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隐名"背后:公众永恒的忧虑

自此之后,司法公开工作持续推进,“裁判文书网”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成为公开的有力抓手。与此同时,其他环节的司法公开也借助互联网技术得以进一步落地,比如一些地方法院选择社会关注度高、依法公开审判的案件进行庭审网络直播或微博直播,收获上亿次观看,极大地推进了庭审监督的公众参与。此外,最高院还陆续开通了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中国庭审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四大公开平台”,修改了《人民法院法庭规则》,全面深化司法公开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庭审直播公开渠道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对于“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作出明确要求:

(四)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进一步健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司法活动的外部监督。公开是公正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执法司法越公开,就越有权威和公信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公开取得显着成效,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普遍提高。同时要看到,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司法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商业秘密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关系日益复杂,司法公开的范围、方式、程序亟待进一步规范,既要发挥司法公开的监督制约作用,又要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正当权益。

在此之下,裁判文书公开工作更要连贯和慎重,并对每一份判决保持应有的严肃。如果说舆论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自药家鑫案开始被国内大众关注,并在此后衍生出“舆论裹挟司法”亦或“不平则鸣”的争辩,那么裁判文书公开的规范性与实效性,则是这一争辩的“前提”。


对问题的讨论首先需要问题被看见,最高院的回应迅速而果决,态度值得赞扬,但出现“隐名”问题背后的机制也需要关注。这种关注不是一边倒地肯定所有文书必须公开,而是对整个公开机制进行考量,诸如法院的现实案件数量、法官的工作压力、法律的基本要求、公众的合理期待等等,否则只是单纯要求整改,无法避免之后公开中可能发生的更多问题。公众的忧虑需要回应,但也需要理性判断,否则完全回应型的司法公开机制未必奏效。只有机制本身具有操作可能性和制约性,才能有效、稳定地长期运转。

学界有部分声音表示研究制定《司法公开法》,以法律的形式界定司法公开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或许也是一种值得讨论的思路。不过这种呼吁更多是在“隐名”当事人与代理人的维度进行权衡,至于审判员、书记员等则不在此列。归根结底,对审判工作人员更大程度地公开是监督司法工作的需要,此时的“隐名”处理,不止是对制度的一种整体性破坏,更容易让大众在直接观感上作出否定性评价,显然不足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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