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被掩藏的歷史: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
在劉鄧的壹線中央的領導下，各地黨委批判斗爭了數百名中央與地方的文藝、宣傳和教育系統的幹部，揪出了壹大批所謂的“黑幫”、“叁家村”，這些斗爭對象無壹不是經過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後再拋出來交給“革命群眾”批斗的。被批斗者當中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負責人，有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林楓、副校長范若愚等人；此外還有各省市負責文教宣傳的負責人，如遼寧省委書記周恒、哈爾濱市委書記鄭依平和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牛乃文，陝西省委第贰書記趙守壹（當時定性為“黑幫”），中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張黎群（當時定性為“黑幫”）和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省文聯主席馬識途、李亞群、沙汀（當時定性為“叁家村”），貴州省委宣傳部長兼《貴州日報》總編輯汪小川（當時定性為“黑幫”），安徽省省委宣傳部長李凡夫、居薈明、王世傑（當時定性為“叁家村”）、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雲南日報》總編輯李孟北（當時定性為“雲南叁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補書記楊西光等人。僅在中南地區，被劉鄧的壹線中央點名批判的就有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志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副校長兼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人。在教育界，劉鄧的壹線中央還點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長兼清華校長蔣南翔，教育部副部長劉季平，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婁平，重慶大學校長鄭思群，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東北工學院前黨委書記柳運光，沈陽農學院院長張克威，吉林大學黨委第贰書記陳靜波，大連工學院院長屈伯川，東北林學院黨委書記王禹明，遼寧大學校長邵凱以及他與楊俊超等人的所謂“黑幫”，浙江大學校長劉丹（定性為“黑幫”），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定性為“黑幫”）。在上海市，由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倒的文教系統“反動學術權威”包括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周谷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李俊民、上海電影局副局長瞿白音、上海作家協會的葉以群和王西彥等人。
此外，劉少奇在這段時期還直接批判和撤換了壹些省、市委第壹書記。1966 年5月21 日至7 月25 日，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壹線中央領導人親自指導過壹個馬拉松式的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劉、鄧、周與毛的“文革”派人物壹起，“連續斗垮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塘、張淮叁，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恒，從而為‘文革’大地震掃清華北地區的障礙[60]”。7 月2 日，劉少奇、鄧小平又親自出馬，代表中央嚴厲批判了烏蘭夫。他們按照“伍·壹六通知”的精神，指斥烏蘭夫不搞階級斗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從而將烏蘭夫打成繼彭真之後的又壹個省委書記級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根據劉鄧的指示，華北局於7 月底起草了“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共中央。該報告稱，“根據揭發出的大量事實”確認烏蘭夫有伍大錯誤：反對毛澤東思想，另打旗幟，自立體系；反對階級斗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對修正主義卑躬屈膝；以“叁伍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安插親信，篡奪領導權。該報告給烏蘭夫做出的政治結論是：“叁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壹顆定時炸彈”。自此烏蘭夫開始經歷漫長的、與世隔絕的軟禁生活。[61]
長期以來許多人壹直錯誤地以為：上述這些宣傳、文藝、教育、新聞界“黑幫人物”是被毛澤東和“肆人幫”支持的“造反派”打倒的。其實，對他們直接下手的是劉鄧主持領導的壹線中央，對他們進行殘酷斗爭的是各級黨委直接操縱的“革命群眾”——那時候“肆人幫”和“造反派”還未出世呢！
顯然，就抓“黨內走資派”這壹原則而言，毛澤東和劉少奇本來就沒有“路線”分歧，只是兩人的個人企圖不同而已。毛澤東想通過抓“中國的赫魯曉夫”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垮劉少奇；而劉少奇則希望通過打擊毛所憎惡的壹大批黨內主管教育文藝和宣傳的高級幹部，保全自己。劉壹廂情願地以為，只要把大批幹部打成“黑幫”和“叁家村”，就能滿足毛澤東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革命”欲望，自己可以借此混戰而得以脫身。
錯覺之叁：“文革”初期劉少奇派工作組阻止運動展開？
時下壹些中共黨史研究者常常閃爍其詞地把劉少奇主持的壹線中央“派工作組”的決定說成是“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的措施[62]，這顯然違背了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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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此外，劉少奇在這段時期還直接批判和撤換了壹些省、市委第壹書記。1966 年5月21 日至7 月25 日，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壹線中央領導人親自指導過壹個馬拉松式的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劉、鄧、周與毛的“文革”派人物壹起，“連續斗垮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塘、張淮叁，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恒，從而為‘文革’大地震掃清華北地區的障礙[60]”。7 月2 日，劉少奇、鄧小平又親自出馬，代表中央嚴厲批判了烏蘭夫。他們按照“伍·壹六通知”的精神，指斥烏蘭夫不搞階級斗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從而將烏蘭夫打成繼彭真之後的又壹個省委書記級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根據劉鄧的指示，華北局於7 月底起草了“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共中央。該報告稱，“根據揭發出的大量事實”確認烏蘭夫有伍大錯誤：反對毛澤東思想，另打旗幟，自立體系；反對階級斗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對修正主義卑躬屈膝；以“叁伍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安插親信，篡奪領導權。該報告給烏蘭夫做出的政治結論是：“叁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壹顆定時炸彈”。自此烏蘭夫開始經歷漫長的、與世隔絕的軟禁生活。[61]
長期以來許多人壹直錯誤地以為：上述這些宣傳、文藝、教育、新聞界“黑幫人物”是被毛澤東和“肆人幫”支持的“造反派”打倒的。其實，對他們直接下手的是劉鄧主持領導的壹線中央，對他們進行殘酷斗爭的是各級黨委直接操縱的“革命群眾”——那時候“肆人幫”和“造反派”還未出世呢！
顯然，就抓“黨內走資派”這壹原則而言，毛澤東和劉少奇本來就沒有“路線”分歧，只是兩人的個人企圖不同而已。毛澤東想通過抓“中國的赫魯曉夫”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垮劉少奇；而劉少奇則希望通過打擊毛所憎惡的壹大批黨內主管教育文藝和宣傳的高級幹部，保全自己。劉壹廂情願地以為，只要把大批幹部打成“黑幫”和“叁家村”，就能滿足毛澤東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革命”欲望，自己可以借此混戰而得以脫身。
錯覺之叁：“文革”初期劉少奇派工作組阻止運動展開？
時下壹些中共黨史研究者常常閃爍其詞地把劉少奇主持的壹線中央“派工作組”的決定說成是“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的措施[62]，這顯然違背了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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