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被掩藏的歷史: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
考諸歷史，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實是壹個偽命題。因為，“文革”初期，劉少奇的決定都報經毛的批准，而那時毛也從未提出過與劉少奇的政策主張有所區別的什麼“革命路線”。從這個意義上講，“文革”初期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實就是這壹時期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兩者是壹回事。如果說毛與劉之間有所區別，那就是毛除了支持劉少奇的“文革”部署之外，還有另壹套策劃，即躲在劉的背後，壹面為倒劉預作准備，壹面等著抓劉的“辮子”；而劉站在前台，既無法也無力抵抗毛的“暗算”。至於毛為了打倒劉少奇而如何羅織莫須有的罪名，其實是不難看清的。中國大陸專門研究劉少奇的黃崢對此也有同感：“‘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壹個莫須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劉少奇、鄧小平在指導運動過程中，是努力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做的，並沒有提出壹套相反的主張。”[70]現在，劉少奇之子把當年劉鄧的“文革”路線說成“實際上是壹條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路線”，這是刻意美化劉少奇、誇大和制造他與毛澤東政治上的“分歧”的天方夜譚。
歷史的真相是，“文革”初起，毛澤東發現劉落入他精心部署的“引蛇出洞”的陷阱後，於1966 年7 月18 日回到北京，出爾反爾地指責劉少奇派工作組指導“文革”的運動方式，仿佛毛本人從來不知道、也從未同意過派工作組壹事。1966 年8 月4 日，毛又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對劉搞突然襲擊，指責他在北京“鎮壓群眾運動”，並聲色俱厲地點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劉當時未能按捺住對毛出爾反爾的不滿，曾沖口而說出，“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伍條不怕”。[71]第贰天毛就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同時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把林彪定為接班人，劉少奇則從第贰位降到了第八位。從此，劉少奇被趕出了中央壹線的領導位置，開始了漫長的軟禁、批斗、關押並最終被折磨致死的黑暗歲月。
應當指出的是，劉少奇直到毛澤東直接攻擊自己、個人生存受到威脅時，才開始有壹點不滿言論（此僅見於史學上非常不可靠的家屬的回憶）和辯解。然而，在毛的壓力下，劉每每按照毛無理攻擊他的調子做“檢查”，從大量現存史料中實在找不出什麼劉少奇對毛澤東作“抵制”、“反抗”和“抗爭”的證據。為什麼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都在毛澤東的壓力下違心地做檢查呢？難道他們真認為自己錯了嗎？抑或只是屈從於毛澤東的淫威？這個問題或許還可以這樣問：劉少奇明知毛澤東要整垮自己，為什麼不聯合其他中央領導人反抗抵制呢？
筆者以為，這些中共領導人對毛澤東作為中共至高無上的領袖之地位以及對中共意識形態的高度認同，是他們迅速繳械認錯的最主要原因——他們根本沒有任何可以對抗毛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手段。中共把毛澤東捧成半人半神式領袖人物的造神運動，始於延安的“柒大”時期，而劉少奇就是這個造神運動的始作俑者，到了在60 年代林彪又把造神運動推向新的頂峰。這種造神運動的結局只有壹個：造神者們對毛的任何抵制和反抗，都會在他們自己的頭腦中形成“信徒反抗上帝”式的無解悖論；在“神”與皈依的信眾之間若發生任何對立，其結果只能是信眾的認錯和臣服。就劉少奇個人而論，他在中共歷史上從來就沒有自己的戰功和地盤，只是作為毛最忠實的依附者和獻媚者才坐上中共的第贰把交椅。所以，劉本人既無任何政治實力，也無任何精神力量去與毛抗衡。劉在中共黨內地位之脆弱誠如毛澤東所言：“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就中共當時的高層政治格局而言，無論是劉少奇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會產生壹絲壹毫的“聯合其他中央領導共同反抗毛”的念頭。
概言之，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與毛澤東在推行“文革”壹事上並無所謂的“兩條路線”的分歧，劉、鄧、彭等人的悲劇其實不過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現代版而已。最具諷刺意義的是，這個置他們於死地的現代“君王”恰恰是這些自稱堅持實行“黨內民主”的“臣子”們主動供奉在“神壇”上的。
毛澤東關於“文革”的理論起源於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中蘇論戰”和“重提階級斗爭”，歷經“肆清”運動的實踐，最後才臻成熟。1981 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72]回顧歷史，人們會遺憾地發現：“文革”的發生絕不只是毛澤東壹個人的罪過，也不只是其忠實追隨者林彪、江青等人的罪過；劉、鄧、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領導人”都為“文革”作出了他們各自的“貢獻”，其中尤以“文革”的最大受難者劉少奇的“貢獻”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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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歷史的真相是，“文革”初起，毛澤東發現劉落入他精心部署的“引蛇出洞”的陷阱後，於1966 年7 月18 日回到北京，出爾反爾地指責劉少奇派工作組指導“文革”的運動方式，仿佛毛本人從來不知道、也從未同意過派工作組壹事。1966 年8 月4 日，毛又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對劉搞突然襲擊，指責他在北京“鎮壓群眾運動”，並聲色俱厲地點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劉當時未能按捺住對毛出爾反爾的不滿，曾沖口而說出，“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伍條不怕”。[71]第贰天毛就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同時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把林彪定為接班人，劉少奇則從第贰位降到了第八位。從此，劉少奇被趕出了中央壹線的領導位置，開始了漫長的軟禁、批斗、關押並最終被折磨致死的黑暗歲月。
應當指出的是，劉少奇直到毛澤東直接攻擊自己、個人生存受到威脅時，才開始有壹點不滿言論（此僅見於史學上非常不可靠的家屬的回憶）和辯解。然而，在毛的壓力下，劉每每按照毛無理攻擊他的調子做“檢查”，從大量現存史料中實在找不出什麼劉少奇對毛澤東作“抵制”、“反抗”和“抗爭”的證據。為什麼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都在毛澤東的壓力下違心地做檢查呢？難道他們真認為自己錯了嗎？抑或只是屈從於毛澤東的淫威？這個問題或許還可以這樣問：劉少奇明知毛澤東要整垮自己，為什麼不聯合其他中央領導人反抗抵制呢？
筆者以為，這些中共領導人對毛澤東作為中共至高無上的領袖之地位以及對中共意識形態的高度認同，是他們迅速繳械認錯的最主要原因——他們根本沒有任何可以對抗毛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手段。中共把毛澤東捧成半人半神式領袖人物的造神運動，始於延安的“柒大”時期，而劉少奇就是這個造神運動的始作俑者，到了在60 年代林彪又把造神運動推向新的頂峰。這種造神運動的結局只有壹個：造神者們對毛的任何抵制和反抗，都會在他們自己的頭腦中形成“信徒反抗上帝”式的無解悖論；在“神”與皈依的信眾之間若發生任何對立，其結果只能是信眾的認錯和臣服。就劉少奇個人而論，他在中共歷史上從來就沒有自己的戰功和地盤，只是作為毛最忠實的依附者和獻媚者才坐上中共的第贰把交椅。所以，劉本人既無任何政治實力，也無任何精神力量去與毛抗衡。劉在中共黨內地位之脆弱誠如毛澤東所言：“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就中共當時的高層政治格局而言，無論是劉少奇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會產生壹絲壹毫的“聯合其他中央領導共同反抗毛”的念頭。
概言之，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與毛澤東在推行“文革”壹事上並無所謂的“兩條路線”的分歧，劉、鄧、彭等人的悲劇其實不過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現代版而已。最具諷刺意義的是，這個置他們於死地的現代“君王”恰恰是這些自稱堅持實行“黨內民主”的“臣子”們主動供奉在“神壇”上的。
毛澤東關於“文革”的理論起源於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中蘇論戰”和“重提階級斗爭”，歷經“肆清”運動的實踐，最後才臻成熟。1981 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72]回顧歷史，人們會遺憾地發現：“文革”的發生絕不只是毛澤東壹個人的罪過，也不只是其忠實追隨者林彪、江青等人的罪過；劉、鄧、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領導人”都為“文革”作出了他們各自的“貢獻”，其中尤以“文革”的最大受難者劉少奇的“貢獻”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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