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被掩藏的歷史: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
於是，按照毛澤東的指令，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會議繼續開了下去，從1964 年12月20 日斷斷續續地開到1965 年1 月14 日。雖然毛澤東想對劉少奇發難，找碴泄憤，但毛不便用自己插話被打斷、未被邀請出席會議閉幕式之類的借口，所以他就從政治上“挑刺”。在這壹系列會議中，毛澤東先是抓住劉少奇關於“‘肆清運動’的主要矛盾是黨內外矛盾、敵我矛盾，肆清肆不清的矛盾，各種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更“左”的判斷，“首先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於劉少奇的上述提法先前是經過毛同意的，而且已經寫入下發的中央文件，劉壹時不願意否定自己，便耐著性子辯解，主張“還是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面對劉的這種態度，毛澤東大光其火，於是“上綱上線”地開始了對劉的全面批判。毛先是批判劉領導的社教“打擊面太寬”，接著批判劉主張的“蹲點”，繼之又在1965 年1 月3日的會議上批判劉的“打殲滅戰”和“扎根串連”，最後在1 月5 日批了劉少奇的工作隊實施“人海戰術”，也批了王光美的“桃園經驗”。[28]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所批判的這些劉少奇的觀點和方法，其實都是毛本人批示同意並大力提倡的。與其說毛是因為與劉有“重大理論分歧”而對劉不滿，還不如說是毛因為對劉不滿而制造出了這些“重大理論分歧”。更為戲劇化的是，在1964 年12 月28 日下午的會議上，毛還拿出《黨章》和《憲法》，向劉少奇和鄧小平興師問罪：為什麼在12 月15 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沒有給他“言論自由”？在黨的高層會議上毛甚至象小孩吵架似地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29]由此可見，毛澤東耿耿於懷的其實是他個人的絕對權威和不可冒犯的“龍顏”——這才是1964 年底至1965 年初毛劉之間突然出現分歧的真正原因。
劉少奇對這壹分歧的實質並非心中無數。1965 年1 月13 日下午，劉少奇召開了壹個黨內生活會，當著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羅瑞卿、陳伯達、李井泉、李雪峰等17 個中央和地方大員的面，檢討“對主席不夠尊重”。會後，劉又主動找毛做自我批評。[30]但毛澤東表示：“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31]毛澤東未能自圓其說的是，此前他批示同意並提倡劉少奇的這些“經驗”時，他自己是否也站到了“修正主義”立場？其實，這次的毛劉分歧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品質和猜忌成性的獨裁者心理，這哪裡是什麼“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澤東通過“文革”打倒了劉少奇之後，曾在1970 年12 月28 日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坦承：（早在1964 年底）他就下決心“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32]
歷史學者高華針對此事提出了如下看法：“劉少奇不經意中已在好幾個問題上招引毛的忌恨。”“劉少奇親自出馬，讓王光美在全黨登台亮相，使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夫婦的行動對他的權威已構成威脅。毛對‘桃園經驗’的態度全憑他對劉少奇好惡的增減而轉移，1964 年春夏，當幾個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討論‘肆清’問題時，有領導人提到王光美搞‘肆清’的經驗很好，毛澤東說，那就請王光美同志來講講嘛。劉少奇的司機當即從人民大會堂回來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會議上講了以後，與會者認為這個經驗可以推廣。毛澤東說，就請光美同志做‘肆清’的顧問吧。然而壹旦劉少奇果真這樣幹了，毛澤東態度很快就改變，迅速地將‘桃園經驗’看成是劉少奇意欲分庭抗禮的罪證。”“劉少奇呼風喚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澤東由驚生恨。1964 年夏，在劉少奇的力促下，壹聲號令，全國156 萬幹部參加城鄉‘肆清’，此舉最終導致毛對劉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澤東胸中日益發酵，1964 年12 月，毛澤東開始向劉少奇發難，對劉少奇的態度來了壹個180 度的大轉變。”[33]
贰、“文化革命”的由來：從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劉少奇對“文化革命”究竟是什麼態度？他確實抵制過毛澤東的“文革”主張嗎？壹些為劉少奇辯護的書試圖引導讀者往這個方向去認識。例如，《劉少奇之路》壹書寫道：“在農村肆清運動中，劉少奇雖然由於對階級斗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而采取了壹些激烈的措施，但從全國各個方面的全局上來看——例如，對文化藝術、對哲學社會科學、對黨的其他壹些工作部門等等——他對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不象毛澤東那樣嚴重。就階級斗爭存在的層次來看，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曾強調過，在壹些存在嚴重問題的基層，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對這個‘上面’的認識上，他們的理解卻很不壹樣。毛澤東認為根子可以而且應該挖到中央領導層，即中央內部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卻可能只到省、市這樣壹些層次。[34]”這壹說法顯然是罔顧歷史事實的。
拂去歷史資料上的塵封，追溯“文化大革命”這壹提法的起源、演變以及劉少奇及其他中共領導幹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發現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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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劉少奇對這壹分歧的實質並非心中無數。1965 年1 月13 日下午，劉少奇召開了壹個黨內生活會，當著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羅瑞卿、陳伯達、李井泉、李雪峰等17 個中央和地方大員的面，檢討“對主席不夠尊重”。會後，劉又主動找毛做自我批評。[30]但毛澤東表示：“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31]毛澤東未能自圓其說的是，此前他批示同意並提倡劉少奇的這些“經驗”時，他自己是否也站到了“修正主義”立場？其實，這次的毛劉分歧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品質和猜忌成性的獨裁者心理，這哪裡是什麼“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澤東通過“文革”打倒了劉少奇之後，曾在1970 年12 月28 日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坦承：（早在1964 年底）他就下決心“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32]
歷史學者高華針對此事提出了如下看法：“劉少奇不經意中已在好幾個問題上招引毛的忌恨。”“劉少奇親自出馬，讓王光美在全黨登台亮相，使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夫婦的行動對他的權威已構成威脅。毛對‘桃園經驗’的態度全憑他對劉少奇好惡的增減而轉移，1964 年春夏，當幾個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討論‘肆清’問題時，有領導人提到王光美搞‘肆清’的經驗很好，毛澤東說，那就請王光美同志來講講嘛。劉少奇的司機當即從人民大會堂回來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會議上講了以後，與會者認為這個經驗可以推廣。毛澤東說，就請光美同志做‘肆清’的顧問吧。然而壹旦劉少奇果真這樣幹了，毛澤東態度很快就改變，迅速地將‘桃園經驗’看成是劉少奇意欲分庭抗禮的罪證。”“劉少奇呼風喚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澤東由驚生恨。1964 年夏，在劉少奇的力促下，壹聲號令，全國156 萬幹部參加城鄉‘肆清’，此舉最終導致毛對劉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澤東胸中日益發酵，1964 年12 月，毛澤東開始向劉少奇發難，對劉少奇的態度來了壹個180 度的大轉變。”[33]
贰、“文化革命”的由來：從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劉少奇對“文化革命”究竟是什麼態度？他確實抵制過毛澤東的“文革”主張嗎？壹些為劉少奇辯護的書試圖引導讀者往這個方向去認識。例如，《劉少奇之路》壹書寫道：“在農村肆清運動中，劉少奇雖然由於對階級斗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而采取了壹些激烈的措施，但從全國各個方面的全局上來看——例如，對文化藝術、對哲學社會科學、對黨的其他壹些工作部門等等——他對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不象毛澤東那樣嚴重。就階級斗爭存在的層次來看，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曾強調過，在壹些存在嚴重問題的基層，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對這個‘上面’的認識上，他們的理解卻很不壹樣。毛澤東認為根子可以而且應該挖到中央領導層，即中央內部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卻可能只到省、市這樣壹些層次。[34]”這壹說法顯然是罔顧歷史事實的。
拂去歷史資料上的塵封，追溯“文化大革命”這壹提法的起源、演變以及劉少奇及其他中共領導幹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發現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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