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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启示录:台湾媒体人眼中的黎智英
《苹果》启示录:台湾媒体人眼中的黎智英《苹果》启示录:台湾媒体人眼中的黎智英
黎智英的媒体“高尚”与“低俗”共存，有人说是“狗仔始祖”和“邪门歪道”，但也有人视他为打破传统媒体框架的先行者。他的媒体事业分崩离析，但他的作风继续影响台湾媒体人。DW采访多位前壹传媒员工，谈谈他们眼中的黎智英。
从2020年被抓，到去年底国安罪名成立，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审判如今迈入尾声。本周，黎智英国安案的“求情陈词”程序结束，他本人及亲友都没有递交求情信，律师则以健康问题主张减刑。法庭将择日公布刑期。
在台湾，黎智英过去的下属和旧识远远地关注案情进展。前台湾《壹周刊》总编辑邱铭辉不意外前老板被定罪，对他的未来感到悲观；听闻黎智英在狱中健康不佳，邱铭辉说：“他以前跟我们吃饭，最常聊的就是减肥，他一直想要减肥……现在根本没有减肥的问题了。”
黎智英人称“肥佬黎”，壹传媒高阶主管都记得他爱美食，经常请大家到他阳明山的家中吃饭。前《壹周刊》人物组主管董成瑜采访过他4次，2013年访问时他已积极投身香港民主运动；被问到难道不怕被抓，就吃不到好吃的东西吗？黎智英回答：“做人愿意付出也是一种福气。”
如果有机会再见到他，董成瑜说：“我可能会问，你有没有后悔过？”
“他应该都想过后果，但还是这样做，那是他的选择，所以我尊重他。但是他这个年纪，如果还这样受苦，到后来甚至死在狱中，我其实会很伤心。”
改写台湾媒体逻辑
黎智英出狱未见曙光，他的媒体集团也分崩离析，但他经营媒体的逻辑与作风继续留在台湾媒体人身上。
董成瑜替黎智英工作十多年，自认深受影响，“他会说‘不要擦鞋’，不要去帮人家涂脂抹粉……他让我觉得诚实很重要，诚实面对人，诚实面对自己，没有任何恶意地去观察，然后写出你的感受来”。
2000年代初期，黎智英把香港壹传媒成功的那一套搬到台湾：面对读者，他的态度是“要什么就给什么”，绝对的市场取向；面对记者，他给予充分自由，也不会“压新闻”。“他只会批评我写得不够好，说像开水一样淡而无味，”董成瑜说。
身为来自香港的外来者，黎智英在台湾没有党派包袱，任何政党执政都不畏惧得罪当权者。这在当时才刚政党轮替的台湾绝无仅有，提供了不同于传统“三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的新闻内容。
无论是《壹周刊》还是《苹果日报》，都同时有被诟病为“腥膻色”的娱乐八卦，以及“直击”、“踢爆”贪污的揭弊调查。前者经常以耸动标题哗众取宠，对待受访者的方式游走在伦理红线；后者却彰显了媒体作为“第四权”负有的社会责任，也带动公共讨论与监督。
“高尚”与“低俗”共存，像是天使与魔鬼同在，甚至有人称之为“妓院旁边盖教堂”。有些老员工认为这是黎智英的商人本色。曾任职《苹果》大陆中心的李志德用“资讯服务业”形容老东家：新闻是商品，记者要为商品创造利润，满足读者需求；从这样的思维出发，能不能给出证据说服读者格外重要，因此有了狗仔队。
李志德说“跟监式采访是一把剑的双刃”，黎智英“既让它高尚，又让它低三下四，对他来讲这就是同一件事”。这种采访技术运用在揭弊时政，反而有助于公共监督，“不这样采访新闻，你就得不到这些料，你的新闻就不会有那样的力道”。
黎智英引进狗仔文化，冲撞台湾媒体既有的框架，而且愿意投资大把资源在取证、查证的过程。邱铭辉记得自己刚到《壹周刊》时感受的冲击，像是“进到好莱坞片厂”：“我发现黎智英愿意花钱，让同事去把每一个题目做到最极致，他要把它做到最顶再出手……这个态度一直到后来影响到很多同事，这是在这个媒体里面受到的训练。”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贞玲则说，壹传媒在黎智英带领下，相较其他传统台媒更勇于自省，例如举办直接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的会议，并且以此为基础做内部检讨与赏罚。有些老记者把这称为“摇苹果树”，让他们随时有被淘汰的压力和进步的动力。
从商人黎智英到公民黎智英
台湾《苹果》大楼里放着经济学家海耶克的雕像，象征黎智英对自由主义的信念。洪贞玲指出，“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就是让不同言论在市场上自由表达、自由竞争，才能够促进民主和真理的追求，这完全反映在黎智英新闻业的经营上”。
曾在台湾《苹果》担任论坛版主编的陈嘉宏观察，台湾媒体逐渐朝“蓝与绿”、“统与独”的两极化发展，特别是在2008年立场倾中的“旺旺”集团收购《中时》以后；这时，没有包袱与党派色彩的《苹果》成了不同的言论发表平台，容许各种声音，“对台湾民主、台湾新闻是很重要的贡献”。
“我可以很直接的感受到，自由派的学者和政界人士对于我们这块言论阵地的重视，是跟他们早期可能只在意《中时》、《联合》、《自由》一样、甚至更高的，他们知道这里是不同的受众在看的。”
媒体作为社会参与的方式，香港《苹果》又比台湾《苹果》走得更远。资深两岸记者李志德指出，港苹处理香港议题、香港与中国关系的报道时，可以说是“倡议型媒体”，甚至会提供行动的道具，例如在报衣印上口号。前台湾《壹周刊》人物组记者房慧真2014年曾赴港报道雨伞运动，那时香港《苹果》会随报夹送“真普选”的黄色标语，很多支持民主的港人购买。
报社老板黎智英本人也直接投入运动。房慧真在现场看到，黎智英与其他抗争者一样住在帐篷里，那样的经验或许成为2019年参与“反送中”运动的养分：“他公民身份的意识，可以说是跟香港人同步成长的……商人本来是最能够先嗅到危机的一种人，但我觉得他后来让公民的身份，大于他商人的身份。”
《苹果的滋味》纪录片导演李惠仁也认为，黎智英“超脱了商人角色”。2014年占中运动期间，他曾采访黎智英：“我问他，会留在香港吗，会跟香港站在一起吗？那时候他就已经跟我说，他做好坐牢的准备了……我也问过，那你觉得反共是生意吗？他说不是。如果是生意，他不会去卖命嘛，他不会用命去换。我后来就想，他真的是把媒体当成他从事民主的工具。”
黎智英给台湾媒体人什么启示？
在港府眼中，黎智英是“反中乱港”的背后推手。去年香港法庭判决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罪名成立，认为他利用《苹果日报》推动“动摇中共管治”的政治意图。
被捕之前，黎智英拥有大把财富与资本，本可留在海外，他却选择回到香港。
台湾作家房慧真说：“我们台湾人记得的，就是他是一个香港行动者的一个icon，可能跟另外一个年轻记者何桂蓝，或是其他的运动者、倡议者一样。现在大家不太会去提他媒体人的身份了，就是抗争者的身份。你可以说是求仁得仁吧，或者是他自己的成长阶段。”
资深记者李志德眼见后来华语媒体报道香港的空间越来越小，一方面同情黎智英的处境，一方面却也有不谅解之处：“他人生的选择成就了他自己很单纯的想望，但是他所创的事业所有的可能性，被他自己葬送掉……当时一念之间，他决定在台湾继续做的话，那我相信他就会找到新的使命，台湾《苹果日报》就会变成自由香港的舆论平台，像路灯，像火把一样。”
前《壹周刊》总编辑邱铭辉透露，过去他与香港壹传媒高层张剑虹等人常有往来，曾经问过他们，“你们都不担心中共对《苹果日报》下手？”但当时许多香港主管相对乐观，也没能在台湾设立“备援基地”。
在邱铭辉看来，中国政府是利用了香港的法治，摧毁掉港人最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
“中国共产党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毁掉台湾的民主自由……如果说黎智英的事情让我有什么样的启示，这是最大的启示，就是说他会利用你制度的弱点，去毁掉你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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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0年被抓，到去年底国安罪名成立，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审判如今迈入尾声。本周，黎智英国安案的“求情陈词”程序结束，他本人及亲友都没有递交求情信，律师则以健康问题主张减刑。法庭将择日公布刑期。
在台湾，黎智英过去的下属和旧识远远地关注案情进展。前台湾《壹周刊》总编辑邱铭辉不意外前老板被定罪，对他的未来感到悲观；听闻黎智英在狱中健康不佳，邱铭辉说：“他以前跟我们吃饭，最常聊的就是减肥，他一直想要减肥……现在根本没有减肥的问题了。”
黎智英人称“肥佬黎”，壹传媒高阶主管都记得他爱美食，经常请大家到他阳明山的家中吃饭。前《壹周刊》人物组主管董成瑜采访过他4次，2013年访问时他已积极投身香港民主运动；被问到难道不怕被抓，就吃不到好吃的东西吗？黎智英回答：“做人愿意付出也是一种福气。”
如果有机会再见到他，董成瑜说：“我可能会问，你有没有后悔过？”
“他应该都想过后果，但还是这样做，那是他的选择，所以我尊重他。但是他这个年纪，如果还这样受苦，到后来甚至死在狱中，我其实会很伤心。”
改写台湾媒体逻辑
黎智英出狱未见曙光，他的媒体集团也分崩离析，但他经营媒体的逻辑与作风继续留在台湾媒体人身上。
董成瑜替黎智英工作十多年，自认深受影响，“他会说‘不要擦鞋’，不要去帮人家涂脂抹粉……他让我觉得诚实很重要，诚实面对人，诚实面对自己，没有任何恶意地去观察，然后写出你的感受来”。
2000年代初期，黎智英把香港壹传媒成功的那一套搬到台湾：面对读者，他的态度是“要什么就给什么”，绝对的市场取向；面对记者，他给予充分自由，也不会“压新闻”。“他只会批评我写得不够好，说像开水一样淡而无味，”董成瑜说。
身为来自香港的外来者，黎智英在台湾没有党派包袱，任何政党执政都不畏惧得罪当权者。这在当时才刚政党轮替的台湾绝无仅有，提供了不同于传统“三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的新闻内容。
无论是《壹周刊》还是《苹果日报》，都同时有被诟病为“腥膻色”的娱乐八卦，以及“直击”、“踢爆”贪污的揭弊调查。前者经常以耸动标题哗众取宠，对待受访者的方式游走在伦理红线；后者却彰显了媒体作为“第四权”负有的社会责任，也带动公共讨论与监督。
“高尚”与“低俗”共存，像是天使与魔鬼同在，甚至有人称之为“妓院旁边盖教堂”。有些老员工认为这是黎智英的商人本色。曾任职《苹果》大陆中心的李志德用“资讯服务业”形容老东家：新闻是商品，记者要为商品创造利润，满足读者需求；从这样的思维出发，能不能给出证据说服读者格外重要，因此有了狗仔队。
李志德说“跟监式采访是一把剑的双刃”，黎智英“既让它高尚，又让它低三下四，对他来讲这就是同一件事”。这种采访技术运用在揭弊时政，反而有助于公共监督，“不这样采访新闻，你就得不到这些料，你的新闻就不会有那样的力道”。
黎智英引进狗仔文化，冲撞台湾媒体既有的框架，而且愿意投资大把资源在取证、查证的过程。邱铭辉记得自己刚到《壹周刊》时感受的冲击，像是“进到好莱坞片厂”：“我发现黎智英愿意花钱，让同事去把每一个题目做到最极致，他要把它做到最顶再出手……这个态度一直到后来影响到很多同事，这是在这个媒体里面受到的训练。”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贞玲则说，壹传媒在黎智英带领下，相较其他传统台媒更勇于自省，例如举办直接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的会议，并且以此为基础做内部检讨与赏罚。有些老记者把这称为“摇苹果树”，让他们随时有被淘汰的压力和进步的动力。
从商人黎智英到公民黎智英
台湾《苹果》大楼里放着经济学家海耶克的雕像，象征黎智英对自由主义的信念。洪贞玲指出，“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就是让不同言论在市场上自由表达、自由竞争，才能够促进民主和真理的追求，这完全反映在黎智英新闻业的经营上”。
曾在台湾《苹果》担任论坛版主编的陈嘉宏观察，台湾媒体逐渐朝“蓝与绿”、“统与独”的两极化发展，特别是在2008年立场倾中的“旺旺”集团收购《中时》以后；这时，没有包袱与党派色彩的《苹果》成了不同的言论发表平台，容许各种声音，“对台湾民主、台湾新闻是很重要的贡献”。
“我可以很直接的感受到，自由派的学者和政界人士对于我们这块言论阵地的重视，是跟他们早期可能只在意《中时》、《联合》、《自由》一样、甚至更高的，他们知道这里是不同的受众在看的。”
媒体作为社会参与的方式，香港《苹果》又比台湾《苹果》走得更远。资深两岸记者李志德指出，港苹处理香港议题、香港与中国关系的报道时，可以说是“倡议型媒体”，甚至会提供行动的道具，例如在报衣印上口号。前台湾《壹周刊》人物组记者房慧真2014年曾赴港报道雨伞运动，那时香港《苹果》会随报夹送“真普选”的黄色标语，很多支持民主的港人购买。
报社老板黎智英本人也直接投入运动。房慧真在现场看到，黎智英与其他抗争者一样住在帐篷里，那样的经验或许成为2019年参与“反送中”运动的养分：“他公民身份的意识，可以说是跟香港人同步成长的……商人本来是最能够先嗅到危机的一种人，但我觉得他后来让公民的身份，大于他商人的身份。”
《苹果的滋味》纪录片导演李惠仁也认为，黎智英“超脱了商人角色”。2014年占中运动期间，他曾采访黎智英：“我问他，会留在香港吗，会跟香港站在一起吗？那时候他就已经跟我说，他做好坐牢的准备了……我也问过，那你觉得反共是生意吗？他说不是。如果是生意，他不会去卖命嘛，他不会用命去换。我后来就想，他真的是把媒体当成他从事民主的工具。”
黎智英给台湾媒体人什么启示？
在港府眼中，黎智英是“反中乱港”的背后推手。去年香港法庭判决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罪名成立，认为他利用《苹果日报》推动“动摇中共管治”的政治意图。
被捕之前，黎智英拥有大把财富与资本，本可留在海外，他却选择回到香港。
台湾作家房慧真说：“我们台湾人记得的，就是他是一个香港行动者的一个icon，可能跟另外一个年轻记者何桂蓝，或是其他的运动者、倡议者一样。现在大家不太会去提他媒体人的身份了，就是抗争者的身份。你可以说是求仁得仁吧，或者是他自己的成长阶段。”
资深记者李志德眼见后来华语媒体报道香港的空间越来越小，一方面同情黎智英的处境，一方面却也有不谅解之处：“他人生的选择成就了他自己很单纯的想望，但是他所创的事业所有的可能性，被他自己葬送掉……当时一念之间，他决定在台湾继续做的话，那我相信他就会找到新的使命，台湾《苹果日报》就会变成自由香港的舆论平台，像路灯，像火把一样。”
前《壹周刊》总编辑邱铭辉透露，过去他与香港壹传媒高层张剑虹等人常有往来，曾经问过他们，“你们都不担心中共对《苹果日报》下手？”但当时许多香港主管相对乐观，也没能在台湾设立“备援基地”。
在邱铭辉看来，中国政府是利用了香港的法治，摧毁掉港人最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
“中国共产党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毁掉台湾的民主自由……如果说黎智英的事情让我有什么样的启示，这是最大的启示，就是说他会利用你制度的弱点，去毁掉你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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