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FT:战略性屈从,欧洲面对特朗普的唯一选择
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罗伯特·施林斯利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政治评论员兼执行主编。他每周为《金融时报》周末杂志撰写关于英国政治的专栏文章。此前，他曾担任《金融时报》首席政治记者、新闻编辑、FT.com网站执行主编和编辑总监。
现在，用两个词就能概括欧洲对特朗普治下美国的政策：战略性屈从。
包括英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对特朗普所宣称属于他的一切都拱手奉上，只希望他不要索求过多，并在关键问题上尽可能宽容。
这或许可以解释，欧洲对特朗普最新关于委内瑞拉和格陵兰军事与外交主张的反应，为何如此低调。尽管欧洲领导人表面上言辞强硬，但本周大部分伪装已被戳破。
特朗普的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则说得更直接：“我们是超级大国，我们会以超级大国的方式行事。”
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表示，欧洲人如今已是“无力旁观全球秩序解体的看客”。世界将被“力量所统治”，而那些哀叹国际秩序崩塌的人，“已无力再表达愤慨”。
也有人会认为，其实早已如此。美国无视北约盟友关切的例子屡见不鲜。
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里基茨勋爵提醒人们，1983年里根入侵格林纳达，就曾让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极为难堪。尽管撒切尔私下怒火中烧，但她知道必须谨慎选择与美国对抗的时机，并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
但当前的局势有几个关键差异。
第一，是特朗普政权的独特性。这位总统的帝王式核心集团完全围绕其个人及其执念运转。曾经还能通过五角大楼或国务院等渠道参与美国政策制定，如今一切决策皆出自特朗普本人及其亲信。
第二，是意识形态或共同分析框架的丧失。虽然过去也有分歧（如哈罗德·威尔逊拒绝派兵赴越南），但美国的安全政策与西欧拥有共同的世界观，主要围绕反共或后来的反恐。无需说服美国俄罗斯是威胁。
如今，特朗普的意识形态反而常常被用来对付北约盟友，他有意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价值观传播至欧洲，并削弱自由派政府。
第三，是特朗普对国际秩序的拒斥甚至蓄意破坏，而这一秩序已不再受美国主导。他眼中只有强者与弱者之分。
最后，作为一个交易型、非意识形态驱动的总统，特朗普不再相信“美德即回报”。他期待得到回报，也毫不惧怕将美国的经济力量用于施压盟友。
在缺乏共同价值观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如何应对一个善变却仍是安全保障核心的总统？
正视这些现实，有助于理解欧洲对委内瑞拉政变，以及特朗普威胁格陵兰的战战兢兢的反应。西欧领导人不会在委内瑞拉问题上浪费外交资本。他们从未支持尼古拉斯·马杜罗，而且还有更紧迫事务待办。
他们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确保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合作，而这在外交上已有一定成效。这一优先事项不容被对“失去的国际秩序”的空洞表态所破坏。
在格陵兰问题上，欧洲领导人最终发表了不置可否的声明。适度的反对或许有助于避免最糟糕的局面。美国若真对格陵兰动武，北约将宣告终结，而欧洲当然不希望走到那一步，美国其实也一样。
但很难相信，丹麦不会被迫在格陵兰问题上与特朗普达成某种妥协。第一步可能是承诺加强北约在当地的军事存在与安全部署，但如果特朗普的目标是领土和经济资源，那丹麦可能还会被迫让步更多。
这种战略排序让所有欧洲领导人都感到棘手。对基尔·斯塔默而言尤为如此。外交事务本被视为他担任首相以来的政绩之一（尽管他被讥讽为“常年缺席的基尔”，因其频繁处理直接影响英国的国际危机）。
面对要求对特朗普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呼声，他很难让公众理解当前地缘政治的现实。
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增强军事力量。这不仅符合特朗普的期望，或许还能提升他对欧洲观点的重视。但英国和欧洲都没有足够的硬实力。尽管他们谈论增加国防开支，除了德国外，几乎没有国家真正付诸行动。
斯塔默曾承诺将英国国防支出在2035年前提升至GDP的3.5%。在乌克兰问题上，英国承诺派出的兵力几乎都是纸上谈兵，这种做法根本不严肃。
除了军事力量不足之外，欧洲国家间的分歧也限制了欧盟经济影响力，妨碍了统一安全政策的形成。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远低于其潜在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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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现在，用两个词就能概括欧洲对特朗普治下美国的政策：战略性屈从。
包括英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对特朗普所宣称属于他的一切都拱手奉上，只希望他不要索求过多，并在关键问题上尽可能宽容。
这或许可以解释，欧洲对特朗普最新关于委内瑞拉和格陵兰军事与外交主张的反应，为何如此低调。尽管欧洲领导人表面上言辞强硬，但本周大部分伪装已被戳破。
特朗普的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则说得更直接：“我们是超级大国，我们会以超级大国的方式行事。”
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表示，欧洲人如今已是“无力旁观全球秩序解体的看客”。世界将被“力量所统治”，而那些哀叹国际秩序崩塌的人，“已无力再表达愤慨”。
也有人会认为，其实早已如此。美国无视北约盟友关切的例子屡见不鲜。
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里基茨勋爵提醒人们，1983年里根入侵格林纳达，就曾让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极为难堪。尽管撒切尔私下怒火中烧，但她知道必须谨慎选择与美国对抗的时机，并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
但当前的局势有几个关键差异。
第一，是特朗普政权的独特性。这位总统的帝王式核心集团完全围绕其个人及其执念运转。曾经还能通过五角大楼或国务院等渠道参与美国政策制定，如今一切决策皆出自特朗普本人及其亲信。
第二，是意识形态或共同分析框架的丧失。虽然过去也有分歧（如哈罗德·威尔逊拒绝派兵赴越南），但美国的安全政策与西欧拥有共同的世界观，主要围绕反共或后来的反恐。无需说服美国俄罗斯是威胁。
如今，特朗普的意识形态反而常常被用来对付北约盟友，他有意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价值观传播至欧洲，并削弱自由派政府。
第三，是特朗普对国际秩序的拒斥甚至蓄意破坏，而这一秩序已不再受美国主导。他眼中只有强者与弱者之分。
最后，作为一个交易型、非意识形态驱动的总统，特朗普不再相信“美德即回报”。他期待得到回报，也毫不惧怕将美国的经济力量用于施压盟友。
在缺乏共同价值观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如何应对一个善变却仍是安全保障核心的总统？
正视这些现实，有助于理解欧洲对委内瑞拉政变，以及特朗普威胁格陵兰的战战兢兢的反应。西欧领导人不会在委内瑞拉问题上浪费外交资本。他们从未支持尼古拉斯·马杜罗，而且还有更紧迫事务待办。
他们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确保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合作，而这在外交上已有一定成效。这一优先事项不容被对“失去的国际秩序”的空洞表态所破坏。
在格陵兰问题上，欧洲领导人最终发表了不置可否的声明。适度的反对或许有助于避免最糟糕的局面。美国若真对格陵兰动武，北约将宣告终结，而欧洲当然不希望走到那一步，美国其实也一样。
但很难相信，丹麦不会被迫在格陵兰问题上与特朗普达成某种妥协。第一步可能是承诺加强北约在当地的军事存在与安全部署，但如果特朗普的目标是领土和经济资源，那丹麦可能还会被迫让步更多。
这种战略排序让所有欧洲领导人都感到棘手。对基尔·斯塔默而言尤为如此。外交事务本被视为他担任首相以来的政绩之一（尽管他被讥讽为“常年缺席的基尔”，因其频繁处理直接影响英国的国际危机）。
面对要求对特朗普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呼声，他很难让公众理解当前地缘政治的现实。
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增强军事力量。这不仅符合特朗普的期望，或许还能提升他对欧洲观点的重视。但英国和欧洲都没有足够的硬实力。尽管他们谈论增加国防开支，除了德国外，几乎没有国家真正付诸行动。
斯塔默曾承诺将英国国防支出在2035年前提升至GDP的3.5%。在乌克兰问题上，英国承诺派出的兵力几乎都是纸上谈兵，这种做法根本不严肃。
除了军事力量不足之外，欧洲国家间的分歧也限制了欧盟经济影响力，妨碍了统一安全政策的形成。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远低于其潜在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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