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 健康大冒险,硅谷精英痴迷这类中国"神药"
安妮娅·格兰特坦言，与许多肽爱好者一样，她也是主要通过使用者的经验分享获取相关信息。 Jussi Puikkon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41岁的安妮娅·格兰特白天是AI计费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夜晚则化身业余肽类博主。2023年，在朋友指出GLP-1药物可以缓解工作压力引发的暴食后，她开始微剂量注射司美格鲁肽。她称效果显著，自此坠入个人肽研究的"兔子洞"。
在咨询了一位运动表现医生后，格兰特又在自己的方案中加入了另外五种肽：MOTS-c、埃皮塔隆、GHK-Cu、伊帕瑞林(Ipamorelin)和亲吻肽-10(Kisspeptin-10)。她期望它们能改善新陈代谢、促进肌肉增长、改善皮肤状况、提升睡眠质量、增强精力以及激素调节等。她直接从中国制造商那里订购这些产品，每套价格在50到100美元之间（只有美国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实验室价格的十分之一），然后再额外花250美元把样品寄到捷克的一家实验室Janoshik Analytics进行纯度检测。
当被问到是否有生物学背景时，她笑了。“完全没有，”她说。像许多肽爱好者一样，她主要从口耳相传的经验、Reddit讨论串、播客以及和ChatGPT的对话中获取信息。“这就像优化搜索引擎排名，不过是另一个可供调试的参数，”她说。
还有几位创始人把自己对未经测试的肽制剂的开放态度，比作他们对商业风险的容忍。
格兰特在博客文章中采访过的艾布拉姆森对此持保留意见。他对她说：“这不像投资一家有冲劲的初创公司，更像是凭一份炫酷的融资演示稿，就把钱汇给未注册的离岸空壳公司。”
“毫无根据且鲁莽”
托波尔在其关于医疗虚假信息的Substack通讯专栏中报道这类趋势，担忧人们会将GLP-1类药物的成功盲目套用到数十种未经测试、毫无关联的肽类药物上，在此过程中使自身暴露于药物污染和长期健康风险之下。
“‘自行研究’这种做法暗藏诸多隐患，”托波尔表示。“如果他们真的算得上合格的公民科学家，就该清楚科学验证的标准是什么：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与药企无利益关联的同行评审论文。而绝大多数这类肽类药物，都没有经过任何此类研究的验证。”
托波尔指出，这种业余生物黑客行为的根源，在于公众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度日渐下降，新冠疫情后，这种不信任感更是愈演愈烈。在人们对FDA失去信任的背景下，安德鲁·休伯曼、乔·罗根等健康领域网红将实验性肽类药物的使用推向了主流。其中罗根本人还接受推销“临床医生监督肽类疗法”的Ways2Well公司赞助。
2024年10月，现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承诺将终止对肽类药物的“强行打压”。（拜登政府执政期间，FDA曾对部分肽类药物销售商采取过执法行动。）不过，尽管川普政府将口服GLP-1类药物纳入FDA优先审评名单，并批准了Wegovy的片剂形式，但尚未对其他类型肽类药物采取放宽监管的措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部门“无法对未来的政策决策发表评论”。
“让疯子去尝试”
一位29岁的创业公司创始人已使用处方GLP-1类药物近两年。用药后她的体重有所下降，但副作用也随之而来——频繁出现情绪低落的波动。“我一度连起床工作都做不到。”她这样说道。（出于担心用药经历会影响职业前景，她要求匿名接受采访。相较于减肥者，通过这类药物提升工作效率的“生物黑客”们似乎更愿意公开谈论相关话题，这也反映出社会对减肥用药的污名化程度更深。）
对这位创始人而言，减肥带来的健康益处大于潜在风险。她坦言承受着职业压力，必须在镜头前保持良好形象。“我看了大量发布会视频，”她说。“现在我明确发现，那些创始人里几乎没有超重的人。”
包括这位创始人在内，多名非适应症使用肽类药物的人士都表示，川普政府在药物监管方面采取的相对自由放任政策让他们感到振奋。这一态度与巴拉吉·斯里尼瓦桑、乔·朗斯代尔等硅谷领军人物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些人曾指责FDA的监管机构过于谨慎。
但这种心态让医学专家们深感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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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41岁的安妮娅·格兰特白天是AI计费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夜晚则化身业余肽类博主。2023年，在朋友指出GLP-1药物可以缓解工作压力引发的暴食后，她开始微剂量注射司美格鲁肽。她称效果显著，自此坠入个人肽研究的"兔子洞"。
在咨询了一位运动表现医生后，格兰特又在自己的方案中加入了另外五种肽：MOTS-c、埃皮塔隆、GHK-Cu、伊帕瑞林(Ipamorelin)和亲吻肽-10(Kisspeptin-10)。她期望它们能改善新陈代谢、促进肌肉增长、改善皮肤状况、提升睡眠质量、增强精力以及激素调节等。她直接从中国制造商那里订购这些产品，每套价格在50到100美元之间（只有美国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实验室价格的十分之一），然后再额外花250美元把样品寄到捷克的一家实验室Janoshik Analytics进行纯度检测。
当被问到是否有生物学背景时，她笑了。“完全没有，”她说。像许多肽爱好者一样，她主要从口耳相传的经验、Reddit讨论串、播客以及和ChatGPT的对话中获取信息。“这就像优化搜索引擎排名，不过是另一个可供调试的参数，”她说。
还有几位创始人把自己对未经测试的肽制剂的开放态度，比作他们对商业风险的容忍。
格兰特在博客文章中采访过的艾布拉姆森对此持保留意见。他对她说：“这不像投资一家有冲劲的初创公司，更像是凭一份炫酷的融资演示稿，就把钱汇给未注册的离岸空壳公司。”
“毫无根据且鲁莽”
托波尔在其关于医疗虚假信息的Substack通讯专栏中报道这类趋势，担忧人们会将GLP-1类药物的成功盲目套用到数十种未经测试、毫无关联的肽类药物上，在此过程中使自身暴露于药物污染和长期健康风险之下。
“‘自行研究’这种做法暗藏诸多隐患，”托波尔表示。“如果他们真的算得上合格的公民科学家，就该清楚科学验证的标准是什么：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与药企无利益关联的同行评审论文。而绝大多数这类肽类药物，都没有经过任何此类研究的验证。”
托波尔指出，这种业余生物黑客行为的根源，在于公众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度日渐下降，新冠疫情后，这种不信任感更是愈演愈烈。在人们对FDA失去信任的背景下，安德鲁·休伯曼、乔·罗根等健康领域网红将实验性肽类药物的使用推向了主流。其中罗根本人还接受推销“临床医生监督肽类疗法”的Ways2Well公司赞助。
2024年10月，现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承诺将终止对肽类药物的“强行打压”。（拜登政府执政期间，FDA曾对部分肽类药物销售商采取过执法行动。）不过，尽管川普政府将口服GLP-1类药物纳入FDA优先审评名单，并批准了Wegovy的片剂形式，但尚未对其他类型肽类药物采取放宽监管的措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部门“无法对未来的政策决策发表评论”。
“让疯子去尝试”
一位29岁的创业公司创始人已使用处方GLP-1类药物近两年。用药后她的体重有所下降，但副作用也随之而来——频繁出现情绪低落的波动。“我一度连起床工作都做不到。”她这样说道。（出于担心用药经历会影响职业前景，她要求匿名接受采访。相较于减肥者，通过这类药物提升工作效率的“生物黑客”们似乎更愿意公开谈论相关话题，这也反映出社会对减肥用药的污名化程度更深。）
对这位创始人而言，减肥带来的健康益处大于潜在风险。她坦言承受着职业压力，必须在镜头前保持良好形象。“我看了大量发布会视频，”她说。“现在我明确发现，那些创始人里几乎没有超重的人。”
包括这位创始人在内，多名非适应症使用肽类药物的人士都表示，川普政府在药物监管方面采取的相对自由放任政策让他们感到振奋。这一态度与巴拉吉·斯里尼瓦桑、乔·朗斯代尔等硅谷领军人物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些人曾指责FDA的监管机构过于谨慎。
但这种心态让医学专家们深感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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