个好妻子，做个好母亲，做个好媳妇。他告诫我太多《女儿经》《三字经》中的东西。当他1982年底到北京和我一块儿住时，他对我的管制仍然像从前那样紧、那样严，只是他所管制的事不一样了而已。
他从不责怪我的选择对他的伤害。即使在多年后，我如他所预测的那样遭到了婚姻与事业的不幸，他也没有抱怨我一句。他只是默默地用深沉的父爱给我温暖，鼓励我重新站起来。父亲的希望与期待，在我固执的选择中化为了泡影。可父亲的关爱，却时时刻刻陪伴在我的身边。
今天，我无法原谅自己的自私，我无法实现父亲的愿望。我的选择，转变了我整个人生，几多幸福、几多苦楚，我不后悔，因为那是我自己选择的路。可是，我悔恨我的冲动，怨恨我的不近人情，没有给爸爸时间去接受我那一意孤行的婚姻，由此给他造成了突然的伤害。为此，我心中好内疚，好内疚。
1979年秋，我和聂卫平在成都春熙路办事处办了结婚登记，1980年3月举行了婚礼。由于当时聂卫平的户口关系在黑龙江省队，我的户口在四川成都，我们在北京就无法申请房子。平时都住在国家队的宿舍里，周末便回他父母家中，在那儿建了个小窝。新婚蜜月，没有花前月下，我们的时间仍然花在了棋上。日子过得虽说有些单调，但却很温馨、很充实、很甜蜜。
很有女人缘的聂卫平现在终日痴守着我，我仿佛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伟人，太了不得了，以为这就是爱的力量。我收敛了自己的好胜争强，从实践中学会了所有家务。让我双手的操劳，换来他的一身轻松，甚至连倒开水、洗手绢都不用他动手。聂卫平为此很满足，我也就更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于是，慢慢地、慢慢地，我生活轴心就只围绕着他一个人转。害得朋友们都为我担心，说聂卫平今天对我笑，那我这一天都是阳光灿烂；若是哪天聂卫平对我冷漠，那我便是脸下冰霜、黯然阴沉。连国家队的队友们也慢慢了解到一个规律，倘若我冷着脸，一开口就呛人的话，并不一定是对说话者有什么过不去，而肯定是和聂卫平闹不愉快了。
为此，我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伤害了多少人，这真不是可以用年轻幼稚来开脱的错误。弄得聂卫平也对他人、对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小孔能任劳，却不能任怨。”
这的确也是我性格上的一个缺陷，再苦再累我不怕，但却受不得一点委屈和冤枉。这有缺陷的性格，虽然说在经历挫折和痛苦之后逐步有所改善，可是却没有本质上的转变，仅仅是将争吵改为了沉默的忍耐。其实这种无声的抗议，对聂卫平也是一种心理压力。
那时我的心里眼里只有聂卫平一个人。注意力过度集中，且不说我这样不仅疏远家人朋友，失去了自己，就是对聂卫平来说，这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啊。爱，也是不可过量的！但懂得这一点，却是在十几年后我儿子教我的。在他快满18岁想自由飞翔时，有次曾坦率、认真地对我说：“妈妈，你别把眼睛都拴在我身上，你关心一下你自己吧。你给我的爱太多了，我已承担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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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跟爸爸宣布我要结婚时，竟没有哪怕在形式上征求他同意的一点表示。我的选择，伤透了他的心，气得爸爸差点跟我断绝父女关系。
在各方面极力反对下，我还是和聂卫平结婚了。
大家的反对本来也都是为了我们好，为了我们各自的前途。所以，当我们执意结婚时，领导和朋友们还是给了我们真诚的祝福。
没有去细察爸爸的痛苦，我变成了一个不孝到了极点的女儿，现在想想真是既自责又后悔。忘不了我办完结婚手续的那天，爸爸整日无言，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失望与担心写在他的脸上。我了了自己的心愿，才觉察到爸爸的悲哀，可我很快便离开了成都，留下爸爸一个人与孤独、寂寞作伴。
得到了想得到的，又想找回为此失去的。我到底还不是个坏到极点的女孩，我不断地给爸爸写信，不断地请求他体谅与理解女儿的选择。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伤透的心无法宽恕我，从来都百依百顺的女儿，竟会如此大逆不道。这对注重忠孝的父亲来讲，是一个过于沉重的打击，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一时间言行迷茫，过早地退了休，守着一间破屋，饱尝着一个人的冷清与凄凉。
过了很久很久，耐不住我的声声哀求，爸爸终于心软了下来。毕竟，这是他唯一的骨肉；毕竟，这是他一手养大的孩子。他默认了我的婚姻。
当我儿子出生后，他就把他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了这个外孙身上。虽然他对我放弃进步、放弃围棋有十二万个不满；虽然他对我声名日下、毫无建树有十二万个失望，但是，他仍然教导我做个好妻子，做个好母亲，做个好媳妇。他告诫我太多《女儿经》《三字经》中的东西。当他1982年底到北京和我一块儿住时，他对我的管制仍然像从前那样紧、那样严，只是他所管制的事不一样了而已。
他从不责怪我的选择对他的伤害。即使在多年后，我如他所预测的那样遭到了婚姻与事业的不幸，他也没有抱怨我一句。他只是默默地用深沉的父爱给我温暖，鼓励我重新站起来。父亲的希望与期待，在我固执的选择中化为了泡影。可父亲的关爱，却时时刻刻陪伴在我的身边。
今天，我无法原谅自己的自私，我无法实现父亲的愿望。我的选择，转变了我整个人生，几多幸福、几多苦楚，我不后悔，因为那是我自己选择的路。可是，我悔恨我的冲动，怨恨我的不近人情，没有给爸爸时间去接受我那一意孤行的婚姻，由此给他造成了突然的伤害。为此，我心中好内疚，好内疚。
1979年秋，我和聂卫平在成都春熙路办事处办了结婚登记，1980年3月举行了婚礼。由于当时聂卫平的户口关系在黑龙江省队，我的户口在四川成都，我们在北京就无法申请房子。平时都住在国家队的宿舍里，周末便回他父母家中，在那儿建了个小窝。新婚蜜月，没有花前月下，我们的时间仍然花在了棋上。日子过得虽说有些单调，但却很温馨、很充实、很甜蜜。
很有女人缘的聂卫平现在终日痴守着我，我仿佛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伟人，太了不得了，以为这就是爱的力量。我收敛了自己的好胜争强，从实践中学会了所有家务。让我双手的操劳，换来他的一身轻松，甚至连倒开水、洗手绢都不用他动手。聂卫平为此很满足，我也就更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于是，慢慢地、慢慢地，我生活轴心就只围绕着他一个人转。害得朋友们都为我担心，说聂卫平今天对我笑，那我这一天都是阳光灿烂；若是哪天聂卫平对我冷漠，那我便是脸下冰霜、黯然阴沉。连国家队的队友们也慢慢了解到一个规律，倘若我冷着脸，一开口就呛人的话，并不一定是对说话者有什么过不去，而肯定是和聂卫平闹不愉快了。
为此，我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伤害了多少人，这真不是可以用年轻幼稚来开脱的错误。弄得聂卫平也对他人、对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小孔能任劳，却不能任怨。”
这的确也是我性格上的一个缺陷，再苦再累我不怕，但却受不得一点委屈和冤枉。这有缺陷的性格，虽然说在经历挫折和痛苦之后逐步有所改善，可是却没有本质上的转变，仅仅是将争吵改为了沉默的忍耐。其实这种无声的抗议，对聂卫平也是一种心理压力。
那时我的心里眼里只有聂卫平一个人。注意力过度集中，且不说我这样不仅疏远家人朋友，失去了自己，就是对聂卫平来说，这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啊。爱，也是不可过量的！但懂得这一点，却是在十几年后我儿子教我的。在他快满18岁想自由飞翔时，有次曾坦率、认真地对我说：“妈妈，你别把眼睛都拴在我身上，你关心一下你自己吧。你给我的爱太多了，我已承担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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