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
1963 年2 月11 日至28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发动“四清”运动，其中12 日到13 日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这次会上刘宣称：“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8]而毛泽东对这场运动的说法却似乎比较温和，他在会议上发言时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9]
在2 月25 日的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特别强调：“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0]”刘在中共领导人中首次把防止“蜕化变质”的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这种观念恰恰是“文革”得以顺利展开的意识形态基础。3 个月后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与刘少奇上述说法非常相似的批语：“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11]毛不仅把当时的“四清”运动定位为“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2]”，此后又从这一论断出发，延伸出一系列发动“文革”的“理论”观点。
在毛的“文革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刘少奇的一些激烈的“左”调显然启发鼓励了毛。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的立场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加剧了运动的“左”倾倾向，而且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例如，率先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就是刘少奇。1964 年5 月15 日到6 月17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6 月8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13]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比毛泽东的看法要黑暗得多。毛泽东最初的看法是，有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向毛汇报“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于是毛改而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但刘少奇却强调，“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艺术单位、中小学校，农村里的学校还不只（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学的系、班，老教授在统治，在领导。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艺刊物大多数，十几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14]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极“左”思想高度一致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即“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后是“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15]刘少奇在这方面的独创性和他对毛泽东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毛、刘在政治观念上高度一致，1964 年5 月到6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书记处于1964 年8 月5 日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这一段时间的毛刘关系是相当好的。刘在第一线领导“四清”运动期间，中共通过中央文件树立了三个“四清”样板，即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16]、河北省的“桃园经验”[17]以及天津的“小站经验”[18]。虽然这些文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但这三个文件的起草者和最后签署者是刘少奇。今天再来阅读这些“四清”经验，特别是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手树立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非常象毛式“文革”的预演，这些“四清”经验至少在方法、形式和思想上为毛式“文革”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由他创立的操纵和组织政治运动的经验，最终却都成了毛泽东打倒他的利器。
首先，刘少奇树立的“桃园经验”主张通过“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另组“阶级队伍”，实施“夺权斗争”。这套做法恰恰是毛在“文革”中采用的基本套路，可以说这一思路是刘少奇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中共发起“四清”运动时，农村里已经存在着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员委员会，但刘少奇主张在运动中另行组织“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夺权斗争”的体制外力量，中央曾多次颁发文件肯定这种做法。[19]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在贫下中农中秘密“扎根串连”而重组“阶级队伍”。刘少奇批示的这几个“四清样板”文件一再强调，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20]为了“发动群众”，在“四清”运动中广泛采用了大字报。例如，在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组发动群众贴了十三万张大字报，揭发领导集团违反政策、生活特殊、排挤老工人以及设备损坏等重要错误”。这一经验在“文革”前的正式介绍和传达，无疑为“文革”初期全国范围内大字报的普遍运用作了铺垫。再进一步看，从“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号召对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进行夺权斗争”[21]，到毛泽东在1967 年1 月号召“全面夺权”，其间的继承关系之脉络亦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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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 月25 日的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特别强调：“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0]”刘在中共领导人中首次把防止“蜕化变质”的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这种观念恰恰是“文革”得以顺利展开的意识形态基础。3 个月后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与刘少奇上述说法非常相似的批语：“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11]毛不仅把当时的“四清”运动定位为“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2]”，此后又从这一论断出发，延伸出一系列发动“文革”的“理论”观点。
在毛的“文革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刘少奇的一些激烈的“左”调显然启发鼓励了毛。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的立场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加剧了运动的“左”倾倾向，而且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例如，率先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就是刘少奇。1964 年5 月15 日到6 月17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6 月8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13]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比毛泽东的看法要黑暗得多。毛泽东最初的看法是，有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向毛汇报“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于是毛改而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但刘少奇却强调，“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艺术单位、中小学校，农村里的学校还不只（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学的系、班，老教授在统治，在领导。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艺刊物大多数，十几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14]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极“左”思想高度一致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即“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后是“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15]刘少奇在这方面的独创性和他对毛泽东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毛、刘在政治观念上高度一致，1964 年5 月到6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书记处于1964 年8 月5 日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这一段时间的毛刘关系是相当好的。刘在第一线领导“四清”运动期间，中共通过中央文件树立了三个“四清”样板，即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16]、河北省的“桃园经验”[17]以及天津的“小站经验”[18]。虽然这些文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但这三个文件的起草者和最后签署者是刘少奇。今天再来阅读这些“四清”经验，特别是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手树立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非常象毛式“文革”的预演，这些“四清”经验至少在方法、形式和思想上为毛式“文革”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由他创立的操纵和组织政治运动的经验，最终却都成了毛泽东打倒他的利器。
首先，刘少奇树立的“桃园经验”主张通过“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另组“阶级队伍”，实施“夺权斗争”。这套做法恰恰是毛在“文革”中采用的基本套路，可以说这一思路是刘少奇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中共发起“四清”运动时，农村里已经存在着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员委员会，但刘少奇主张在运动中另行组织“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夺权斗争”的体制外力量，中央曾多次颁发文件肯定这种做法。[19]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在贫下中农中秘密“扎根串连”而重组“阶级队伍”。刘少奇批示的这几个“四清样板”文件一再强调，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20]为了“发动群众”，在“四清”运动中广泛采用了大字报。例如，在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组发动群众贴了十三万张大字报，揭发领导集团违反政策、生活特殊、排挤老工人以及设备损坏等重要错误”。这一经验在“文革”前的正式介绍和传达，无疑为“文革”初期全国范围内大字报的普遍运用作了铺垫。再进一步看，从“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号召对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进行夺权斗争”[21]，到毛泽东在1967 年1 月号召“全面夺权”，其间的继承关系之脉络亦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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