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指令，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会议继续开了下去，从1964 年12月20 日断断续续地开到1965 年1 月14 日。虽然毛泽东想对刘少奇发难，找碴泄愤，但毛不便用自己插话被打断、未被邀请出席会议闭幕式之类的借口，所以他就从政治上“挑刺”。在这一系列会议中，毛泽东先是抓住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更“左”的判断，“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刘少奇的上述提法先前是经过毛同意的，而且已经写入下发的中央文件，刘一时不愿意否定自己，便耐着性子辩解，主张“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面对刘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大光其火，于是“上纲上线”地开始了对刘的全面批判。毛先是批判刘领导的社教“打击面太宽”，接着批判刘主张的“蹲点”，继之又在1965 年1 月3日的会议上批判刘的“打歼灭战”和“扎根串连”，最后在1 月5 日批了刘少奇的工作队实施“人海战术”，也批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28]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所批判的这些刘少奇的观点和方法，其实都是毛本人批示同意并大力提倡的。与其说毛是因为与刘有“重大理论分歧”而对刘不满，还不如说是毛因为对刘不满而制造出了这些“重大理论分歧”。更为戏剧化的是，在1964 年12 月28 日下午的会议上，毛还拿出《党章》和《宪法》，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兴师问罪：为什么在12 月15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给他“言论自由”？在党的高层会议上毛甚至象小孩吵架似地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9]由此可见，毛泽东耿耿于怀的其实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可冒犯的“龙颜”——这才是1964 年底至1965 年初毛刘之间突然出现分歧的真正原因。
刘少奇对这一分歧的实质并非心中无数。1965 年1 月13 日下午，刘少奇召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当着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等17 个中央和地方大员的面，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会后，刘又主动找毛做自我批评。[30]但毛泽东表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31]毛泽东未能自圆其说的是，此前他批示同意并提倡刘少奇的这些“经验”时，他自己是否也站到了“修正主义”立场？其实，这次的毛刘分歧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品质和猜忌成性的独裁者心理，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通过“文革”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曾在1970 年12 月28 日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早在1964 年底）他就下决心“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32]
历史学者高华针对此事提出了如下看法：“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 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 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156 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 年12 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180 度的大转变。”[33]
二、“文化革命”的由来：从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刘少奇对“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他确实抵制过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吗？一些为刘少奇辩护的书试图引导读者往这个方向去认识。例如，《刘少奇之路》一书写道：“在农村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虽然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而采取了一些激烈的措施，但从全国各个方面的全局上来看——例如，对文化艺术、对哲学社会科学、对党的其他一些工作部门等等——他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不象毛泽东那样严重。就阶级斗争存在的层次来看，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强调过，在一些存在严重问题的基层，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对这个‘上面’的认识上，他们的理解却很不一样。毛泽东认为根子可以而且应该挖到中央领导层，即中央内部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却可能只到省、市这样一些层次。[34]”这一说法显然是罔顾历史事实的。
拂去历史资料上的尘封，追溯“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的起源、演变以及刘少奇及其他中共领导干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发现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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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刘少奇对这一分歧的实质并非心中无数。1965 年1 月13 日下午，刘少奇召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当着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等17 个中央和地方大员的面，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会后，刘又主动找毛做自我批评。[30]但毛泽东表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31]毛泽东未能自圆其说的是，此前他批示同意并提倡刘少奇的这些“经验”时，他自己是否也站到了“修正主义”立场？其实，这次的毛刘分歧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品质和猜忌成性的独裁者心理，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通过“文革”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曾在1970 年12 月28 日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早在1964 年底）他就下决心“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32]
历史学者高华针对此事提出了如下看法：“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 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 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156 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 年12 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180 度的大转变。”[33]
二、“文化革命”的由来：从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刘少奇对“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他确实抵制过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吗？一些为刘少奇辩护的书试图引导读者往这个方向去认识。例如，《刘少奇之路》一书写道：“在农村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虽然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而采取了一些激烈的措施，但从全国各个方面的全局上来看——例如，对文化艺术、对哲学社会科学、对党的其他一些工作部门等等——他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不象毛泽东那样严重。就阶级斗争存在的层次来看，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强调过，在一些存在严重问题的基层，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对这个‘上面’的认识上，他们的理解却很不一样。毛泽东认为根子可以而且应该挖到中央领导层，即中央内部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却可能只到省、市这样一些层次。[34]”这一说法显然是罔顾历史事实的。
拂去历史资料上的尘封，追溯“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的起源、演变以及刘少奇及其他中共领导干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发现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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