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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坐班,年赚几十万,他们专坑小微企业
不坐班,年赚几十万,他们专坑小微企业不坐班,年赚几十万,他们专坑小微企业
陈宏旭称，当企业要见客户时，“上家”会介绍“演员”冒充客户配合应付。而这些“骗薪人”，则需要从每月骗取的底薪中，抽取一部分作为“中介费”交给“上家”。
陈宏旭介绍，包括李畅在内的部分“兼职”人员，涉案行为集中发生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即便被企业辞退，“上家”还会指导他们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索要额外的经济补偿。
“李畅只做了一年多就收手了，之后将近两年时间里，他再也没碰过这类事情，没想到还是被警方追查了出来。”陈宏旭说道。
“很多被害公司都找不到了”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包括林欣、李畅在内的多名涉案“职业骗薪人”，在入职、骗薪的全过程中始终未被察觉，直至骗局全盘败露才浮出水面。
“这类行为其实挺隐蔽的，但他们多在同一城市，甚至专挑同一行业下手。圈子里的老板们或多或少都互相认识，只要有人踩坑，很快就能揪出一串。”陈宏旭分析称。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职业骗薪人”将企业的招聘漏洞转化为牟利工具，已形成了规模化、链条化的诈骗模式。
公开信息显示，上海是全国首个公开通报打击“职业骗薪人”典型案例的城市。2025年3月，以杨某某等人为代表的180余名涉案人员，在上海被判处11年3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据官方通报，2020年1月至2023年2月，他们通过提供虚假的学历证书、工作经历等材料入职企业，以虚构拜访客户记录、雇佣专人冒充高净值客户等方式，骗取公司支付薪资或业务报销款项。该系列案诈骗总金额达3400余万元，被骗企业共300余家。
审计数据更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人累计入职公司16家至144家不等，部分被告人单月同时入职达17家，骗取薪资最多达200万余元，达50万元以上的有32人。
检察机关累计为受害企业挽回经济损失2500余万元。该案例入选上海市检察机关轻微刑事案件办理优秀案（事）例，入围“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优秀案（事）例，同时被央视新闻以专题等形式深度报道。
在沈建峰看来，“职业骗薪”现象对市场生态的破坏力不容小觑：一方面，受害主体多为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初创企业，一场骗局就可能让其陷入生存危机；另一方面，这类行为会加剧企业的用人戒备心，进而抬高正常求职者的就业门槛。
“警方后续调查时发现，很多被害公司都找不到了（联系不上了）。”陈宏旭也提道。
企业主范生就曾疑似遭遇过这类骗薪骗局。“一名员工通过招聘广告入职，我们给了两千多底薪，对方主动提出不要求缴纳社保。”
他的公司会通过钉钉打卡拍照等方式追踪员工外勤情况，从照片来看该员工确有拜访客户的记录，但一直没有任何业绩产出。
更关键的是，范生意外从该员工的朋友圈发现，其曾“拜访”过一家与公司业务毫无关联的企业，由此猜疑对方可能同时为多家公司工作。
由于担心取证困难，范生在员工入职不到两个月时将其辞退，并未选择报警。
在范生看来，职业骗薪行为会给企业带来多重损失：除需支付骗薪者底薪外，公司还要承担推广样品损耗、办公设备使用、差旅补贴、业务培训等直接成本，更会面临业务延误、客户流失等间接损失。
他坦言，多数公司很难为普通销售岗位员工开展细致背调，除非是经理级别，否则光靠打电话，根本难以核实简历信息的真实性。“出现这种骗局，有的企业主都不敢招聘员工了。”
另一位企业负责人也向中国新闻周刊印证了这一痛点：“职业骗薪人最偏爱瞄准创业公司。这些公司刚起步，各项体系还在搭建阶段，骗薪者只要假意推进业务进度，就能轻松糊弄两个月，正好钻了企业发展初期的管理空子。”
“量变导致质变”
2024年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市场规范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探索加强求职者职业信用管理，对涉及职业骗薪等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行为，将协同有关部门依法实施信用约束。
“骗薪类案件总的来说是比较少见的诈骗类型，之所以少见，原因就在于劳动者同时在多家公司任职的情况多属于劳动争议范畴。”一名“骗薪者”辩护律师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劳动法并不禁止多重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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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旭介绍，包括李畅在内的部分“兼职”人员，涉案行为集中发生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即便被企业辞退，“上家”还会指导他们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索要额外的经济补偿。
“李畅只做了一年多就收手了，之后将近两年时间里，他再也没碰过这类事情，没想到还是被警方追查了出来。”陈宏旭说道。
“很多被害公司都找不到了”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包括林欣、李畅在内的多名涉案“职业骗薪人”，在入职、骗薪的全过程中始终未被察觉，直至骗局全盘败露才浮出水面。
“这类行为其实挺隐蔽的，但他们多在同一城市，甚至专挑同一行业下手。圈子里的老板们或多或少都互相认识，只要有人踩坑，很快就能揪出一串。”陈宏旭分析称。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职业骗薪人”将企业的招聘漏洞转化为牟利工具，已形成了规模化、链条化的诈骗模式。
公开信息显示，上海是全国首个公开通报打击“职业骗薪人”典型案例的城市。2025年3月，以杨某某等人为代表的180余名涉案人员，在上海被判处11年3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据官方通报，2020年1月至2023年2月，他们通过提供虚假的学历证书、工作经历等材料入职企业，以虚构拜访客户记录、雇佣专人冒充高净值客户等方式，骗取公司支付薪资或业务报销款项。该系列案诈骗总金额达3400余万元，被骗企业共300余家。
审计数据更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人累计入职公司16家至144家不等，部分被告人单月同时入职达17家，骗取薪资最多达200万余元，达50万元以上的有32人。
检察机关累计为受害企业挽回经济损失2500余万元。该案例入选上海市检察机关轻微刑事案件办理优秀案（事）例，入围“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优秀案（事）例，同时被央视新闻以专题等形式深度报道。
在沈建峰看来，“职业骗薪”现象对市场生态的破坏力不容小觑：一方面，受害主体多为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初创企业，一场骗局就可能让其陷入生存危机；另一方面，这类行为会加剧企业的用人戒备心，进而抬高正常求职者的就业门槛。
“警方后续调查时发现，很多被害公司都找不到了（联系不上了）。”陈宏旭也提道。
企业主范生就曾疑似遭遇过这类骗薪骗局。“一名员工通过招聘广告入职，我们给了两千多底薪，对方主动提出不要求缴纳社保。”
他的公司会通过钉钉打卡拍照等方式追踪员工外勤情况，从照片来看该员工确有拜访客户的记录，但一直没有任何业绩产出。
更关键的是，范生意外从该员工的朋友圈发现，其曾“拜访”过一家与公司业务毫无关联的企业，由此猜疑对方可能同时为多家公司工作。
由于担心取证困难，范生在员工入职不到两个月时将其辞退，并未选择报警。
在范生看来，职业骗薪行为会给企业带来多重损失：除需支付骗薪者底薪外，公司还要承担推广样品损耗、办公设备使用、差旅补贴、业务培训等直接成本，更会面临业务延误、客户流失等间接损失。
他坦言，多数公司很难为普通销售岗位员工开展细致背调，除非是经理级别，否则光靠打电话，根本难以核实简历信息的真实性。“出现这种骗局，有的企业主都不敢招聘员工了。”
另一位企业负责人也向中国新闻周刊印证了这一痛点：“职业骗薪人最偏爱瞄准创业公司。这些公司刚起步，各项体系还在搭建阶段，骗薪者只要假意推进业务进度，就能轻松糊弄两个月，正好钻了企业发展初期的管理空子。”
“量变导致质变”
2024年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市场规范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探索加强求职者职业信用管理，对涉及职业骗薪等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行为，将协同有关部门依法实施信用约束。
“骗薪类案件总的来说是比较少见的诈骗类型，之所以少见，原因就在于劳动者同时在多家公司任职的情况多属于劳动争议范畴。”一名“骗薪者”辩护律师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劳动法并不禁止多重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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